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人迁徙湘西北
1.巴人“廪君蛮”生活在夷城
研究土家族族源不能不研究巴人历史。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通过从远古到上古的考古资料，发现巴族起源于巴巫山地，即陕西、四川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巫山和大巴山地区。巴巫山地成为原始先民聚居之地，主要是这里具有当时人们十分渴求的两种重要物质，即丹砂和食盐，这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因为他们拥有丹砂和食盐，可以用来交换穿的和吃的，所以原始先民长期据守这个地方不离开，并劳动、生息繁衍下来。[11]
巴人分布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当时称为“巴郡南郡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巴人廪君神话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当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其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12]
翻译出来就是，相传在远古洪荒年代，湖北夷水一带武落钟离山有红黑二洞，洞穴中住有五个部落，巴务相部落住红洞，瞫、樊、相、郑四个部落住在黑洞。五姓部落原来各住在自己的洞穴中，没有一个首领来统率管理他们的事务，于是他们商定用竞赛办法来推选首领。第一场比赛掷剑，结果独有巴务相掷中。第二场比赛乘船，他们分别乘在雕有花纹的土船上，看谁的船能浮起来。结果又是巴务相的船能浮，其余四姓的船都沉下去了。大家都佩服巴务相的本领大，推举他做五姓部落的头人，称作“廪君”。后来廪君率领五姓部落沿夷水向出鱼盐的盐阳方向迁徙。在盐阳有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盐神女部落，邀约廪君各部在那里定居，廪君不答应，盐神女就在第二天清晨变成虫子飞上天去，拦住阳光，弄得天昏地暗，使廪君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廪君派人去给盐神女送去青缕，并说让她穿上青缕，看合不合身来决定去留。盐神女答应了廪君提出的条件。结果在盐神女穿上青缕时，廪君向青缕一箭射去，射死了盐神女，天就晴朗起来了。廪君在战胜了这个母系氏族部落后，到达夷城建都居住。廪君死后，他的鬼魂变为白虎，从此，巴氏部落联盟信奉白虎。
这里解释几个地名，一是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长阳的西北，离县城39公里，是巴人发祥地。二是夷水，今名清江，源出湖北极西一角与四川接界的利川西北境，屈曲东流，经恩施、建始、巴东及长阳诸县州境，到宜都市清江口入长江。三是盐阳，盐阳在晋代曾置盐水县，至唐始废，故城在今恩施东20公里。隋唐置“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元废，也就是今日的恩施。四是夷城，从廪君故事看，夷城就是盐阳，即今恩施。五是夷陵，长阳附近的宜昌从战国时期的楚国一直到明代初年称为“夷陵”。六是宜都，宜都离添平所管辖之渔洋关最近，自汉至唐曾称“夷道”。早在春秋战国期间楚人向南发展以前，今恩施以东，宜昌、宜都以西，包括长阳在内，乃至宜城以南的一带，也就是整个清江流域，全都是巴人最初聚居的地段与活动的范围，而恩施即是最大的中心。
从廪君与盐神的这段交际中我们可以看出好几层意思：一是巴氏五个氏族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彼此处于互不相属的分散状况，故“无有君长”。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氏族内部私有因素的增长，为了对内对外的需要，五姓之间便有了联合的要求，并终于结成了部落，这就要推选统率整个部落的最高军事首领。按社会发展史的划分，他们已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故最高军事首领的产生，在部落议事会上是民主的。