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卖房的事终究没有谈成，母亲嫌对方出的价太低了，我们的预期价几乎要高他两倍。母亲说那人不实诚。其实，我们的预期价格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感情价罢了。时代毕竟是不同了，那房子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外观造型都极为落后，地段又不好，院子倒是有，只是前院通不了车，后院呢，就一条窄小的胡同，畸形一般，总让人不太舒服。谁还会出高价买这样的房子呢？

可好像，还不仅仅是价钱的事。我们其实都还没有做好卖掉它的准备。

丈夫一直不主张卖，他说，叶落归根，房子在，根就在。人，不能忘本，不能断根。然后，丈夫说起了母亲百年以后的事。我们说的百年以后，是指一个人的后事。对一个在生的人说后事，自然是不太合适的，但时间总得往前走，有几人能活过百年？这样去说，就不难听了。丈夫说，妈百年以后，总还是要回去操办的。妈以后，总还是要和爸在一起的吧，再怎样，得在村里留个安身的地方。

我们那个村子，凡是村里老了人，都葬在一座山上，那是祖宗待的地方，也是祖宗传下来的。父亲自然也在那里安了身。丈夫的意思是，如果房子卖了，跟村里没了联系往来，母亲随了我们在城里，这百年以后怎么去办这后事呢？丈夫的意思，一是以后或许不好再往那里去了，二是也没有地方操办。我是有些忌讳的，也有些不以为然，便说他，怎么就扯到这事，想得也太远了吧。这身后的事再怎样能比得了身前的事？再说了，这和乡下断了根的，这住城里的，就不老人了？就不办后事了？丈夫便说，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呢。

丈夫去年也在老家做了房子，方正气派的四层楼。当初，为做这房子，我挺有些意见。太折腾了。好不容易，从乡下都到了城里，事业家庭都稳固了，父母也都跟在身边住，为什么还要回乡下做房子？这日子才舒坦些，又要真金白银地往外抛。然而，丈夫特别坚持。房子做起来之后，最高兴的，是我的公公。他说话的声音一下子敞亮了起来，倒像从前他都是憋着嗓门说话似的。

我的公公曾经在壮年时离开这个村子，去邻市景德镇打拼，做了十多年的蔬菜批发生意。我记得，我和丈夫恋爱时，住在他们在景德镇市租的房子里，一个很有些年岁的房子，寒碜老迈的样子，总共六十平米的样子吧，三间房，隔音特别差。睡觉的时候，好像每个角落都窸窸窣窣地发出可疑的声响。我总是极难入睡，往往是，好像才刚睡着，又被公公起身咳嗽的声音惊醒。公公的动静极大，咳起嗽来一声连着一声，一声比一声急剧。我总是担心他会把胸腔咳出一个洞来。过一会，我又恍惚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霍霍的磨刀声。当然，那极有可能是我耳朵的臆想。隔壁的房子里，合租了一个乡下来的卖肉的屠夫，我偶尔看到他，四十来岁，默默地一个人，身上总是套着一件油腻腻的黑褐色皮围裙，脸膛像是那块皮围裙裁剪出来的，黑褐色，抹了猪油般光亮，倒给他整个人衬出一种生机。后来，公公几次辗转搬家，终是在一个半新的楼房里租下了整个一层。在那个城市，公公把夜里当成白天来用，却也只是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没有在城里谋得属于自己的一砖半瓦。到了老年，便也只有依附儿子了。依附儿子，是最理所当然的。他重新回到村子里，住上了村子里最醒目的大楼房，这个一辈子都没怎么伸展开手脚的男人，仿佛天地重新开阔了。逢年过节，他总是在楼房上挂灯笼，扯上彩旗，格外地招摇。有人路过，赞叹，这房子真气派，乡政府似的。他便总是对我们转述，一次又一次，说过又像忘了，下次又津津有味地说起，某个路过的人，说我们房子气派，跟乡政府似的。呵呵，乡政府。他拣着字眼，重复地强调着，回头来打量着自家楼房，像是第一次说起，也像是第一次打量。公公没事的时候，将手背在背后，像个退休老干部一样，悠悠地踱着步子走家串户，村里人聊起他现在的生活，都说，还是你有福气呀。公公便笑，都是儿子还争气罢了，像是很低调谦虚的口吻，却又是止不住的得意。

公公原在这个村里只留下半栋废墟似的瓦屋。一间没有做成器的房子。当年，也是拼着全力想做成，却终是不了了之。丈夫叫来挖土机，把那半栋房子推平。挖土机轰轰隆隆的，声势浩大，横冲直撞，顷刻便改写了历史。其实，村子的地很富余，完全可以重新在一块更好的平地上做房子，但丈夫说，还是在老地基上做吧，那是祖宗传下来的。

有了房子之后，我们会在周末的时候回乡下，像有些城里人那样，享受着田园周末。房子面向昌江，背靠青山，我们跟着太阳一同醒来，日子像河水一样发出原始的光泽，缓慢而悠长。丈夫说，以后我们老了，还是会回来住的，这里的天地，多敞亮。对于我们老了之后的生活，我并没有过多去想，然而，每一次回来，看着这里的天空与河水，总觉得无比心安。不管怎样，我像是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