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满怀忐忑地走着。两百米的路走成了两公里。
它居然还在开着。
它的结构和布局有什么变化？支撑它的顾客群来自哪里？它还能坚持多久？它又靠什么来支付店租和员工的薪水？有没有改弦更张地进点畅销货？……
一连串的疑问蹦了出来。我试着把它们尽可能梳理清楚。说是访问，有点过于正式，毕竟是一个人的故地重游；说是闲逛，又太轻松了，这么多疑问还等着解答。姑且算是探寻吧。
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席殊书屋”四个字依然均匀地分布在六块瘦长玻璃上，享受着夕阳温柔的沐浴。我做了一次深呼吸，轻轻推门进去。一股清冷的空气袭来，彻头彻尾的安静。还是二十年前的架构，五排到顶的书架，被一条狭窄的走廊当中切开，像一个多了两横的“非”字。依然满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其中不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等久违了的高端书籍。只是上面的存货架都空空如也，一本书已用不着进多大量了，隔书的铁片上锈迹斑斑。小口字形的后厅，还是清一色的文学名著，古今中外一应俱全。这些曾经让人一睹封面便热血沸腾的文字，如今凄凉地相互依偎着，任灰尘肆虐。楼梯在最左边，我试着走上二楼，工作间式的格局，原先的书架和桌椅踪影全无。只有几幅名人光顾的留影，与举行盛大活动时的历史影像，躲在楼梯旁的墙壁上，依稀述说着往昔的辉煌。偌大的店里除了我，还有五个人。一对大学生模样的情侣，倚在靠墙的凳子上看书。两个小学生，或是店员的亲戚，或是周边的居民，在后厅的桌子上写作业。另一个是店员，五十来岁，坐在门口发着呆。
的确，这还是原来的席殊书屋，充盈着历史与人文气息的门面，那个宁愿赔本也不屈降品位的倔强书店。
我和店员攀谈起来。这位新华书店退休后返聘的老大姐，对书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我说明来意，她释放出极大的友善。“现在读书的人太少了。”她叹了口气，眼里闪烁着忧国忧民的神色。回想起当年的盛况，她突然眉飞色舞起来，滔滔不绝。她告诉我，二十年来，席殊书屋一直坚持自己的定位，每天上午九点到晚上八点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虽然有时一天下来也没几个顾客，但依然不进中小学教材、网络小说、热播电视剧同名的小说等畅销书。“亏本是必然的。”回到现实中，大姐无奈地摇摇头。至于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这样，约莫半个小时，我完成了这次短暂的探寻。之前的那些疑问，答案已经或显或隐地露出了痕迹。
这次探寻的起因，是妻子一个不经意的小问题。
这个问题，又和我与席殊书屋所在的街区密切相关。
前不久，大院机关整体搬迁了出去，这个叫作“三经五纬”的街区才冷清下来。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由三条南北走向和五条东西走向的路交叉组成的区域一直熙熙攘攘，人口密度高得吓人。由于路名直接由数字带上经、纬合成，同质性高，不住在周边的本地居民都常常迷路，外地来客更是十有八九找不着北。
除了办公大楼和住宅区，餐馆、宾馆、学校、小卖部、五金店、菜场、水果店、药店、裁缝店等日常机构一应俱全。这里住着各色人员，有公务员、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国企员工、理发师、医生、小商贩，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是共同填充着三经五纬的细胞。下基层的公务员走了，新考入的公务员来了；一批复员的士兵走了，又一批新兵来了；周转不过来的小店老板走了，盘下店面的新老板来了；考上大学的学生背着行囊走了，呱呱坠地的婴儿来了。循环往复，日复一日。
我一不小心就生长在这个N 城曾经的中心地带。父亲在母亲怀胎九月时，已托人把待产的物什全部捎回乡下老家，即将护送母亲动身。没曾想，在羊水里浸泡多时的我早已按捺不住对大千世界的渴望，急不可待地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于是，父亲只好措手不及地独自把母亲送进产房，我生命的第一站也临时改为N 城。
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正式住进了三经五纬，成为这片区域的常住民。掐指一算，除去在外读书和工作原因住在郊外的近十年，我在三经五纬足足生活了二十多年。尽管中途也曾搬过几次家，但只是经纬前的数字发生了变化。楼越建越高，车越停越多，宾馆的名字越来越洋气，路也修了多次，但三条纵路和五条横路依然笔直地躺在地上。或许是对周边的环境太过熟悉，熟悉到陪妻子散步时总是脱口而出这家的炒粉好吃，那家的苹果可口，以至于忽视了做点最基本的形而上的思考。前日，妻子随意问道：“三经五纬哪家店开的时间最长？”
我突然一怔，长时间语塞。脑袋高速运转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经路有个“三羊包子铺”，肉包、豆沙包、萝卜丝包、叉烧包，样样个头饱满，大蒸笼从炉子上和着腾腾热气刚端出来，不一会儿就只剩下竹片。七八年下来，虽然只做早餐，却也赚了个盆丰钵满。只可惜禁不住利益的诱惑，盲目提价，味道又没有改进，最终难逃倒闭的命运。它对面的“军人服务社”，堪称三经五纬小卖部的鼻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附近最大的供货场所，柜台的阿姨吃穿不愁，还能挑两斤上好的开司米线织毛衣。我对它最清晰的记忆是一次散步经过，外婆用身上仅有的一张一分钱纸币，给嘴馋的我买了一个“大大”泡泡糖。市场经济的浪潮一来，它很快就成了历史。还有三经路的家具市场，一条街的瓷砖、地板，好不热闹，前些年因市里规划整体搬离。餐馆就更不用想，同一家店面少说也换了三四个主人。
