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依然记得那些无所事事的夏天，在南康乡下、赣江上游边生活的夏天，这夏天里的一切和我一样无所事事。

那些在烈日下愣怔的房子、池塘、稻田和树，田埂边萎靡的喇叭花，窝在屋檐下瞌睡的猫，在碎叶间乘凉的青枣，一切都像画在纸上的静物，那么寂寞无聊。热气腾腾的午后，水泥马路面色惨淡，灼烫的光线把路人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有看不见的泥沙在上面睡得正香。忽然一辆摩托驶过，高速转动的车轮带起一阵风，那些沙子就会愤怒地跳起来，咒骂几句，然后无力地落下来，继续它们的美梦。之后就是一片废墟般的静。静，却不空洞，而是饱含高亢而尖锐的分贝，它们混淆在午后的空气里，像一杯勾兑了大量酒精的开水，一刻不停地往耳朵里倒灌，早已使它丧失了知觉。

如果仔细去听，还是可以分辨出这安静里的成分——其中，知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音色。我家门前不远有个茅房，茅房边是一块不大的树林，一到夏天，知了就在那里聚会、欢唱，它们在每棵树上都安了个巨大的喇叭，树与树之间彼此呼应，把空气折腾得扭曲变形。白天，知了的叫声还是很规律，鼓足了劲，一顿一挫，叫得很有力度，音段窄而密集。到了傍晚时分，声音就开始有点疲软，不再高亢，叫一声，后面便拖着长长略微起伏的尾音，直到力气耗尽，音色形同鬼叫，吓得我们不敢靠近那片林子。

和知了的嘶鸣相比，另一种声音就显得有点小众而癫狂。发声装置也完全不同。声源散落在村里大大小小的家具厂房里。灰白的墙面，魅蓝的棚顶，一架长满锋利獠牙的切割机在里面鼓腹而歌。和知了独立随性的演奏方式不一样，它的欢唱必须有木头和至少一位木匠的配合。说得文艺点，木匠才是演奏会的灵魂人物，切割机和木头只是他的乐器。在他的指挥下，一根粗壮滚圆的杉木被拆分成一块块平整修长的木板，板再肢解成块。在这个过程中，木屑四溅，音符般在鼓突的厂棚顶下乱舞。我听到木头被锯齿贪婪地撕咬，整个夏天我的耳朵都泡在这样的声音里，它混迹在知了没完没了的欢唱中，以掩盖它的残暴与乏味。

这时候我在干吗呢？可能泡在哪本书里，或者在老厅堂的方桌上吃力地临帖。那是十年前的夏天，我迷恋王羲之与怀素，迷恋那些飞白的线条，我沿着那些飞白的路线漫无目的地旅行，知了与木头的尖叫在窗外，在村庄的上空，作为我枯燥的日子背景而存在。这个背景是如此宏大、不安、焦躁，我却几乎忽略了它们。没有想到，多年后，当我回望那个夏天，它们却构成了记忆最透亮的一条甬道。首先从里面走出的，是我的一位从初中同学关系发展而来的女性朋友。她高考落了榜，没去复读，有几年就待在她父亲开办的家具厂里，帮衬着干点杂活。那个家具厂离我家不远，但她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不愿我深度介入她的空间，那个充斥着木头惊叫的脏乱驳杂的空间。我们每次见面都约在潭口镇上的金牛广场，坐在东面一个假山上，喝奶茶，聊天，看街上越来越暗的人影和越来越亮的灯光。她似乎有意避开糟乱的当下，把聊天内容泊靠在此前彼后的一些虚缈话题上。我能感觉到她眼神里有一种不甘，那是她身上唯一没有被命运驯服的地方。

相比高中，那时她瘦多了，脸上没了赘肉，身材也匀称了，坐在假山上，来点风，裤管就会鼓鼓的。她瘦了以后就开始嫌弃胖的模样。只有一个人还记得她胖的样子，这个人就是我。可是记忆住在我的脑子里，偷不走抹不去，她拿它没办法。高二时，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信，有一次，她在信里夹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座浮桥，她背倚河岸，两只手搭在栏杆上。不知道是河风，还是闪光灯的缘故，她的脸有点潮红，红沿着颧骨向周围蔓延，蔓延到哪里，哪里就被照亮。这让她至今耿耿于怀，因为被照亮的都是脸上最“肥沃”的部分，它们占据脸颊的制高点，向照片外的人频频挥手示意。这在当年，或许是她最看好的一张照片。可是多年后，她身体的上上下下均发生了很大的迁徙，脸上的生态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她就对那张揭露她过去模样的照片感到担忧了。她更担忧的是还能看到照片的人，而这个人，就站在她面前。她说，你把照片还我。我说，为什么要还？她不吭声。索要无果，她便趁来我家做客时潜入我房间，企图掳走。我当然察觉了她的意图，趁她不注意又偷了回来。那天，照片在我们手中来回穿梭，后来居然不翼而飞了。

很多时间也都不翼而飞了，包括在广场假山上的夏夜。我们坐到天都黑透了，但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那些话的重量实在太轻了，它们没有像家具厂里的锯齿与木头一样，咬合在一起，经风一吹，就散掉了。只记得她的眼神，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寄居在里面，倔强、不甘，或者别的什么，总之，她被此拽住，闯入之后每一个陌生的日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2 年初春的一天，在她的婚礼上。那时我也刚结婚不到半年，我们很有默契地先后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大事，此后，再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