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不愿意看到菜市口，它容易使人想起一些萎缩的历史情节。“戊戌六君子”便是在这里上演了其生命的绝唱。
却终究绕不过菜市口。浏阳会馆与它比邻而坐，不过咫尺。凭吊谭嗣同，此二者，都是主角。
顶着骄阳，前往寻觅浏阳会馆，一口气冲进了烂缦胡同里。盯着一扇红漆木门兀自呆了半晌。清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三日，谭嗣同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出生。这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地处菜市口十字路口西南角，曾经聚集着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等，堪称“会馆胡同”。我觉得实在蹊跷，如何就直奔了这儿呢？阳光仿佛被巨大的镜子折射回来，生生地切割着眼睛。我走在密密的电线和网线交织的空间里，搜寻着老旧的建筑，希冀捕捉到一个奇男子留在烂缦胡同里的足迹。我一无所获。
北口，右转，看见又一扇红漆门上挂着“南半截胡同”字样，猜想浏阳会馆就在附近。据《京师坊巷志稿》和《顺天府志》记载，浏阳会馆位于库堆胡同，该胡同在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中间部位斜出，民国时期，库堆胡同并入北半截胡同。百年不长，变迁已是翻天覆地。
不远处的土坡上，一座落寞的四合院孤寂地俯瞰车流人流，红墙灰瓦，门墩上犹如布满斑斑血迹。周围的建筑已被拆除，唯有这座院落突兀地蹲在那儿，似乎痴心等待那位奇男子归来。
坡下树木蓬勃，坡上老建筑缄默。一个男子静坐于门前的竹椅上，任凭我走近那扇朱漆大门。我瞥见那门牌号：北半截胡同41号。一侧，一块“谭嗣同故居”的牌子陈旧不堪。灰色鱼鳞瓦上，野草摇曳。门敞开着，门洞上端上残留着木架构，颇似进入一口废弃的矿井。有谁还记得，1898年那些风云际会、云诡波谲的动荡日子，一位叫谭嗣同的浏阳人以此为栖身地，为变法而疾呼奔走，甚至不惜抛下头颅，渴望换来一个国家的强盛？我抚摸着粗糙的门，仿佛抚摸着历史老人的脸，一种疼痛烟雾一般弥散开来。
其实，浏阳会馆与谭家有着不解之缘。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与同乡见湖南会馆不敷使用，便就近购得官房一座，作为湖南会馆公产，不久命名“浏阳会馆”，谭继洵还兴致勃勃地题写了门匾。1874年，升迁为户部员外郎的谭继洵率全家入住会馆，谭嗣同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快乐时光，读书，戏蝶，抚琴，对弈。少年的心像一块肥沃的土地，滋长着自然科学的植物。终于，有一天，这些植物随着春风生机勃勃，并发出呐喊：“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已经无法想象一百多年前的情景。那时，会馆由前后两个相连的跨院和一个侧跨院组成，有房屋三十间，占地约八百平方米。而今，里面到处是低矮的平房，通道狭窄，令几棵树努力朝天空扯着脖子疯长。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嘶鸣声。我一怔，情不自禁想起那个高呼“君主不替民办事，可更换之”的奇男子，他的泣血哀号，怕是走不出菜市口。
偶遇居民，对方竟然目不斜视，对我的唐突波澜不惊。我猜想一定还有来自各地的凭吊者走进了这里。可供活动的空间实在有限。我打量着青砖砌成的墙面，张望那几乎与电线接吻的灰瓦，发呆，遐想，这是我此刻的生活状态。
寄身浏阳会馆的谭嗣同却没有我的闲情。他有太多的政务要处理，他有太多的疑难杂症要把脉，他有太多的理想要付诸行动。书、剑、琴，是谭嗣同的知音。他将自己的住处起名为“莽苍苍斋”，自书一对联道：“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后来听从康有为之劝，改写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家国天下，是其终极理想，任何风雨也挡不住一只鸿鹄的飞翔。
仿佛，他依旧在窗边写着书信和诗文。仿佛，他依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讨国策民生，纵横天下，勾画蓝图。菜市口成为变法维新志士们的云集之地，他们渴望激活一个王朝的死水。以菜市口为中心，谭嗣同居住于其西南，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居住于其东南，林旭居住于其西北，杨深秀居住于其东北，方圆不出一公里。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谶言般的天机，已经不得而知。菜市口是出发地，也是终结地。生与死，不过咫尺间。
大杂院里的午时真寂静，有一种活在老北京的感觉。耳际偶尔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瞬间又恢复了安静。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逃，安静地等候在浏阳会馆，等待死神来临。那么多理想，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瞬息之间化为乌有，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谭嗣同怀抱着热血和理想，在朝阳升起时泰然入狱。
安静，需要定力，甚至牺牲。我触摸着斑驳的墙身，独自聆听一声声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