还有哪儿呢？我地毯式地一条条街扫过去，消逝的店面和它们曾经的辉煌纷纷涌上脑海。在我即将以失望收尾之际，位于一经路头上的席殊书屋突然让我拨云见日。噢，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它？以前上学可是每天路过啊。或许是因为外出求学数年，回N 城工作后又转道二经路上下班，逐渐淡忘了吧。或许是连新华书店都在城市规划的压力下越搬越偏，越搬越萎缩，心里已经默认它穷途末路了吧。但无论如何，它还在开着。我特意向父亲求证，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这家块头和体量都很小的书店，开张伊始却火爆得惊人，像一个威力十足的吸铁石，把周边的“书虫”悉数吸附过来。它来得太及时了，三经五纬的居民们再也不用蹬上半天自行车奔新华书店了。我记得，第一次随父亲造访席殊书屋，走进狭窄到仅容一人出入的大门，逼仄的空间滋生的压抑感迎面扑来，墙角、走廊、楼梯口、收银台，到处都是人。可是，鸦雀无声。我小心翼翼地挤进去，都是近期的人文类新书，有名人传记、古籍校注、外国文学名著等，摆放得整整齐齐。面前的读者雕塑般站着、坐着、蹲着，只有一双双眼睛悄然行走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间。这片宁静偶尔被结账的一系列声响——手指摁在计算器上的声响、揉搓塑料袋的声响、撕发票的声响划破。时光在静与动的错落中流逝。
那时，席殊书屋已经出台了会员制度，办张会员卡可以打九折。十分之一的让利在那个年代具有足够的诱惑力。后又新设了租借制度，租金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比起购买的价格，无疑是相当低廉的。光有这些，似乎还不足以与雄壮的新华书店抗衡，二楼还时不时搞些书友会、名人见面会、文学沙龙之类的活动，拨动读者的神经。住在三经五纬或是再远一点儿的居民，每到周末就蜂拥而至，使其像夏日的泳池，水泄不通，平常走过，心里也是痒痒的，总想淘上几本佳作。
可是如今，书屋的生意一落千丈。新媒体对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冲击，把纸质书籍挤入毫无争议的弱势群体，甚至让传统意义的阅读本身也举步维艰。门庭若市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书屋仿佛沦为三经五纬的一个死角。路过那六块玻璃的行人，不再用崇敬、渴盼的目光投向里面，而是要么低头专心致志拨弄手机，要么急行军般地走过，看都不看一眼。玻璃里面冷冰冰的书架，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比起对面的小理发店都相形见绌。有的年轻住户或许从出生起就没有讲过一次书屋，甚至不排除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旮旯里竟有个书店的可能。
但它不为所动。
于是，我当即决定，会会这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回到家，我终于把答案报给妻子。那一刻，我恍然大悟：那光滑透亮的六块玻璃，难道不是一面棱镜吗，一面充当着书屋的眼睛，映射三经五纬和它的居民数十年演进变化的棱镜吗？
是的，它默默地见证了我的成长，记载着某些我自己早已遗忘的片段。它更默默地见证了三经五纬的鼎盛和转型，默默地见证了一茬又一茬居民的成长、更替，以及他们的阅读秉性、生活习惯和消遣时光的方式的变迁，甚至默默地见证了整座N 城近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充任棱镜的会是它？若是时光倒流二十年，恐怕谁也无法预料。这和职业有关系吗？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纸质书籍的生存空间早已被电脑、手机挤兑殆尽之际，书店这样一个夕阳行业，竟然能成为翘楚。更何况，这家全国连锁的老牌书店，十有八九已经消亡。有时，你真的不知道棱镜就在自己身边，离自己那么近，不知道跟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物什会成为印刻进程、记载历史的棱镜。然而，无论人们是否幡然醒悟，棱镜就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聆听着，记录着。
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席殊书屋显得苍白无力。它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没有多少把握。或许若干年后，它终究难以螳臂当车，无法抵挡关门的命运。但它却为着哪怕一丁点的希望坚持着，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份抗争。几米外的阳明路上，临时搭建的挡板里，挖掘机、推土机正在轰隆隆地大肆作业，一年之后，地铁就将穿梭而过，席殊书屋还将见证地下空间的拓展，及其所象征的又一次跨越。我突然想起了“龟兔赛跑”。席殊书屋就像一只老迈的乌龟，和年轻、矫健的兔子们比着赛，没有麻利的腿脚，却老而弥坚。
几天后，两岁半的儿子路过席殊书屋，站在六块玻璃中的一块前，仔细盯着玻璃里的自己，像是在记录着什么，抑或是被记录着。等他长大，这面棱镜是否还在吸收着三经五纬的故事？他又能否意识到他的童年时光和成长道路已经被这面棱镜所留存？我相信，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