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风
◎朱法元
如今的山乡，除了春节期间，平时确实很宁静。穿村过寨，田野里鲜见农人——现在每年只种一季，且耕田打谷都有机械，除草灭虫都是药剂，农民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了；村头巷尾鲜有孩童——生的越来越少，有的随打工的父母去了远方，剩下的是少数留守儿童。山乡里真的成了妇女、老人们的天下，而他们的生活，几乎就是一件事：打牌。
打牌之于乡人，已成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三四个人凑到一起，立刻就是一桌麻将或纸牌。就连我这样不常回家的游子回来了，亲朋好友来看看陪陪，几分钟不到，便又坐到了牌桌上。名为陪我，实则成了我陪他们打牌，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半日甚或一整天。我在旁边尴尬地看着，他们为了不冷落我，也会边打边和我拉几句家常，但此时他们的全身心已经投入到了牌上，和我说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对话，实际上成了一种负担。我自是觉得索然无味，勉强站上几分钟，便也借个故，逃之夭夭了。
我于是对那些因打牌误事的传说深信不疑，比如耽误了做饭、耽误了农事、耽误了赶车，甚或耽误了救火、耽误了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等等，都极有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事件，说是一个母亲因迷恋麻将，听到自己五六岁的小孩失足落水，别的小孩三番五次呼救，她都置若罔闻，结果造成惨剧。原来这牌桌上的粘力如此强大，委实令人费解。
山乡人打牌，有三种工具，即麻将、扑克和王府。
麻将的打法全国各地大同小异，都是“修长城”式，以组合“和牌”决输赢；扑克一般打的是斗地主和二七王；王府又称“上大人”“纸牌”，由“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二十四个字构成，每字四张，整副纸牌共九十六张，所以又叫“九十六”，按八组排列，亦以“和牌”定输赢。
究其根源，我们祖宗发明这三种工具的初衷，均属娱乐消遣。麻将的起源虽有多种传说，如起源于麻雀牌、叶子格戏、马吊牌和郑和下西洋等，相比之下，我还是倾向于“郑和下西洋起源说”。想想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海上漂流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是何等枯燥乏味、百无聊赖，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搏风击浪，与死神抗争，时间长了，日子怎么打发？于是官兵中忧郁致病的有之，自杀的有之，打架甚至杀人的有之，趁船队靠岸时想逃跑的亦有之。郑和心里一定清楚得很，此时靠命令、惩罚等“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发明一些消磨时间、调动兴趣的玩意儿，才能拢住大伙儿的心，使之打起精神，提高斗志，保障航海之旅一路顺风。于是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以一百多块小木片为牌子，以舰队编制、船上火炮、奖励数额等为序，分别按各自称谓刻了1—9 个“条、筒、万”，以航海最需注重掌握的风向为名，刻了“东、西、南、北”四风，以一年四季为名刻了“春、夏、秋、冬”四块花牌，以赢者得中、获奖发财、输者空白之意刻了“中、发、白”，制成之后，发给各船官兵玩耍。这样，初期的麻将便应运而生了。扑克的产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愁，发明了纸牌游戏，还是荷兰人把纸牌带到海上供船员们消遣；也不论是用于正规竞赛的桥牌，还是斗牛、扎金花、推锅、牌九、三公、斗地主、跑胡子、六胡抢、比大小、拖拉机、德州扑克等听着令人头昏的许多种技巧，都属于文化娱乐的范畴。
至于王府，即“上大人”，则更有一种启蒙教化的功能包含其中。它最早起源于湘鄂渝一带，是土家人用来教育孩童的识字课本。二十四个字九十六张牌，其实就是在讲述大圣人孔夫子的教育佳话。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姓孔，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是己巳年的，这样就构成了“孔乙己”；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个学问最好的人，可不就是“化三千，七十士”么？而七十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这就叫“尔小生，八九子”；他要他的学生都做好人，遵循仁义礼智信的规矩：“佳作仁，可知礼。”发明者将这二十四个字写在纸牌上供人娱乐，使人们感悟到其中的人文情趣和义理教化，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样的寓教于乐中，平淡自然地得到了广泛传承。
由此看来，这三种工具确实都是娱乐身心的玩物，本无可厚非。在以前的年代里，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好像并没有怎么凸显过。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见过民国时期的官太太、富太太们打麻将，就是电影《色戒》中的那种，几个闲得无聊又富得流油的女眷们，在又好玩又能勾起赢钱欲望的刺激中，消磨着无尽头的时光。但那也仅是在很小的群体中进行，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消受的。到新中国成立后，麻将也归入了“黄赌毒”之列，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不见露面。在我的记忆中，青少年时代还从没见到过麻将实物。扑克倒是非常普及，在过去的农村，孩童们每每放下书包，或是放好牛羊，便拣个角落，或大门边上，或老樟树下，只要有块石头，几个小毛头就席地而坐，展开角逐——须知他们是没有桌凳之分的，往往一副扑克也从崭新的打起，直打到破旧不堪还不肯释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与小姑娘跳皮筋、跳房子一样，愉快地度过一段属于他们的无忧时光。遇上雨雪天，一些年轻人也会凑在一起玩上两把，不过玩的并不多，他们多数时间还是在忙着打草鞋、修犁耙等，为晴好天气下地干活做着充分准备。那时，扑克的打法也很简单，无非是接龙、争上游、升级等两三种，后来才不断发展到拖拉机、斗地主、二七王等，单纯的游戏也逐渐从钻桌子、贴纸条演变成了赌博性的博弈。
