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市遗址与青铜时代三苗文化
前面讲述了皂市遗址下层文化遗存为新石器文化遗存，这里讲皂市遗址商文化遗存。皂市商代遗址一般厚0.8—1米，主要部分相当于郑州二里冈遗址的上层，为商代中期文化遗存。出土的石器多为磨制甚精、个体较大的石斧、锛、纺轮等；出土的铜器全为小型工具，有箭镞、鱼钩、锥、凿等；出土的陶器就陶质而论最多的是泥质红胎黑皮陶，次为夹砂红陶，再次为泥质灰陶、泥质黄白陶，而夹砂灰陶所占比重甚小。皂市商代遗址的文化特点有如下五点。
1.皂市文化是一种受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文化
皂市文化和中原同时期遗址陶器器形比较，可以看出以下情况：
（1）部分器物，如鼎、分裆鬲、斝、爵、大口缸等，与中原所出差异甚小，是中原文化后期的器形。
（2）部分器物如假腹豆、簋等，应是在中原器形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变。
（3）另有部分器物，则不见或少见于中原地区，应是本地土著文化的产物，如花边圈足碗、喇叭口长颈平底罐、连裆鬲等。而这第三部分器物，在数量上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可以认为石门皂市商代中期文化遗存是在中原商文化后期影响下产生的，它包含有一种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文化。[10]这一结论可从柴焕波的著作中得到印证。他说，“在洞庭湖西岸，发掘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门皂市遗址，是代表商时期三苗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皂市文化除了釜（鼎）、大圈足盘、细喇叭形柄豆源于本地龙山时期文化外，分裆鬲、大口缸、斝、爵、大口尊等器物与同时期二里冈上层所出器物相近。因此皂市商代遗存被称为‘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青铜文化’”。[11]
在这里我们将皂市文化与朱家台文化比较一下。1986年、1988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和桑植文物管理所先后对桑植朱家台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少量泥质红褐陶、黑陶、夹砂灰陶。发掘者认为，“朱家台遗址代表着当地土著民族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2]，“和澧水中下游以皂市为代表的商时期文化有一定联系”“只是更多地保留了土著文化成分”。[13]2000年、2001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永顺猛洞河中游不二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粗泥黑皮陶、泥质灰陶。2003年、2006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对龙山苗市坝嘴遗址进行发掘，专家对苗市坝嘴遗址陶器初步整理，文化内涵和年代相当于不二门第一期，年代为商时期。专家发现，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龙山苗市坝嘴等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很大共性，年代均为商时期，考古学界正式命名为“朱家台文化”。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一书中研究了朱家台文化与同时期洞庭湖区商周文化的关系[14]，他认为，皂市文化是洞庭湖西岸商周时期典型文化，与朱家台文化相比，两者有很大不同：皂市文化炊器鼎、釜、鬲共存，鼎足多有扉棱，是中原文化风格，朱家台文化商代遗存中不见这类鼎，炊器仅圆底罐一种；皂市文化出土的锥形实足分裆鬲、大口缸、爵、大口尊，与中原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这些在朱家台文化遗址中完全没有。朱家台文化出土罐、缸、簋、钵、豆、器盖等，与皂市文化出土的代表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物相比，存在很大不同。柴焕波还比较了，在边远地区，纹饰常成为反映文化精神世界的一种载体，朱家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刻划纹图在皂市文化中没有。柴焕波还发现在两者文化面貌巨大差异的背后，隐含着区域自然环境和相应的生产方式上的差异：皂市文化地处平原丘岗，以农耕经济为主，辅以一定渔猎；朱家台文化地处高山峡谷，以渔猎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旱耕农业。
2.皂市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三苗文化
所谓三苗，指古代三苗国，在今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文山与衡山之间。[15]柴焕波先生著文认为[16]，三苗文化的源头是石家河文化，这支文化在历代中原势力的征伐下节节败北。这一情形正好与文献中夏商王朝鞭挞三苗相吻合。古书传说，长江流域苗蛮集团的强大让黄河流域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受到巨大威胁。苗族祖先蚩尤，曾与炎黄交战于黄河流域，战败后向南流徙，大约在新石器晚期尧舜禹时代，他们被称为三苗，代表南方民族集团。“三”者，多也，说明三苗内部包含许多互不统属的支派。商周时期三苗文化的遗址在沅水及其支流有许多分布，在溆浦、芷江、麻阳和沅水沿岸达数十处。这一类遗址一般在河流主干道沿岸适合农耕的台地平坝，如沅陵董家坪遗址出土的花边圈足碗、竹节柄豆、高颈罐等器物体现了石门皂市遗址本土文化因素，又如保靖瓦场遗址、龚家湾遗址出土的鬲、斝、爵等商文化器物说明两处遗存文化面貌与皂市文化非常接近。柴焕波著文说：“皂市文化遗址是典型的三苗民族的文化，直接源自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17]
有专家研究，苗族古称荆楚、荆蛮、南蛮。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苗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三苗主要经济形式是农业，如油茶、油桐、漆树等。而苗族这些语言、信仰、出产等特征在石门土家族地区至今还大量存在。
