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

我初次接触到“华侨”一词时，是我姐姐参加高考的1998 年，那一年我十二岁。高考之前，我父亲为了能给我姐姐加点分数，跑了好几趟林业局，就为了开具一份证明——证明我姐姐是华侨的后代。那时我对“华侨”一词丝毫无感，不懂是个什么东西。再后来，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港澳、台湾、福建、广东的“华侨”时，隐约认识到那似乎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群体。可祖父的“华侨”身份却并不值得骄傲，他去的毕竟不是发达大国，而是朝鲜。

朝鲜惠山，与吉林长白山隔江相望。1939 年冬末，祖父王玉顺走到了这里。鸭绿江此岸与彼岸都被日本人占着，国界的概念被模糊了。祖父踌躇着、晃荡着，脚步就从鸭绿江的冰面上走了过去，开始了他长达13 年的异国生活。那时，从胶东半岛逃荒到关外，进而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朝鲜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东北的朝鲜，华侨司空见惯。这也正是说“朝鲜华侨”并不值得骄傲的另一个原因。

“华侨”，预示着又一场迁徙、离别。

祖父在朝鲜惠山站稳脚跟，也就宣告他与祖国怀抱的长久分离了。而那时的胶东半岛上的掖县郭家店镇，诞生了一场著名的郭家店战斗。

2013 年12 月15 日的《烟台日报》A10 版“追忆红色记忆·弘扬红色文化”栏目发表过一篇题为《1940 年胶东五旅打响郭家店战斗》的文章。文章写道：“1940 年12 月5 日，日军大岛大佐纠集了100 余名日军、200 余名伪军，分两路进入掖南（今莱州）郭家店。”据载，八路军十三团、十四团，以及掖县地方武装和自卫团经过4 昼夜的连续袭扰和打击，使敌人被迫放弃了在郭家店安设据点的计划。文章总结道：“莱州郭家店战斗，是八路军胶东五旅在胶东地区对日正面作战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斗，它粉碎了日军在平招莱掖根据地中心地带——莱州郭家店安设据点的企图。”“对保卫巩固以大泽山为依托的平招莱掖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这场战斗离我的家族既近又远。说它近，在于这场战斗的发生地就是我的祖籍——山东掖县郭家店，我祖父的弟弟亲历了这张战斗。1939 年前后，抗日武装起义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后，在掖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重建了地方武装力量（称县大队，后称独立营）和人民自卫团等民兵组织。县委立即重建了县大队，各乡成立了乡分队，各村建立起游击小组。那时，祖父的弟弟已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一员。说远，因为这场战斗离祖父太远。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一个男人，祖父没扛枪保家卫国。祖父仅有的关于日本人的记忆，是儿时的一场悲剧：一群半大小子举着一挂鞭炮跑到日本人的炮楼前过家家，结果造成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死亡。悲剧发生后，剩下的人落荒而逃，其中就有祖父一个。齐鲁大地上算得上规模化的抗日炮火打响时，祖父已经到了朝鲜。纯粹的逃荒，和大多数当时的老百姓一样。这样的举动是平凡的，但并不伟大。

我祖母也没经历这场郭家店小有名气的战斗，战斗在她身后打响时，她已经领着我五岁的大伯和几个月大的二伯踏上了异国寻夫之路。在祖父到了朝鲜的第二年，他托人给隔海相望的祖母捎去口信，祖母就带着我两个伯父在战火的夹击中一路风尘仆仆来到鸭绿江边，与祖父在异国他乡会合了。生活的艰辛将女人逼得丝毫不比男人差。我常想，祖父离开胶东半岛时，名义上是为了养家、讨生活，可单从实际看上去，除了病恹恹的身体外，他是相对轻松的，扛着锄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少他行走在路上的过程中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祖母则不同了，手里领着一个，筐里再背着一个，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累赘”开始了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长征”。生活的手推着祖母，开始了她在异国他乡的艰苦生活。

在朝鲜惠山，他们的活计仍旧没离开土地。夏天靠经营菜园子卖菜为生，冬天就做豆腐卖豆腐。选择做豆腐，道理很简单，豆腐渣、豆饼都是可以自己留着吃的。对1940—1950 年这十年间物质生活的匮乏程度我难以想象，但那种精神上的苦闷在我离开东北的黑土地来到南方生活后开始深有体会，尤其是当我的父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迁徙——抛下脚下的黑土地来到南方与我共同生活后，命运的重复性得以体现。从一地到另一地，都是为了一个字——家。一个人时，天地宽阔，你具有一种无畏的洒脱，你感受不到在一个群体中你与他人的差异性，因为他们会在你不经意间同化你。而一旦当你的家人和你一起身处异乡时，一个小家庭的与众不同会被无限地放大。周围是气质不同、语言不同、处事风格不同的人，你们就只能抱成一团取暖，越抱越发现你们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便越发地孤独。迁徙之后的融入，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在朝鲜，祖父祖母一定经历了数以百倍我所能感知到的孤独。在那孤独里，他们将生命力的旺盛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朝鲜的十三年间，我三伯、四伯、五伯陆续出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 年，他们才和祖父祖母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