从前听到“穷有穷的忧愁，富有富的烦恼”的说法，总是不屑一顾，心想，没饭吃、没钱花才是烦恼，富有了，乐都乐不过来，有何烦恼？现在看来，那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如今的山乡，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可不真是富了么？“打工有钱赚，作田不驮嗨（不累），不愁衣食住，就愁冇处戏。”以前文化活动单调，人们却有个盼头：放场电影像过节，爬山越岭几十里也要去看，一个片子反复看也不厌；有场花鼓戏、宁河戏，更是稀罕不已，就是“文革”中的现代戏，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年关，便都盼着戏花灯，那锣鼓一响，鞭炮一鸣，全村人立马围在地场上。有些年轻人还嘴上叼着烟，肩上坐着细伢仔，跟着跑几个村庄，就连平时听讲古、打剁嘴、拖禾桶打呜呼，也都屁股夹得线断，劲道懵大。可现在的文化生活，说丰富确是丰富，一台电视机，把影视、戏曲、音乐、综艺、新闻等，恁是把什么明星、大咖，高档的、前卫的，统统一网打尽，再想回到从前玩的、看的，就没有兴趣了。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电视，又把人们看得腻歪了，年轻人又把兴趣转到手机上去了，于是那些无聊的中老年人便转向了麻将扑克，带着钞票，带着赢钱的欲望，一头扎进了牌桌。
我真的惊讶于牌桌的巨大魅力。记得有一年央视名嘴白岩松“损”了一下成都，说在飞机上听到“哗哗”的麻将声，就知道成都到了，于是成都人打麻将出了名。现在看来，成都人算老几？走到山乡，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牌局！人不分男女，时不分昼夜，季不论夏冬，钱不论多少，打牌简直成了一种职业、一个嗜好、一身重瘾，不可遏止。有时我也好奇地问他们，这牌桌怎么如此有吸引力？他们说，不打牌你叫我们干什么呢？想想也是，现如今农村人闲得发慌，很多人几乎一年到头不需要也不愿意下地劳动，就连蔬菜也不种了，宁愿花钱去买那些大棚种植的用农药化肥催生出的菜吃。以前的炊烟早不见了，烧火做饭从砍柴到烧煤再到用天然气，与城里一样，需用的劳力就是拧一下开关。就是有些人意识到动少静多，身体健康开始受到威胁，便也学习城里人，早起跑步，晚跳广场舞，那也是一两个钟头的事，大量的时间还是要消耗在牌桌上。加上如今都不差钱，赢了心里高兴，输了也不很心疼，这吸引力倒是慢慢在增强，打牌的劲儿不断地在增大。
这一道牌桌风景，从二十世纪末以来，恐怕已经遍及全国各地，风行所有乡村。无论走到哪里，最常见、最普遍的休闲活动，就是打牌，好像除了打牌，就无事可做、无处可去似的。任何事物，一旦成了风，且范围广、时间长，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就会成为一种风俗，流传深远。对中国的牌风，我不好做出评论。说它不好吧，它基本上不违法不乱纪，虽然多数具有赌博性质，但总体上还是以娱乐为主的，有钱的多打，没钱的少打，既不危害社会治安，也不妨碍社会稳定。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很多地方的老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都配备了数量可观的场地和牌桌，为中老年人提供打牌的条件，可见这种活动也已为有关组织所认同。说它好吧，这牌风一起，经久不衰，却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牌风盛行，使一些牌瘾重的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久而久之，各种疾病便找上门来，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麻将综合征”，对身体很有害处。还有一些不良分子，见机打起了歪主意，设置赌局，赚老年人的钱。他们走村串乡，穿插于牌桌之间，先以小利引诱老年人上钩，然后逐步把赌注加大，利用老人们眼花手慢的特点，使出手段，像抽水机一样吸干老人们的钱财。他们赚了打牌人的还不够，还要引诱旁观者，搞一种叫“滴麻油”“押砣子”的把戏，也就是看的人在旁边押赌注，打牌人输了，他们便也跟着输钱。村人说，现在山乡有一个怪圈：年轻人在外打工赚几个苦钱，一片孝心寄给父母；父母节衣缩食舍不得花，却在牌桌上大把大把地挥霍，都被那些流民浪子赢了过去；手中没钱了，还是靠打工的子女寄来血汗钱。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不知何日是尽头。
这不能不使人陷入困惑。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牌风归罪于赌博，可又怎一个“赌”字了得？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赌博就已经是一种极为盛行的娱乐活动。公元前3000 年就出现了掷骰子游戏；从“永动机”演变而来的轮盘赌，经过上百年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热门的赌博游戏；如今赌城几乎遍及全球，著名的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中国的澳门、南非的太阳城、摩洛哥的蒙地卡罗等，不说妇孺皆知，也绝对是家喻户晓。几千年来，赌博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启发数学家创造了概率理论，它给文学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它甚至告诉哲学家一个命题——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世界是一个大牌局，整个人类都遵循着一种同样的游戏规则。赌博最早只是人类纯粹的游戏消遣，只有当它与功利意识合流的时候，才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赌博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人类深层精神活动的体现，更是一种竞争，一种对自我判断的比赛，一种人性弱点的膨胀。若从深层次思考赌博，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当今风靡全国的牌风呢？
