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感觉出血了。”希在黑暗里说。

我睁开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清醒，从沙发上腾身坐起，按开灯，看见希穿着睡衣，手扶着肚子，站在客厅中央。我看向墙上的挂钟，时间接近凌晨1点。

“我们马上去医院。”我说。

希换衣服，我拿起她早就准备好随时能提走的袋子，查看她的病历、医保卡、她近几次做的B超和其他检查结果是否都在里面。女儿在睡觉，呼吸平静。我们担心女儿醒来发现自己一人独自在家会害怕，我们让餐厅的灯亮着，将两人手机中的一部放在灯下的餐桌上。她已经八岁，会接打电话。将来的事谁都说不准，没人能说得准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形，但是最起码，她可以打电话。我这样想。

街上空无一人，深夜的南方小城除了风，只剩暗黄的街灯。十字路口信号灯闪烁，偶尔有车辆穿过。“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握紧方向盘，把车速放缓。“还好。”希回答。她坐在后视镜照不到的地方，我看不见她的脸。

挂号，问诊，做B超，抽血，验血。深夜的医院不复白天的喧哗，一片安静。这是八月初，节气已近立秋，夜风中隐隐有一丝凉意。我和希坐在化验室外面的长凳上，看风吹动院子里那几棵香樟树，树叶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响。周围寂静无人，B超室的女医生被我们敲门叫醒，做完B超又关上门睡觉去了。化验室的女医生被我们叫醒，正在灯下操作仪器。“邓希。”女医生的声音在夜里突兀而尖锐。我闻声站起，从玻璃窗口接过化验单。女医生打出一个哈欠，从里面把灯关上。

胎盘前置。我不懂这类术语，只知道它的意思，危险。“大出血是最糟的情形。”几个月前，负责产检的老医生对希说，“也有人没事，有人年龄比你还大，从发现胎盘前置到孩子生下来，一点事没有，还是顺产，这个概率是存在的。”我明白，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就像大出血的概率也存在一样。我向来把灾难发生的概率分成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两种情形：灾难没发生，百分之零；发生了，百分之百。别的概率没意义。“只要不出血，就没事。”老医生说。“如果出血了呢？”我不知道我在问谁。

“出了血，就得保胎，胎儿还没足月，生下来很危险。”接诊的女医生一边填住院单，一边说。“谁更危险？大人还是孩子？”我问医生。“都危险，先住下来，看B超，羊水不够，胎盘遮住子宫口，不多，但存在危险，有可能大出血，一旦大出血，我们会按程序抢救。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意外，你们现在就要面对这种意外。你是家属？在这里签字。”

是各种风险告知，各种死亡的可能。死亡？一瞬间，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时间的深洞。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我抓不住任何东西。“出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听见自己在问。我同样不知道自己在问谁，上帝，还是眼前的女医生？“这个我们不能确定。”女医生说，“你得签字，签字我们才能接收病人。”

希坐在诊室的长凳上，看着前方某处。她在想什么？35岁的年龄，踩着高龄产妇的下限，用一个母亲的执着希望再要一个孩子。“我们得让女儿有个伴，将来凡事有人商量，才不孤单。”她说。我承认，她是对的。就像我在这一刻，面对眼前的风险告知，没有人告诉我，签还是不签。我感到无限孤单。

希终于在病床上躺下来，药水一滴滴滴进她的身体里。我只能相信药水会起作用，会止住血。我握着希的另一只手，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他现在很安静。”希说。安静就好。我抬起头，看见窗外天色已经渐渐变亮，外面的街上响起车声。接下来我得回家，叫女儿起床，把她安置到朋友家里。“得找人去献血，”女医生说，“要预备1600毫升。”我对1600毫升没概念，也晕血，但得去做。我得打电话给希的姐姐，告诉她希的情况和各种可能的风险，得收拾好住院用品，做最坏的打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那会是一连串的事，我不确定自己能否一一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