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没有很要紧的事情的时候，家庭需要什么开销，父亲会打发我去三四里地远的大队所在地张家购买。花了多少钱，找回多少钱，点点滴滴的，父亲每次都交代我务必索要发票。
有一次我在张家碰到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他突然跟我较起劲来，我只好低头不说话。我在母亲面前的威风跑得无影无踪，甚至我的坏心情都没有心思坏起来。
那天，我办完父亲交办的事正在张家某一处的马路边上做短暂的休息，公社党委书记比我大一两岁的很帅气洒脱的大儿子，突然冲我放在地上的蛇皮袋狠狠地踢了几脚，踢过之后指着我严厉地数落一番。上来几个围观者，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着，不吭声。就算知道怎么一回事，估计也没有人会在公子哥面前打抱不平。
我们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小，但是有关公社干部的情况还是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这位公社党委书记的老婆和他几个上过高中或者初中的儿女都在公社所在地的各种单位显山露水。全公社是个更大的圈子，圈子的主人党委书记有能力掌控家人的命运。正如大队干部都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教书育人，也正如我的父亲可以将我安排在责任田里劳作。不同的圈层有不同的主人，在我家，平时物件是不能标记我的名字的，因为父亲才是主人。
在公子哥的辱骂声中，我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县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的是这位公子哥和他媳妇虽然只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是他主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并做了节育手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也没有写过这个报道，后来了解到是邻村的一位友人写的，并且带了我的名字。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我像面临一头突然闯过来的猛兽，手脚不知道怎样安放。我基本没见过什么世面，从学校到山村，然后再也没有走出过村子。我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江湖”，我也没闯过江湖。大公子继续猛踢我的蛇皮袋，说，你会写，是吧？你会写，是吧？我也不知道大公子为什么会对关于他的报道伤透了脑筋。我孤立无援的时候，一位已经退下来的大队张姓老干部，应该是看不下去了，出面将大公子哥劝走了。我屁都不敢放一个，灰溜溜地向自己的村子走去。
我想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也想唱《少年壮志不言愁》，但是终究没有发出声响。我感觉头上的紧箍咒愈来愈紧，我习惯性地抬眼看天上的云海，一只怪异的猛兽正张着血盆大口。田间窜出一只青蛙，他以为我没有恶意，鼓着腮帮要跟我说话，我狠狠地伸出一只脚，迅速踩过去，青蛙落荒而逃。我发现路边的田里有一株得意飘逸的稗草，我冲上去，将稗草拔起来，然后将它倒转身子反压在泥田里，我知道，这株稗草从此永不得翻身。
有时候我也会在村子里碰到兴无，他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着两桶或者四桶菜油笑呵呵地走向村子南面的机耕道。兴无的父亲在作田之余还开了一家榨油作坊，作田不是很忙的时候，兴无走村串户地上门用菜油换菜籽。换来的菜籽榨成油，油再换菜籽，如此利滚利，反复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成。虽然大家同在一个圈子里过日子，门道却也各有不同。有开屠卖猪肉的，有上门做手艺的，也有买了机器机米的，好比学生考试的作文题目相同，作田主题相同，但是怎么行文各有各法。我家的作文从主题到行文，父亲都在十几亩责任田里铺排开来，稳稳妥妥，不偏不离，我无从下笔。我与兴无友好地打过招呼后，各自背道而行，兴无目标明确，我也难得清闲，扛起锄头下地。
遇到老普是比较好玩的事情。老普比我父亲年长一岁，小时候他们一起上过学。但是每次捉弄老普的基调大体相同。我说，老普，你今年多大了？老普笑嘻嘻的，扯着嗓子回答，你父亲多大了？我比他大一岁，比王医师小一岁。老普永远不知道我父亲和王医师多少岁。在说笑声中我们擦肩而过，老普腿脚一拐一瘸的。娘老子过世后，老普一直跟着兄长过活，老普不白吃，能做一般的活计，至于放牛、砍柴、挑水，更不在话下，基本上是老普包揽下来。早前，老普有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时候，兄长气狠狠地操起扁担猛打，上了年岁以后，兄长不打老普，但言语依旧是狠辣辣的。家中琐事谁是谁非，旁人懒得理会，而老普家吧，道理自然在操扁担者的手上，旁人也无法理会。老普无所谓，反正单身一个，该干吗干吗。没有人想要主宰老普的命运，老普自己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我很崇拜老普的空白，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填补自己的空白。我比不了老普的原生态。
吴国和时不时地来我家小住几日。他再次在我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做点自己的事情。
离我家近三十里路的吴国和，高中毕业以后同样地蒙着眼睛瞎混，做什么，怎么做，一片茫然。我们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好些年同睡一张床铺，很要好。我们共同的想法是想做一些事，与作田无关的事。吴国和很乖巧，我的父母都很喜欢他。尤其是父亲，夸他字写得好，高中毕业生，水平也不错。他还经常很起劲地帮我们下田做事。所以吴国和在我家还是蛮有市场的。
吴国和再次在我家出现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贩卖干鱼。我煽动他从他老子那里要了一百元钱，这一百元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两三个月的工资。我说，我们最终会赚大钱的，吴国和不表示怀疑。我说，一个人去县城，是不是开支要省很多？吴国和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美好的关于赚钱又变钱的梦想彻底夭折了。
我大概是初次到鄱阳县城，但找到批发干鱼的人家并不费事，最后在一家鱼老板那里打了货，两蛇皮袋。我心里盘算，回去以后，一斤加两块钱，这一趟就能赚七八十块，真是不得了，做生意真是不得了。
我起劲地挑着干鱼赶往车站。街市上人来车往很热闹。街头的广播正在播报“本站新闻”。听到广播，我想到了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也是在县广播站做记者，但是高加林最后还是不得不无奈地退回自己的老家继续过着和我一样的耕种生活。高加林到底还是潇洒地走了一回，我没法跟他比。
我在路过县城五一礼堂的时候，忽然被一位操着普通话的年轻人叫住。县城的人都说本地话，他应当是外地人。一番交谈之后，这位外地人说急于赶车回去，希望我的干鱼能转给他。他说，你买来多少钱一斤啊？我说四块多钱，其实才两块多一些。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机智的。他说，这样吧，我实在没时间，我出五块钱一斤。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我接过并数过确实是两百块钱之后，外地人再抽回去说，再算算吧，最好我们谁都不要算错。他迅速算过一遍，说，没错，两百块，然后塞到我手里。我抓住钱，迈腿就走，然后直奔刚刚我批发干鱼的人家。我确信彻底甩掉那个外地人了，才偷偷地数着得来毫不费功夫的收获。我想着吴国和知道这个意外的收获之后，不知会怎样地手舞足蹈呢。然而，我反复算了好几遍之后，确信自己受骗了——到手的其实只有三十几元钱。
死瘪瘪地回到村子以后，我很镇静地将事情的经过向吴国和描述了一番。吴国和点点头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还没有发起冲锋，就被突然降临的炮弹炸晕，我看到了包围圈的铜墙铁壁。我除了若无其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父亲后来知道这件事之后，肯定地告诫我，不踏实作田，我的出路会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