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北土家族族源的探讨
1.土家族族民来源于土著说、巴人说的两种观点
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土家民族识别开展了第一次族源问题大讨论，80年代为落实民族政策，争论又起。关于土家族的族源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土著说。彭秀枢撰写文章认为，湘西土家族是古代土著先民的后裔。他的文章认为，古代巴人是土家族先民这一观点在湖北和川东的个别县来说是有历史依据的，但与湘西土家族却对不上号。他从六个方面论述湘西与巴人没有关系：从历代建制沿革看，湘西与巴子国无领属关系；从“蛮族”渊源看，“巴郡南郡蛮”与“武陵蛮”不是一个系属；从姓氏看，巴氏的姓和湘西土家族的强宗大姓挂不上钩；从语言系属看，巴人自称与土家族自称显然不同；从文物古迹看，湘西不属于巴文化范畴；从风俗习惯看，信仰白虎和白帝天王的习俗在湘西土家族聚居区是没有的。[75]叶德书认为，土家语是湘、鄂、渝、黔边境土著先民的共同语，而与“巴语”无亲缘关系。[76]柴焕波认为，土著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对土著民族从文献或考古学上演变的脉络缺乏把握，因而使观点失之笼统；二是对巴人进入武陵山区这一历史事件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的表现，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77]
二是巴人说。以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书为代表。[78]此书正确地指出了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为当时的民族识别发挥了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书中对于巴人与土家族关系的揭示，至今仍显示出他独到的学术灼见，但由于当时资料的局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些偏差。巴人说也有两点缺陷，一是潘先生始终把土家族作为一个宗族整体，没有区别其中的土著与外来迁入者，没有区分民族的上层与底层，他忽略了土著族群的存在及其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位置。当然这与当时考古发现缺乏有关。二是他过于简单地把湘鄂渝黔看作一块，没有区分实际包含的两大块。这一思想上的固定观念影响了他的论证。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本论》中把史籍中这一地区的土著称为“僚”的史料都简单地认定是史料上的失误，他认为土家与“僚”有别。他不清楚“僚”是上古“濮人”的后裔，是武陵山区最地道的土著；殊不知在这块土地上与田姓（巴姓演变而来）大族并存的土著正是僚。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史料中出现二十一次的“仡佬人”大多数是土家族的先民，但囿于巴人说，又简单地认定是史料二十一次的失误，使得在土著民族的认识上失之偏颇。[79]
此外，“江西说”“乌蛮说”都指出了土家族来源的一个部分，揭示了真实历史的某些片段，但作为一种观点不免以偏概全了。“多源说”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过于抽象，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具体论证。
2.土家族统治者都是历史上一批又一批的外来者
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土家族中的强宗大姓如向、田、彭、覃、冉、杨等大姓，一直是这一区域的统治者，他们都是历史上一批又一批的外来者，其中就包括先秦时期的巴人，这些强宗大姓皆源于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且由来已久。对于更晚的外来姓氏来说，这些强宗大姓又是“毕兹卡”（本地人）。他们不仅统治着所在地的土著居民，还统治了相邻地区的苗族和侗族，经过与土著居民的长期融合，形成了现在的土家族。[80]具体来源有以下几种。
源自巴族的覃（瞫）、向（相）姓。《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统治下“巴郡南郡蛮”的巴族，有“巴、樊、瞫、相、郑”五姓，就是一个部落中包含五个氏族简称。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其中覃（瞫）、向（相）姓就是石门、慈利、张家界等地土家族的大姓。[81]
源自江西的彭姓。《尚书》记载，武王灭纣的联军中有彭，彭姓是湘西土家族的主要大姓，五代以后永顺、保靖土司皆为彭氏后裔，一般认为其来源于江西。五代时彭瑊为溪州刺史，从此彭氏拥兵割据，世有溪州，到彭士愁时，为下溪州刺史，自充靖边都誓主，统辖二十州。彭氏统治湘西达八百多年（五代以前，武陵山区是否有土著彭姓，以后彭姓中是否有土著与外来之分，还不清楚）。[82]
源自氐羌族的杨姓、田姓。土家族的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显然是氐羌的分支民族。据有关资料，在今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甘肃省文县一带，居住着称为“白马藏人”的居民，他们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风俗与湘西土家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土家族自称“毕兹卡”，白马人自称“贝”；土家族中的杨、田两姓也为白马人中常见；语言上同属藏缅语族；其他在信仰、禁忌、节日、丧葬、居住、服饰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现象也佐证了土家族中的一部分源自西部氐羌民族。[83]
源自田姓的陈姓。湘鄂渝黔交界地带自汉至今一直分布着田氏大族。田姓蛮酋见于史载的更多，清水坪西汉墓地出土了“陈农信印”“陈过之印”铜印，这两座墓在整个墓群中规格比较高，证明西汉时期陈氏已为王朝建置中的郡县之长，而且可能具有世袭的性质。1984年保靖县梅花乡一座东汉砖室墓出土的滑石璧上，刻有“陈君子”三字。陈即田，音韵学家早已把陈、田古音相转作了结论。[84]
源自蜑族的田姓。田姓可能又与文献中的蜑族有一定联系，蜑或作蜒，蜒、诞、但、延，古字互通。《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引《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乌江古称延江，当为蜑民居住之地，其民多为田姓，《南齐书·祥瑞志》有“建元元年（479）涪陵郡蜑民田健”的记载。[85]
3.土家族族源追溯
前文已经列举了土家族族源有“巴人后裔说”“楚人后裔说”“羌人后裔说”“江西来源说”等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反映了土家族某地区族群来源的部分，比如湘西北包括重庆东部原属荆楚大地，楚人是土家族族源的成分之一。又比如中国上古有廪君之巴、巴国之巴这两支最大的巴族，廪君之巴起源于“巴郡”廪君传说，可能迁居到湖北五峰、鹤峰，湖南石门等地，巴人是这些地方土家族族源成分之一；巴国之巴在商时期仅是四川东南部的一个小部族，秦灭巴后可能迁居到湖北来凤、咸丰及湘西酉水地区，但深处湘西的桑植、张家界、吉首等地少有巴文化踪迹。还有一个观点，古代羌人多居于遥远的四川、甘肃一带，但土家族基因、语言与羌人有关。又比如“江西来源说”主要是指五代时期永顺土司彭士愁入主五溪地区或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是流不是源。
