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木头在记忆里尖叫的时候，另外一些遥远的人事开始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响动的锯齿只是耳朵边似有若无的音符，对好友Y 的爸爸、L 的妈妈来说，却是日常的全部。他们每天必须蒙上口罩来缓解木屑和油漆对肺部的入侵。

Y 的爸爸是木匠，一生与刨刀做伴。那时家具行业在南康尚未形成规模，木匠工基本上是游击作战，谁家里要做张凳子、加张床，他便拎着刨刀木材上门服务，收取一些微薄的劳务费。我记得小时候老屋厅堂里常常摆放着一张四米长的杉木立架，很沉实，那是木匠干活的台面，一块铁片嵌进木头里，露出顶部的一部分，抵住木头，木匠手里的刨刀在上面来回滑动，刨花散落一地，蓬松，打着卷儿。那些漂亮的富有弹性的刨花没过几年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一并消失的还有刨刀，它的单薄落后，已不再能为木匠们提供高效而自足的生产力了。2003 年，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介绍南康家具产业的新闻节目上看到，那时整个南康的家具厂已经发展到了五百家，它们遍布国省县道的两旁。比如出南康城往北十公里，一路扎堆着好几十个灰蒙蒙的小厂房，满载木材的货车往来不息，把这条省道折腾得千疮百孔。再后来，家具厂就开始向我们镇的一些村子大肆入侵，现代化机械落地为王，很快就瓦解掉了刨刀以及刨刀背后的匠人。Y 的爸爸和他手里的刨刀就是那时候下的岗。很快，他便摇身一变，成了龙岭工业区一个家具厂里的工人，手里玩转了大半辈子的刨刀被切割机正式取代，成了一件无用的摆设。

他的手显然对冰冷而聒噪的铁器感到陌生，他发现那些长满獠牙的机器完全不听他的使唤。他把木板推向嗡嗡作响的齿轮，手还未挨近，就吓得缩了回来。此外，他还必须忍受四处喷溅的噪音、粘湿的杉木腥味，如果不蒙上口罩，喷嚏就会气泡似的，一个个排队从肺里冒出来。他的右拇指的命运就是被一个喷嚏改变的。那天，他把口罩落在了家里，失去屏障的鼻子，喷嚏不断，冒了一个上午的气泡。与喷嚏同时发生的，是身体的颤抖，每打一个喷嚏，他撑在木板上的手掌就要发生一厘米的位移。日头偏西时，就是这一声喷嚏，将他的拇指送到了齿轮下面。可是，齿轮早就对重复的劳作感到了麻木，它分不清木头与手指，也懒得去厘清，手指与木头也没多大区别，它们都属于可被切割的事物。接着，车间里就响起一声尖叫，人的尖叫声混在木头的惊叫里，慌乱的鲜血混合在更加慌乱的木屑里，四处飞舞，把地上的家具染成了一片红。这声打破常规的尖叫，顿时引发整个工厂的停工，工人们跑过来拔了切割机的插头，然后在木头堆里寻找那根被它吃掉的半截拇指。聒噪了一天的车间，此刻突然安静了下来，准确地说，是陷入了一阵恐慌，它终于还是发生了。他们搀扶着Y 的爸爸，每个人脸色煞青，牙齿抖颤，好像被吃掉的是他们自己的手指，好像血正在他们的指尖“川流不息”。

这是2009 年的夏天。

那个下午，被改变的不只有他的拇指，还有我们的行驶路线。Y 的爸爸打最后一声喷嚏时，我和Y、L 正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奔突在去往南康市区的105 国道上，准备找个泳池，释放一下体内过剩的能量。进城后停好摩托，走到夜市街上时，Y 的手机响了。我们以为只是个普通的电话，可没说几秒，Y 就在路边愣住了。一根电线杆低头纳闷地看着他，我们也纳闷地看着他。他的脸几乎一瞬间变得铁青，两只眼睛像烧坏的灯泡，没有了一点光亮。接着，我们的目的地就从泳池切换到了南康市中医院。在病床上，我们看到了Y 的爸爸。事实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而是那截被纱布厚厚缠绕的拇指。它原本是多么不起眼啊，现在一下子就成了车间的中心、病房的中心以及我们关注的中心。可它依然那么不起眼，木然地搭在床沿，只是包了一层纱布。它甚至没有引起主人太多的怜悯，连一声呻吟也没有。他的脸和窗外的暮光一样安详、自然，他看到我们进来，说了句，你们来了。只有Y 的妈妈不发一语，脸色惨白，这个下午在她的脸上制造了一起前所未有的骚乱。她不知道该怎么办。Y，还有我和L，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木偶一样站在那里，替那半截拇指默哀，并忧虑着它的未来。

我们的忧虑显然过头了。因为一个礼拜后，Y 的爸爸就回到了家具厂上班。只是这次，他没有忘记戴上口罩。以后再也没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