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西进湘西北

湖南地处江南，物产富饶，先秦时居民多为“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居”的越濮各族。楚国自熊眴（蚧冒）（前757—前741）开始经营湖南，史称“蚧冒伐濮”。至周景王时，“楚子为舟师伐濮”（《左传·昭公十九年》即前523年），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春秋晚期江南地区的湖南仍为濮人所居，并未纳入楚的版图。但楚国经历了数百年对濮地的开拓，获得了江南广大的土地，人力物力大增，为楚国称霸中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1.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杂处共存

楚人进入湖南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岳阳到湘江下游，即湘东北、洞庭湖东岸、湘江、资水下游；另一条是从江陵沿洞庭湖西岸进入澧水、沅水流域。从澧阳平原向南，便进入湖南土著文化区，界线约在澧水南岸一带，临澧太山庙战国墓地正处在这一界线上。太山庙墓地位于澧水下游，处在楚人沿洞庭湖西岸进入沅澧流域的路线上。这一墓地的年代为战国早中期，正反映了楚人进入湖南时，楚、巴、濮多种文化杂处共存的情况。^[42]

从时间上看，楚开发湖南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开濮地而有之”及以后，特点是零星的或区域性的；二是“吴起变法”（前390）后，楚人大量拥入湖南，湖南的许多地区都进入了楚的版图。大约也在这一时期，楚人出于防御来自秦、巴方面的军事威胁，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湘西。大批的楚人进入湘西后，其文化的影响是强大的，楚文化成为湘西多元文化中的主体。如考古发现^[43]，保靖四方城与墓地，位于酉水北岸，有城墙，与墓地毗邻，发现战国墓葬44座，出土的宽格青铜剑和双耳矮颈壶带有浓厚土著濮文化特点。泸溪桐木垅战国西汉墓地位于沅水西岸的浦市镇，1986年以来共发掘战国、西汉墓146座。战国墓中，楚文化为主体，其中出土的宽格青铜剑，与濮文化有关。张家界市永定区位于澧水河谷，这一地区战国墓地发现了刻有秦篆铭文铜戈和其他秦式铜兵器，在战国墓地中，也出土了宽格青铜剑的典型濮人墓。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地和城址周围，墓葬十分稠密，除了楚人墓，还出土过战国时期典型的秦人、巴人墓葬。

2.巴楚决战

巴楚在长江流域的一次决战发生在公元前377年，《史记·樊世家》云：“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拒之。”这份资料，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蜀伐楚”，中间隔有巴国，而未见巴伐楚。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一般认为：当时伐楚者，是巴、蜀两国组成的联军。当代学者童恩正先生认为^[44]：“到了公元前377年，巴、蜀两国联合起来向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两国的联军看来是从清江出兵，乘虚占领了兹方（湖北松滋），威胁到楚国都（今江陵县北十里的纪南城）。楚人被迫在长阳境内的清江上修建扦关来对抗这种入侵。”何光岳先生认为^[45]：“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林奇《巴楚关系初探》均认为蜀在巴之西，蜀伐楚乃系巴、蜀联军。他们夺取兹方系由清江泛舟而下的水军，因为这一带是巴国巫郡、黔中之地，而夔（今秭归）则为楚国西境，巴是不会由三峡顺流而下的。”二是“兹方”在何地。古今文献多以为“兹方”即松滋。但邓和平在《巴文化南渐》中说古代“兹方”不是松滋，而在长阳。

3.巴楚文化

这里的巴楚文化就是巴渝、夔州、朗州文化融合于一体的区域文化。^[46]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说“岁正月，余在建平”，考建平，即夔州府的鱼复县，指奉节及与奉节为邻的巫山地区。巫山战国时属楚巫郡，正处在巴楚之地。1995年11月三峡地区的大学教授学者发起巴楚文化研究，得到全国学者的关注和响应，从而在学界确立了“巴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47]：在周代以前，巴人、楚人各据一隅，巴、楚两种文化彼此独立无涉。但巴、楚两国既为邻国，春秋时两国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巴人要向东发展，楚人要向西发展，因此，巴、楚两国都有求于对方和发展自己的共同愿望。为了各自利益，楚国在春秋中期两次侵入濮人的领地，奠定了楚国向西发展的基础。巴人想东过汉水，就必须与楚国交好联盟，并不得不附属于逐渐强大起来的楚。《华阳国志·巴志》记述^[48]：“江州（今重庆市）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所谓“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应理解为，江州以东的巴人，具有楚人一半的秉性，还有一半是巴人传统。所以有人论证^[49]，巴楚文化是介于荆楚与巴蜀之间的一种周边文化，是地处宜昌—长江三峡，以至辐射鄂西南、湘西北、川东、黔东南一带的一种区域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交汇融合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混融性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