由于各姓“俱事鬼神”很迷信，所以流传下来的考核首领的情况也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其实用掷剑和驾土船来选择最高军事首领，倒是一种衡量一个人能否胜任首领的切合实际的好办法，它既包括了考查军事技能——掷剑，又包括了考查生产技能——制陶和驾船，尤其是后者，作为水上民族，驾船本领高超与否，往往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这些与历史上尧对舜的考查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巴族首领务相能力卓越，取得了部落最高军事首领——“君长”的称呼，被大家授予“廪君”的名号。二是“鱼盐所出”说明这一带的物质环境适宜于经济生活的发展；恩施西北的云阳，自古至今就是一个产盐的中心，从汉代起，即设有盐场盐官；清代末年，盐的年产量，足供川东鄂西十五个州县包括恩施及其以东以南的县份。有关的地方志乘均有记载。这一富源，在廪君时代便成为巴人初期发展的特殊资本。至于必须先把盐神射死，然后才能利用这块土地上的盐与其他物产，说明当时必须首先突破原来的社会制度，生产才能发展。三是这个传说还说明土家族先民在很早的一个时期里都有过巴人的足迹，曾经历过以白虎为图腾的原始社会阶段，廪君就是土家先民的第一代土酋。至于廪君是什么时代的人，目前无法找到文献记载，但据汉文献推断，最迟到夏代初年，即距今约4200年。
2.殷商时期巴人中路直迁石门（陆路之一）
发展到殷商时期，殷商王朝在武丁时达到鼎盛，并大肆向南扩张。商军既可奋伐荆楚，也可深入其阻，到鄂西攻打夷城巴人。面对强敌压境的直接威胁，鄂西南的巴人无法再安居于夷水流域，不得不举族迁避了。向何处去呢？东面有商朝的兵锋，自然无法东去；北有大江阻隔，高山急峡，且那里本来就部落林立，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唯有向南向西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就是南迁湘西北地区。笔者以为南迁湘西北地区有陆路南迁、水路南迁，其中佷山到石门的陆路，巴人可直入湘鄂边石门县。
古代孱陵、佷山二县属武陵郡。也就是说，佷山县在秦汉初置之时，与武陵郡所置零阳县接界。佷山县古代包括今长阳全部，五峰大部。零阳即今湖南省石门县，地接今五峰，正是古佷山县域。[13]
夷陵，西汉初年县治在宜昌市。夷道，西汉置，今宜都市。[14]东汉人应劭所著《汉书集解音义》谓夷道县：“夷水出巫，东入江。”这里“巫”指巫县，即今恩施、建始和巴东西南境属巫县；东入江之“江”即长江。西魏大统十七年（550），置宜都郡于巴山县治。《太平寰宇记》载：“梁元帝时（552），巴山为郡治。”“江南巴山，即佷山所改”。也就是说，宜都郡治、巴山县治，在古佷山地域，秦汉时期属武陵郡，是与零阳县（湖南省石门县）地域相连的地方。
当然三国时期南郡西部宜都郡所辖佷山、夷道、西陵三县，此时佷山县治在今长阳地域，夷道县治在今宜都地域，西陵县治在宜昌地域。[15]南北朝时期“陈于江南夷道原址亦置宜都郡”。[16]此宜都郡辖宜都、夷道、夷陵、宜昌四县，郡治夷道。此处之宜昌“分夷道、佷山之地置宜昌县”“跨长江南北”“南抵枝江、宜都、长阳”。[17]“长阳始名佷山，属西汉武陵郡十三县之一，管辖范围：西及西南充县（今湖南桑植一带），南接零阳（今湖南慈利、石门），东接夷道（今宜都一带），东北接夷陵（宜昌）。”[18]此处的长阳（佷山）南接湖南，东北接宜昌，而宜昌则跨长江，此为秦汉至今地理区划状况。
潘光旦先生曾说：“从地理的形势说，鄂西南与湘西北，原是巴人一开头就可以自由发展的整片土地，是一块，不是两块。鄂西是摇篮，湘西北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摇篮的一部分。清江流域的南北，他们可能自由流播，自由来往。迟至清代初年，在‘改土归流’之前不久，鄂西、湘西北以至黔东北的‘土家’土司之间，应酬往来，互相通婚，搞集团，闹纠纷，都很自由。清人顾彩的《容美纪游》，事虽前后相去数千年，也正说明了这一点。”[19]
