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胶东出发
1939 年的胶东半岛，民不聊生。一年前的二月，日本鬼子的触角伸向胶东半岛，占领了掖县（今莱州）并建立了伪政权。三月，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拉开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序幕，也拉开了胶东半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从此，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一时间，农民成了被圈禁在土地上的蚂蚁，动弹不得，只能左望望、右看看。
人的欲望与天的欲望一齐膨胀了一整个炎热的夏季。1939 年这年秋天，麦子将黄时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冰雹袭击了掖县郭家店镇，拇指肚大小的冰雹下了整整一夜，元岭王家、元岭陈家、元岭孙家、于家河、小黄泥沟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其中当属元岭王家受灾最重，王玉顺家的几亩麦子绝收了。王玉顺和父亲母亲、媳妇、四岁的儿子、三个弟弟以及两个妹妹，一家十口人全靠这几亩麦子，土地是他们唯一的支撑。即将到来的，注定是个难挨的冬天。王玉顺的父亲一愁，癫痫病再次发作了。他用虚弱的声音说：分家吧！是啊，不分家，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就这样，王玉顺带着媳妇和刚满四岁的儿子出来单过。没多久，媳妇带着儿子回了几里外的娘家，小家里剩下了王玉顺一人。那一年，王玉顺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本是抗日民主政权亟待吸收的血液，王玉顺却选择了冲破层层包围，像个潜逃者一样离开脚下的土地，奔赴另一片他未知的土地。除了种地，他不会别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父亲从小就发癫痫病，作为家里的长子，打王玉顺记事起，他就没日没夜地忙，担起了家的重担。现在，他又必须为了这个家的生存而离开。就这样，在一个适合出逃的日子，他告别了妻子和孩子，扛起锄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打工者”，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家族迁徙的命运。
这个叫王玉顺的男人就是我的祖父。我们素未谋面，在他1983 年去世的三年后，我出生了。如果真的有轮回转世一说，很难说我未必就不是他的下一世。在我成年以后，懂得追问自己从何而来、试图去探寻家族命运的时候，我身体里的遗传基因将我推向老家墙上那个旧相框里的一张黑白照片前，那是他和祖母，以及他第七个儿子当时的一家（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全家福”——前排正中间是祖母，祖母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我的姐姐，前排左侧的陌生老头无疑就是他了，精瘦精瘦，能看出头骨的框架，头发稀疏，下巴留着同样稀疏不成型且略显邋遢的胡须，穿一件黑色的中式褂子。照片中的祖父病恹恹的，像个大烟鬼，应该跟曾祖父一个样。
在后来我祖母以及伯父等人关于祖父为数不多的讲述中，我得知祖父确实是个病秧子。他十二岁那年患上了咳疾。那一年冬天，为了多挣点钱，他给一位同村的长辈当跟班，到处收猪鬃毛到镇上变卖。有一晚，北风呼啸，雨雪纷飞，祖父挑着猪毛跟着那位长辈往镇上赶路，钱和食物都攥在长辈手里，长辈不提吃饭，祖父就不敢说饿。他们走了整整一夜，祖父步履维艰，直到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他们到了镇上后，长辈才带祖父去吃了“份儿饭”，祖父狼吞虎咽，一碗没吃饱，只好继续忍着。回到家以后，祖父就开始咳嗽了。家里哪有钱给他看病，曾祖母埋怨说，准是在外面吃好的吃咸了。这一咳，祖父就整整咳了一辈子。后来，我关于祖父卖猪鬃毛那个夜晚的想象，总是撇不开烟雾这一意象，总觉得那晚的空气一定弥漫着一层白黄相间的烟或雾，鬼魅得如同阴曹地府一般。
由此得知，祖父人生的第一次迁徙，不仅带着仓皇的急促、贫穷的窘迫，更有身体的疼痛。1939 年，祖父王玉顺离开胶东半岛时，就是这么一路咳嗽着的。不知他是否担心自己能否走到自己脑子里的那个目的地——关外。前路迷茫，“关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祖父也不知道具体去哪，他只听说北面好活人，那就往北走。祖父边“打工”边走，走走停停，走着走着便发觉上当受骗了，北面并不好活人，越往北日本鬼子越多。迁徙之路上又增加了战火的危机，到处战火纷飞、四处硝烟弥漫。现在，没有天灾了，但全是人祸。
在我不懂人事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祖父非要离开胶东。父亲说，因为穷。父亲说，他也不清楚掖县郭家店元岭王家是个什么样，只是听我大伯说过那地方的人一年到头都在干一件事：拉石头、修房子。
房子，就是家。从那时起，我在心里就埋了一粒种子，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回掖县郭家店元岭王家看看。可事实上，就连父亲都没回去过。我的六个伯父里，只有如今随儿子定居在山东青岛的三伯父几年前回去过一次。
有钱、有出息的人才会想回乡。父亲说，迁徙，就是为了有出息，为了有朝一日的荣归。
事实上，三伯却并未享受到荣归故里的待遇。父亲说，老家的人知道族谱上有你（祖父）这一支，但彼此从未见过面，能多欢迎你？再说，人家觉得你（祖父）是抬脚一走杳无音信，都恨着你呢！父亲说，你祖父倒是曾经托人往家里捎过钱，可几年前经你三伯确认，老家压根没收到。
父亲的话在耳边回响。我盯着东北老家的墙上挂着的一张中国地图。我懂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经常盯着地图发呆。祖父在地图上变成了一个小点，形单影只，走上一条开枝散叶的路。祖父不知道，他离开时，我的二伯已经在祖母的肚子里孕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