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父亲的病床斜对的那间病房房门敞开着，里面那个男人常常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散淡地靠在门口，或者搬一张凳子坐在门口，看手机，看走廊里来往的人。病房里断断续续传出一个老人的呻吟，男人要么不理，要么转头朝向病房，高声说：“要死就快去死，哼哼有个屁用，告诉你没人来看你，除了我，没有人。”男人看我在看他，说：“快死的人就这样，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他以为他是谁？有张床给他躺着等死，已经几好。”男人踢开凳子，起身到走廊的尽头，点燃一根烟。老人的呻吟接着忽断忽续。

开水房在走廊尽头，我给父亲打开水时路过病房，看见里面一共三张床，两张空着，空床的病人多半和父亲一样，没事在家，打针输液时才出现在床上。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人，上半身挡在墙后面，看不见，只能看见两条腿，脚尖朝上，枯瘦，骨头突兀地挑起皮肤。

几天后有张病床空了出来，我把父亲转进病房，不再在走廊上守着父亲输液，此后没再看见男人，没再听见老人的呻吟。老人是不是在那几天死去，不清楚。他是否实现了关于吃或被探视的愿望，也无从得知。某天我再次经过那间病房，看见靠墙的病床上已经换上另外两条腿，陪床家属是个女人。女人看着床上的病人，眉头紧锁。

父亲搬进病房，邻床是个老人，家住附近。老人脚肿，两条腿肿胀如鼓，上面布满黑褐色的斑点。老人没人陪同，自己提一只袋子，一个人来，输完液，又一个人走。老人说话喘气，但很健谈，父亲和他有一句没一句说话。渐渐相熟，知道老人姓蔡，说起来是与父亲的一名战友同村。于是聊起更多人和事，谁死了，谁没死，谁也快死了，等等。

父亲对死不陌生。那年夏天，父亲在晒坪上突然倒地。我们以为是中暑，送医院，才知是脑出血小中风。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照看父亲。有天晚上我陪父亲，我看见，惨白的灯光下，生命像阵风，几日前都还强悍的父亲，还呼呼喝喝的父亲，和母亲争斗不已的父亲，转眼就成了一具沉默衰朽的残躯。几天后，父亲从昏迷中醒来，算和死亡擦肩而过。医生说，这次命大，只是小中风，再来一次，就没这么简单。

数日后的某个早晨，我扶父亲走进病房，发现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老哥好早，父亲说。老人侧头看了父亲一眼，两眼重新盯着天花板，没说话。过了片刻，老人说，死又怎么样，七十多了，什么没见过，死就死好了。我和父亲一时愣在那里，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老人第二天就没再来，留下一张空床，等待下一个人补上。这是医院，生和死，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生还是死，如同翻转一块硬币。

医生进来，为父亲量血压，按压父亲的双腿。情况不错，父亲的血压降了下来，肿胀的双腿稍微消退，复原已经没可能，但可以出院。以后坚持用药，不喝酒，不抽烟，不大量喝水，能多活几年。

我问医生，能多活几年？“这哪说得准，”医生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我不知道医生懂没懂我的意思。父亲嗜酒、嗜烟、嗜茶。是不是因为嗜酒导致高血压，难说。要父亲彻底戒酒，没可能，少喝点可以。彻底戒烟也不大可能，但要他从此不抽得太凶，问题也不大。但父亲这辈子都泡在茶里，一得空就茶不离手，一壶喝空立马满上一壶，限制父亲喝水，是要推倒父亲七十多年建立起的生活，基本没可能。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活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多活一年和两年，五年和十年，有什么区别？说到底，父亲接下来究竟该为谁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