3.皂市文化是一种青铜时代文化
《神奇石门·文博卷》记载，1977—1978年发掘皂市遗址时，曾发现沾有铜渣的红烧土块。1980年发掘时发现有熔铜炉，在炉旁留有大块的铜渣和2件石范，同时又出土有4件铜器。2001年发掘时又发现有青铜箭镞、鱼钩和小件青铜饰物，因此可以证明皂市遗址已进入青铜时代。该书总结说：“在石门皂市遗址上层商代地层中出土有双翼形铜镞、鱼钩、凿、锥等小件铜器和铜渣以及残熔铜炉等，还发现有铸造的铜斧、锛和石范，同一地层中出土的假腹豆、爵、簋、大口缸等酷似郑州二里冈的同类陶器。石门零星出土了父乙簋、提梁卣、觯等青铜器，改写了殷商时期南方不炼青铜的结论。”“皂市遗址出土的铜器，是湖南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说明洞庭湖地区商代中期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为解决过去湖南各地零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原产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8]
4.皂市遗址发现平民墓，填补了湖南考古空白
皂市遗址还发现商代这一时期2座墓葬，特别是皂市遗址发现的平民墓，填补了湖南考古上的空白，从而使湖南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时期的墓葬齐备了。[19]皂市遗址的发掘对了解洞庭湖西北岸和湖北江汉平原西南部的商周时期古文化有重要价值。皂市遗址已列名于郭沫若所著的《中国史稿》第二册[20]。皂市遗址1981年10月被公布为石门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5.石门商代文化遗址分布
石门商文化遗址除了上面几处外，还有近60处，如位于石门县二都乡宝塔村的宝塔遗址所发掘的陶器再一次证明，澧水流域商时期遗存是一种土著的青铜文化遗存。宝塔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澧水流域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序列和文化因素，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又如位于石门县二都乡高桥村的高桥遗址，采集的一件较好的石范和一个扉棱形足端内圈的小鼎足，反映了当时冶炼和制陶技术的发展，对探索澧水流域商周文化的渊源有重要价值。石门商到战国时期文化遗存有覃家河遗址、刘家棚遗址、天供遗址、雷公嘴遗址、曹市遗址。石门东周时期文化遗存有王家渡遗址、鲍家坪遗址、白沙渡遗址、下七里遗址、阳泉坪遗址、桐子溪东周遗址、四方堰遗址、皂市国庆遗址、洛浦寺遗址、马鞍遗址、中军渡庙丘遗址等。这里特别指出，位于石门县壶瓶山镇平东村5组火炼尖山腰的平东遗址，经湖南省考古所所长何介钧及北大博士向桃初鉴定为商周时期遗存，专家认为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度发现人类活动遗迹，对湖南考古来说并不多见，该遗址为研究石门西北乡古代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21]壶瓶山镇平东村火炼尖遗址说明石门西北乡在商周奴隶时期才有人类活动。
【注释】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县博物馆：《石门县燕尔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刊》第六集，《求索》增刊，1994年，第1-7页。
[2]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3]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1-3页。
[4]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页。
[5]邓和平著：《巴人源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邓祥龙著：《麻寮与添平源流研究》，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页。
[6]《湖南考古辑刊》第11期，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7]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8]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4页。
[9]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2-28页。
[10]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研究》1992年第2期。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桑植文物管理所撰：《桑植朱家台商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13]何介钧著：《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载《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14]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12-18页，第67-69页。
[15]邓祥龙著：《巴地域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4-255页。
[16]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12-18页。
[17]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14页。
[18]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19]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20]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21]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