潘先生这一段文字，是他深入鄂西南之时，查阅大量文献古籍之后得出的结论。他为我们分析讨论巴人南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湖南、湖北，古属禹贡为荆州域，即“荆及衡阳惟荆州”。直至汉末，湘鄂仍同属荆州域，荆州治所在湘境汉寿，“东汉改索县为汉寿县，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县东北”。[20]宋代分置荆湖南路、荆湖北路，表面看，似有湖南、湖北名称之始；实质上，湘境北部、西北部与鄂西南仍连为一个整体。荆湖北路辖二府十州：二府即江陵府、德安府，在今湖北境；而十州仅鄂、复、峡、归等四州在今湖北，余下六州鼎、澧、岳、辰、沅、靖在今湖南境。[21]由此可见，湘鄂边在古代，不仅地理形势是一个整体，在行政区划方面也是一个整体。当然，这个区域太宽，加上鄂西南和湘西北均为大山区，在实际生活中它们仍是两大块。但石门县正处在鄂西南边缘，若从古人类活动遗址方面分析，清江流域钟家湾的“长阳人”，与石门皂市的燕尔洞“石门人”，可谓人类活动的两个“点”，中间有宜都、松滋两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恰处于两个“点”之间，将二者连成一条“线”。这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巴人时代，是极有可能将其作为活动路线的。
这条古代巴人南进石门的道路，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两方面得到证实。首先，在石门地域，历史上类似清江流域巴人文化遗址出土的类似物，特别是出土的箭镞，二地类似。由于古代巴人在其地活动，巴人首领廪君同样成为石门地域人类祖先的祖神而被崇拜，石门历史上曾建有十三处廪君庙及向王殿、向王宫和向王天子庙等。这并非历史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也就是说清江至石门这条大道，有古代巴人遗迹。其次，秦汉置郡县，长阳地域置佷山县，隶武陵郡，佷山通武陵，有南北向大道。“朱栗山，卷刀山，城五河，长阳与五峰分界的界岭大山一带，水陆大道与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相接相通。”[22]就是说从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一直有一条直通湘西北的大路。《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章武二年（222）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都市古老背一带）驻营，自佷山（今湖北长阳）直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时期，蜀先主刘备遣马良自猇亭经佷山到武陵郡的五溪；安抚蛮夷渠帅，联络五溪蛮共同反吴。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率众沿此路北上，协助刘备作战。足见是一条畅通的大道；亦可说明秦汉时武陵郡北境佷山县，确有南北道路存在，后来者沿古代巴人南进之路，是不容置疑的史实。[23]
综上所述，巴人由武落钟离山为起点，经古佷山县（秦汉置，包括今长阳、五峰）、高城县（秦置，包括今松滋市域），陆路南进湘西北澧水流域（今湖南石门县域），穿武陵郡地，直至义陵（今溆浦县南）地域，均有古代巴人南进留下的足迹。
3.巴人经溇水、澧水、洈水南迁湘西北（水路）
古代人类的渔猎生产，一般是猎循山岭，渔顺溪流。在鄂西南与湘西北地带，多以溪流相隔开，故“渔顺溪流”很大程度是与“猎循山岭”相伴而存在。古代巴人走水路进入湘西北石门慈利有几条河流。
第一条走溇水入慈利、石门。《辞海》云：“溇水，澧水支流。在湖南省西北部。源出湖北省鹤峰县，东南流到慈利县入澧水，长222公里。江垭以下可通航。溇中：古地名，指湖南溇水流域。”《溇水放排民俗文化浅论》云：“溇水是一条流淌在湘鄂交界武陵山脉崇山峻岭之中的河流，发源于湖北鹤峰县，流经湖南的桑植、慈利，与澧水汇合，全长390公里，其中有340公里可放木排，部分可通舟楫。”[24]溇水，是澧水最大支流之一，亦为古代巴人自鄂入湘的一条“渔顺溪流”的线路。在溇水流域，古代巴人以山伐渔捞为主，间以植禾种稻，历夏商周三代，沿袭春秋战国而至秦汉。《汉书·地理志》云“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业山伐为业”，应该是巴人及其后裔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东汉时泛称溇水流域居民为“溇中蛮”。
第二条走澧水入慈利、石门。澧水发源于桑植县，有北、中、南三源。澧水北源主干，源出桑植县杉木界，地跨桑植、鹤峰两县。澧水中源的发源地八大公山，其西部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南境，古代巴人“猎循山岭”至湘境，此为主要山道之一。当年巴人若“渔顺溪流”南进，除了从溇水入澧水到达湘西北外，从澧水北源、澧水中源入澧水也是巴人南进湘西北的重要线路之一。