我不由得把思绪倒回到千年之前，然后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寻太平盛世的乡村景象，看除了打牌赌钱，还有哪些不同。
先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吧。《诗经·七月》中，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记述，那种悠然农桑、尽享劳动之趣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东晋的陶渊明，宁愿弃官不做，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与农人“过门更相邀，有酒共酌之”的日子，不是很惬意么？
在初唐王维的《渭川田家》中，乡村画面是这样的：“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你看，斜阳下，牧童、老者、妇女，以及农民们扛着锄头在一起闲谈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王驾的《社日》中，“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描述太平盛世的乡村社日，俨然有“小康社会”的景象。宋朝翁卷的《乡村四月》，以白描手法展示了一幅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从景和人的对应中，交织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宋朝人的茶余饭后不愁没有休闲活动，斗蟋蟀、捶丸、商谜、马球、相扑在宋朝都很流行。当然最有名的全民运动当属蹴鞠，“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是城里人的场面；而“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则描画出了农村人对蹴鞠的热情。就是元朝，对盛世景象的展现，也屡屡见于时人散曲。就连明朝人贾仲明也称道不已：“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杜仁杰的一首散曲《耍孩儿》，曲中真实描述一个庄稼汉看戏的情形，开篇就写道：“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曲中的庄稼汉口袋里有了钱，不但“来到城中买些纸火”，而且还要去看戏，看到精彩处“大笑呵呵”，谁知人有三急，到后来“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但是戏很精彩，舍不得离开，于是“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颓笑杀我”。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考察史上各个太平盛世的民众生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打牌赌博成风的记述，而骚人墨客们描写得最多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尤以曲艺、山歌、地方小戏、民间体育、民间艺术等文体活动为甚。这些活动的形成，最初自然是人们在劳动中自发地表达，可长此以往，必有教化蕴含其中。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离开了当政者的倡导、鼓励、组织、推动，良好的民风民俗是难以形成的。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休闲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什么东西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玩什么。文化花样多，活动丰富，他们就会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久而久之，不仅能培育出优秀的风尚，还能涌现出杰出人才，产生各具特色的地方风俗，进而形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之，文化生活单调枯燥，无事可乐，无处可玩，牌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了。这样看来，牌风的兴衰，却反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发深刻的社会思考，不能不引起各层级的高度关注。
据说夏禹的属下仪狄发明酒后，“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我就想，大禹喝酒的时候，既然感觉“味道好极了”，为什么又做出那么可怕的预言呢？可见一样东西问世，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看怎么使用。孙思邈发明了火药，用得好时成了夜空绽放的美景；用得不好就成了杀人武器。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了核裂变现象，后人用于建造核电站、核动力船只等，就有益于人类；而用于制造核武器，就是人类的灾星。饮酒恰到好处，就是消愁解忧、提神醒脑的美味佳肴，还能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如若过量，就会伤身害体，因酒误事，严重的可不就是亡国丧邦么？由此可见，麻将也好，纸牌也罢，本身于人并无害处，只是与一“贪”或“欲”字结合，才会有伤风化，贻害社会。善良的人们，总是期望有一种力量，能够遏制人的贪欲，净化人的心灵，让社会变得纯净，让世界变得美好！
我从电脑里抽身出来，耳边却又传来了“哗哗哗”的麻将声。
发表于《百花洲》201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