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生活再次与木头的尖叫发生关系，是五年后的事了。但是，为了明晰其中隐秘的宿命勾连，我不得不把时间顺序颠倒过来，做一些冗长而必要的叙述准备。
就从我家隔壁的院子说起吧。
那院子有点神秘，因为把房子圈起来的不是篱笆，而是一道将近两米高的水泥墙，墙顶还嵌了一些尖锐的玻璃碴，似乎在强调这是一片禁地。挨着墙顶的位置有一排碗口大的孔，透过这些孔，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几棵枣树和一畦绿葱葱的菜地。只是这些孔眼很高，手臂够不着，我在长到差不多八岁以后，才刚好借助微弱的弹跳力，用手扒住两个孔，第一次窥探了一番院子里的情况。
在乡下，很多东西都是传承的，比如锄头，比如仇恨。院子里有个比我大五岁的男孩，叫什么，现在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我们偶尔在路上碰到，却从来不说话。后来发现，不仅是我，我爸我妈、爷爷奶奶，也从来不与院里那户人家说话。在我家与院子之间，似乎有一道膜，我们两家常年在膜的两侧互相观望，谁也没有捅破它的打算。这道膜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显然有些年份了。它像一种生存能力强悍的细胞，顺着血液的方向从爷爷那流淌到了我的身上。这导致我一直以来不能通过正门进入院子，只能透过墙上这些孔去悄悄打探里面的情况。
院子里的景象十分简陋，一栋高龄的泥瓦房，一块到了秋天便铺满稻谷的开阔水泥地，还有几棵枣树，每年七月间，细碎的树叶间会窜出很多青枣，这些枣子基本上等不及红透，就会被我和村子的一伙孩子消灭。消失的不仅是树上的枣子，还有一辆木制的独轮车。几天后，我和独轮车在离家几百米的一棵柿子树下被院里那个男孩发现，我为此遭到他好一顿追赶与殴打，我家里的玻璃也被他砸碎了。
我记得他爸爸有一辆长相又瘦又笨的摩托车，跑起来拖着一长串烟尾巴，咿咿呀呀乱响。我们称其为“呀咿子”，在南康方言里，也就是知了的意思。有一次，车停在院门口无人照看，我就蹲下身来研究它的构造，从烟筒到发动机，我的视线在上面长时间抚摸、停留，完全没有注意到男孩的爸爸此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在我研究摩托车的时候，他就在身后研究着我的背影。他不吭声，放任我的研究，似乎想探究我究竟要干什么。我虽然对男孩“怀恨在心”，但也没打算祸及这辆摩托车，不会将其作为复仇的对象。就这样，我蹲在地上研究车子那比人内脏还更复杂的构造，左边研究完了，我就起身，准备换一边继续研究。刚抬起头，我和男孩爸爸的眼神就撞到了一起，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怀疑。这种眼神对视的力量，显然不是一个十岁孩子所能招架的。因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对，拔腿就跑，我慌不择路地跑回了家。
我没有恶作剧，为什么要跑？很多年里，我不时会在脑子里回放那个狼狈的场景，并且这样问自己。后来想想，这其实不只是我与男孩爸爸之间的偶然对视，而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家族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这才是我狼狈逃窜的内因。
差不多十年后，我家把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推倒，在原先后院的菜地里盖了一栋三层的砖房。这样，我就第一次收获了俯瞰院子的视角。我和院子的关系不再需要通过那些墙孔来维系，院子里的枣树、韭菜、野草，还有那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变得一览无余，院墙的遮挡功能被彻底瓦解了。
那户人家显然不甘于生活在我们家的阴影里。在乡下，家族之间的角力通常是隐秘的，就像一盘下了半生也难分胜负的残棋。在外人看来，棋盘上一番死气沉沉；在对弈人的眼里，却是腥风血雨，互相掣肘，谁也不甘示弱。这一次，对方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他们几乎在一夜间就把那个阔绰的院子给消灭了，枣树给砍了，杂草给除了，瓦房给拆了，连那一面楚河般的院墙也给破除了。他们知道，只有阴影可以对抗阴影，没多久，在院子的空地上就立起了一栋猩红的砖楼，它与我家的房子以一条田埂为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那时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去了外省的城市工作。2012 年春节回到家，是个有暖阳的冬日，进得房间，居然一派阴沉，梳妆台上的光斑没有了，从靠东的窗户望出去，不见蓝天白云，只有一扇砖块垒成的高墙，它吃掉了原本可以照射进来的阳光，并吐出了大块的阴影。为了抵抗它的困扰，白天我也必须把灯打开，这样，阴影的侵害就被我轻易抵消掉了。
那几年，我只偶尔回家，那堵墙并未对我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困扰。可是，这盘棋仍未收尾，它在秘密筹划另一场雷雨。
博弈仍在无声地进行，直到隔壁忽然轰隆隆办起了家具厂。木头的尖叫声从远处直接爬到了我们家的屋檐下。它的性质也从尖叫成长为惊叫。
它首先波及的是我的妻子。2016 年夏天，她被拽入这场与她无关的博弈中，患上了失眠症。那时她刚意外流产，随我妈回乡下休养。到家的第一天，她坐在梳妆台前，准备照镜子，脸却被窗外的阴影盖住了，看不分明。于是她打开灯，灯光在她脸上制造了一片虚假的繁荣。她没有被蒙蔽，坐了一夜火车，现在她最需要的就是睡眠。她准备好好睡上一天。她躺在床上，眼睛和嘴巴不到十分钟就进入了睡眠，只有耳朵莫名其妙地醒着。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要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她的耳朵便不肯就范。只是这次，它表现得更加执拗，显然是受到了什么声音的冒犯。至于那是什么，妻子听不出来，感觉上好像是几只蜜蜂在耳朵里打架，也像是知了在聚众闹事，但是，又都不对。那声音的形状显然比蜜蜂与知了更加尖锐修长，像一根长长的刺。
她顺着这根“刺”的方向走到了窗台，一定是这堵墙出现了问题。声音就来自墙的另一面，没错，是切割机和木头联合发出的。那根“刺”，就是它们炮制出来的。墙真是一道完美的屏障，它遮蔽了凶手的长相，而这又偏偏超出了妻子的经验。她不知道那堵墙下在进行着什么勾当。就算知道了，她也无法制止。她知道，根据我们的家族史，窗外那条田埂是难以逾越的楚河。
她选择忍。可是，那声音不仅制造耳鸣，还引发了头痛。到了晚上，切割机和木头的联合喊叫终于停止了，耳鸣与头痛却仍无意停歇，还在她脑袋里逗留，并炮制一派狂欢景象。它们有时折腾到凌晨一两点，有时是通宵达旦。妻子一夜无眠。之后的几天，她一直试图寻找对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听歌或者听钢琴曲，对，用声音抵消声音，用乐曲打败木头的惊叫。这个办法偶尔能奏效，后来基本上每天能争取到六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但祸根也自此埋下了，切割机和木头联合在她的脑袋里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之后，妻子的头痛愈演愈烈，强度也越来越大。按摩、熏艾草、吃药，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依然无济于事。
一年后的夏天，妻子脑袋里的灾难终于彻底爆发——一颗体积接近鸡蛋大小的瘤，来到了她脑颅里定居。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费解——一年前，木头在她脑袋里的惊叫究竟是善意的提示，还是一场为了掩盖真相而蓄意策划的阴谋？
发表于《青年文学》2018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