《水经》曰：澧水出武陵郡充县西，历山东过其县南。注云：“澧水自县东经临澧、零阳二县故界。”[25]这里的“临澧、零阳二县故界”是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司马炎将天门郡零阳县，分成零阳（今慈利）、临澧（今石门、澧县、津市）、渫阳（今石门北乡）三县，晋太康四年（283）天门郡撤并渫阳、临澧为澧阳县，设置零阳、溇中、充县、澧阳四县，其中澧阳县治在今石门县城，天门郡治也由零阳迁至澧阳县治（今石门县城）。也就是说古代巴人从澧水入湘西北一定到了慈利、石门。
笔者以为古代巴人当然也进入了澧水流域的澧县、临澧、津市及安乡、南县、华容等地，但这些地区属于平原区域，汉化严重，或说早已汉化，现在很少有巴人族群了。所以巴人及巴文化经过澧水入湘西北大量地留住在了慈利、石门大山区。
第三条走洈水、澹水入石门。《三国志·吴志·黄盖传》曰：“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迄夏，寇敌尽平。诸幽邃巴、澧、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巴、澧、由、诞，四水名。由即油水，诞即澹水也。”[26]
邓和平在《巴文化南渐》记载[27]，“巴水”或指巴苗溪，在古之“充地”，即后来所称的“充蛮”。澧水，即澧水流域，或称“澧阳蛮”或“澧蛮”地区。油水，上游发源于白石山，地属古代天门郡地，或即后来所称“天门蛮”。《水经》曰：“油水出武陵孱陵西界”，注云：“县有白石山，油水所出，东经其县西，与洈水合，水出高城县洈山，东经其县下，东至孱陵县，入油水也。”[28]此处所言洈水，其南支发源于湖南石门；北支发源于湖北五峰，于松滋市卸甲坪乡汇合东流，与油水汇合。洈水、油水等支流是古代巴人渔猎生产和原始稻作农业之地，其后裔即后世所称“南郡蛮”“孱陵蛮”“高城蛮”“澧蛮”“由蛮”等。今湖北五峰古属“宜都蛮”，古代巴人发祥地武落钟离山在其西北。洈水、油水也是当年巴人南进石门路线之一。
澹水，源出石门县地，澹水为澧水支流，为九澧之一，即后来所称“天门蛮”地区。“今考秦汉所置郡县辖属，上述四水及其地，皆属武陵郡地，其四邑蛮夷君长，属武陵郡守节制，巴人当在其中。”[29]
当代也有人认为：“这里说到‘巴、澧、由、诞’是指四个族类名称。澧，大概就是后来历史上所称的俚人，是接近‘僚’的一个族类；由，是今日瑶人；诞，就是《淮南子》里的但，后来的‘蜒’，即今日的蛋民。巴，可能是四族之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巴人。”[30]邓和平在《巴文化南渐》中说，俚人即“僚”，或因后来麻寮千户所之前身，系两大族类组成，麻即蛮，寮即僚。而蜒实为巴人“瞫”之后裔，亦属巴人。由，即油水流域的先民，后融为“土家”与汉族，是否为“瑶”，没有显著特点，或许后来迁徙他地。[31]总之，巴、澧、由、诞，可能指这四条水域的“蛮夷君长”。
4.鄂西巴人避楚西迁重庆建立巴国
鄂西巴人避楚的道路除了南下石门外，另有唯一可行的主道：西迁。管维良在《巴族史》记载[32]，白虎巴人西迁的途径是这样的：他们沿清江河水上行，到其源头转入郁水，顺郁水下至今彭水县城关，即进入乌江水道，再顺乌江下行，就到达乌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今涪陵，古代叫“枳”的地方。这条由清江（其出口通长江）、郁水、乌江和长江连成的水上通道，在上古时期是有水直接相通的，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二载：“清江源出彭水，中贯（施州）卫境，至夷陵宜都而合大江，其取迳尤捷也。”[33]白虎巴人从枳出发，向西溯江而上，到达今重庆市渝中区。这里是长江、嘉陵江的交汇之处，北、东、南三面环水，仅西面背山，白虎巴人在此环江为池，以山为城，建立自己的国都，从而建立了巴国，把这里取名“江州”。
巴人发展到鼎盛时期，汉中就是巴人向北推进的结果，汉中大约以南郑为界，其东属巴，其西为蜀。而川东巴国在汉中的东境则大约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其西属巴，其东属楚，因此，西起南郑，东到竹山的汉水流域大片地方都是巴国领土。它的南部东境春秋战国时就是楚的前哨。商朝后期，史书曰“蜀伐楚”，并不书巴。管维良先生认为[34]，在武王伐纣中巴师参加以蜀为首的集团开往牧野前线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尚书·牧誓》中的蜀师实际上是包括了巴师的。因此，常璩在回顾巴族历史时大胆地肯定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他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写道：“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军磅礴的气势、凌厉的攻击，迫使商军瓦解并阵前起义，为最后彻底打败独夫商纣的军事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5.巴国巴人迁徙湘西（陆路之二）