土家族族源到底怎样，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按照传统史学观念看，以进入湘鄂的首领统治者来确定部族起源，那么土家族族源就是巴人、楚人和进入这些地区的强宗大姓，如覃、唐、彭、向等大姓。但当代史家新观念是这样：虽然巴人、楚人、强宗大姓在征调、统治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土著人、众多小部族长期融合，繁衍生息，最后在湘鄂渝黔地区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但是研究其本源仍然应该追溯当地土著人，而不是这些外来统治者。这种当代史家新史观，笔者举四例来说。例一，周远廉研究：“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统一海西、‘野人’女真各部，吸收其他族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满族起源于女真。”[86]例二，莫家仁、梁友寿等人研究毛南（难）族的起源时强调：“民族不是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中的某一个姓氏的人，其始祖可能是个人，是外来的，但不能以此代替这个民族是外来的。”“毛难族是由当地的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但也融合有外来的民族成分。”[87]例三，高文德等人在研究蒙古族起源时说：“中国北方一千四百年的活动中”“战争和统治权力的更替，使得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落，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出没于蒙古草原”，但并不因此认为该民族系迁徙来的民族，他们“都没有留下来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而是“蒙古高原上近百个大大小小不一的原住部落”“形成了地域的共同性”“为蒙古民族共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88]例四，张民研究侗族史时，不因“六洞”“九洞”之地“侗人地区正副长官15人中有13人系江西汉人”，就因此将侗族起源定为“江西迁徙”，真正的侗族起源地是当地“侗人世居”黎平、从江等地。[89]
因此土家族族源只能从原居民人群中寻找，而不是外来统治者。比如流入五溪的巴人、楚人以及五代的彭氏、唐宋时期的覃氏，对于明清后更晚者来说，他们都是“本地人”“原居民”，他们不仅统治着所在地的濮人、仡佬人，还统治了相邻地区的苗族和侗族，并经过与濮人、仡佬人长期融合，形成了后来土家族中的上层分子。但是土家族的土著居民不是巴，也不是楚，更不是进入土家族地区的强宗大族形成的上层分子，而是濮人。这里就要涉及濮人及濮人流变与现代土家族的关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柴焕波通过对商周时期永顺县不二门等一系列遗址的考察，结合历史文献有关濮人的记载，他认为：“以不二门商周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古代濮人的考古学文化。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除此之外，该地区并不存在其他抽象的土著族群。其上层贵族来源于先后进入武陵地区的外来者，从先秦巴人、楚人、汉晋强宗大姓，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复合的印记。”[90]谢心宁在《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一文中指出：“土家族的先民是以濮人为主体，并融合有巴、楚等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土家族是古代土著人的后裔，这个土著人就是古代的濮人。”[91]20世纪80年代初，田曙岚发表文章认为，濮人、僚人、仡佬人是一脉相承的。[92]邢敏建在《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一文中也说：“春秋中期以前酉水流域地区为濮或‘濮蛮’之地。”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濮人大批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澧水一带流动，从迁徙时间、地点、路线等可以断定，进入湘西一带的濮人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先民。另外，石门土家族有伏羲兄妹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伏羲”的对音是“毕兹”，濮人的祖先为伏羲，故毕兹卡的先民是濮人。再从沅澧、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看，最早的文化应是濮人创造的。[93]
因此，土家族的土著居民不是巴，也不是楚以及进入的强宗大族，而是濮人、中古时代的僚人与仡佬人，到宋代他们成为现代土家族的底层人群。所以说土家族就是，自古生活在湘鄂渝黔的濮人与这些地区的三苗、古羌、九黎等民族融合，并长期经受巴文化、楚文化影响，形成的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
当然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来表述土家族族源，还涉及一个地域问题，不能笼统解说。比如鄂西南地区土家族族源，笔者认为应该是濮人与当地巴人及其他民族如苗、楚、九黎等融合的人类共同体。又如湘西地区土家族族源应该是当地濮人与其他民族，如三苗、九黎及后来的巴人、楚人融合的人类共同体。而石门土家族族源是什么？在殷周时期（前14世纪前后），慈利属濮人分布的地域。[94]楚昭王二年（前514）楚裔白公胜入慈利（今县城）修白公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慈姑县[95]。周以前，巴人世居武落钟离山，历春秋战国，巴人开发了鄂西、川东，前316年秦灭巴，巴人一部分流入“黔中”（今湘鄂渝黔边境），历秦至汉，称“武陵蛮”“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宋以后“蛮”称“土”“土民”“土司”。[96]在晋太康元年（280年）以前石门境属慈姑县、零阳县，历史与慈利同。石门地处湘西之门，是濮人生活的重要地区，同时，石门地处鄂西南边沿，许多时候与鄂西南就是一个整体。石门系古五溪之地，濮人、巴氏有可能都是石门原居民。石门人被称巴、蛮、夷，先后被称作“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天门蛮”“石门蛮”“溪峒蛮”。[97]所以石门土家族族源应该是当地濮人与巴人融合形成的人类共同体，这也是石门土家族敬奉濮人的祖先伏羲和巴人廪君菩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