蛛网般的电线拦截了视线,我的目光无法与苍穹对话。胡同还在以曲线和斜角匍匐前行。阳光白花花地爬在水泥地上,也刺进我的脸,其前锋直抵神经中枢,尾部则淌成汗花。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我念叨着这个地方,仿佛一个游击队员,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部落里苦苦寻觅。不时突突地追上来一辆电动车,或者迎面扭秧歌般过来一部小汽车。间或有收破烂的蹬着三轮车在哪儿吆喝。想不到当年的贫民聚集地,迄今保留着旧时面貌。只是,那个蜗居胡同里写《纪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的先生,再不会行色匆匆出现在这狭仄的地方。

猛然发现右侧闪出一个院落,悬挂着“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牌匾。门口,有先生的照片,墨凝似的胡须,永远严峻凛冽的目光。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告知,今日周一,闭馆。我一时无措,却不肯立即转身离去,久久伫立在原地,希冀有回旋的余地。

奇迹没有发生。

我只能守着一条残留着旧光阴的胡同。市声起起落落。阳光准确地扑落在那个三开间的四合院里。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绍兴人鲁迅携母亲及名义夫人朱安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度过了一段“北漂”岁月。春天是最闹的时候,丁香、黄刺梅、碧桃、榆叶梅招蜂引蝶,暗夜、白昼满满飘着馨香。先生的眼睛自然看得见这人间的妩媚,先生的眼睛更看见了丑恶和不平。一篇篇檄文,在客厅后的“老虎尾巴”里诞生;一支支投枪,从西三条胡同射出。白花花的日光,多么像激流过后的静水,留着抗争的痕迹。

鲁迅先生是于九十二年前的夏天搬进西三条的。自从与周作人夫妇交恶后,先生访遍各种胡同,以其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只能选择这个人力车夫、赶骡子车的苦力杂居的小胡同里。鲁迅花了半年工夫,从房屋设计到请工匠,甚至到配置玻璃,无不亲力亲为,终于拾掇出一个简陋但可以挡风遮雨的小小港湾。那段时日,北京城风雨如晦,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接踵而至,殷红的血流淌于街头,触目惊心。西三条胡同尽头的那盏油灯萤火如豆,先生拍案而起,鲜明地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我徜徉于胡同之中,猜想着那四合院里的往事。幽暗的历史天空下,隐现着先生佝偻的背影,周老夫人慈祥的面容,还有朱安沉静如潭的目光。没有谁去劝阻先生冒险的口诛笔伐,只要先生痛快,老夫人和朱安没有一句怨言。先生守着陋室,解析着旧中国的病,给国民们开着药方。夹杂于人流中,也没有什么人去更多地关注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他们也决计不会想到,这个男子鹰一般的眼睛迄今令人如同芒刺在背。

西三条的四季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过往的人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我,也是一页书里的某个字词,翻过去。

先生的目光,在胡同里构成曲线和斜角,继续阅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