巴人南进湘西北，陆路并非仅限于佷山到达石门县境一条路线，还有两条。一条是巴人从鄂西南入湘西酉水地域。熊传新的《湘西土家族的出土遗物与巴人的关系》考证：巴人在五落钟离山沿清江而上，在上游转其支流忠建河，溯忠建河上行到达沅江支流酉水上游，这两条河流的上源现今相距甚近，古时水量大，几乎相连。然后顺酉水而下可进入沅水流域的湘西了。部分白虎巴人就是沿着这些路来到湘西一带的。第二条就是巴国灭亡后巴人迁徙湘西北。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败绩兹方（湖北松滋），楚国洞悉巴蜀军队实力并不强大，于是大举西进，逐步夺占巴国境土。《史记·秦本纪》载：楚强巴弱，楚军进展迅速，楚宣王九年（前361），已从巴国手里北取汉中，南占巴黔中。
随着江州沦陷，巴国南疆不复存在，只剩北国半壁了，巴国统治中心北移阆中。楚国吞并川东巴国南半部以后，这些地方即为楚地，原来巴楚两国交兵时的关隘壁垒也随之消除。加之向有虎狼之国称呼的秦国军队节节向南进逼，这就使得相当多的白虎巴人撤退江州一带。据管维良先生考证[35]，白虎巴人撤退江州路线也有两条：一条退回鄂西山地老家，另一条是寻迹迁往湘西。正是由于有一部分白虎巴人先期到达湘西，并扎下了根，所以后来川东巴国灭亡以后，才有大批的白虎巴人沿着长江、乌江，经黔中到达湘西五溪地区，使这里成为战国中期以后白虎巴人的主要聚居地。这件事亦是有史可查的。唐《十道志》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载：“五溪谓酉、辰、巫、武、源五溪。”
有人提出疑问：巴人南进，为什么湘西不闻“巴姓”聚居村寨？邓和平在《巴文化南渐》中说[36]，其实有众多巴人村寨，只是不姓巴而改姓了田。有人曾就田氏起源做过探索，以“土家语”上溯，得出的答案为“墨—天—田”。首先，土家族为巴人一支的后裔，并不等于土家语就是古代巴语。其次，“天”“田”音近是用当代读音作标准的，有人认为二者近音，以“天”为“田”姓。其实，古代“田”字读音“陈”，《说文》[37]：“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形。”注云：“田与陈，古音皆音陈。故田者，即陈相因也。陈仲之后为田氏，田即陈字：假田为陈也。”因为陈、田同音，可以通假。由此可见，至少在汉代以前，“田”字音“陈”而不音“田”。那么，古代巴人时代，就更不是读“田”音，而是读“陈”音。由此可见，“天”“陈”（田）不是音近，而是音远矣。其三，用“土家族”形成后使用“土家语”去解读古代巴人之社会事象，此方式方法不可取。所以有人多次撰文[38]，将古代巴务相之“务”，用土家语释义为“养牛的”，由此断言“务”是“牛”“武落钟离山就是牛群野放的天然牧场”“廪君巴务相，就是以养牛业为生的巴族的相姓首领！”且将“务”与巴巫文化社会形态撇开，而以“牛”“养牛”等释义，实在欠妥。南进湘西北的巴人留下众多“田”（古音“陈”）姓的村寨，便是巴人后裔。因“田”“陈”同音，故田人又称陈人。陈人（田人）至澧水流域，“与当地原有巴人、蛮人通婚，逐渐转变为巴族和蛮族，并成为巴蛮大姓，还担任了部落酋长”。[39]田姓本为巴人。此处“当地原有巴人”，或当理解为当地原有部族。
《酉阳杂俎》卷七载：王莽时，“五溪蛮夷酋长田强”，“遣长子田鲁居上城，次子田玉居中城，小子田仓居下城，率五万人，三垒相次，烽火为警，彼此呼应，抵抗来攻的莽军”。当时，田强父子八人加入反莽斗争行列，从五溪下屯沅水以东，可见其势之大。[40]
《宋书·蛮夷传》云[41]：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天门郡“溇中蛮”田求起兵，攻溇中县，逐县令，雍州刺史刘道产招抚，将一部分“蛮人”迁至溇水中游。田求，亦为古代巴人后裔。也就是说，田求是巴人南进湘境巴人田氏之裔而成为“蛮夷酋长”的。《南史》亦载：“天门溇中令宋矫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十八年（441），蛮田求等为寇，破溇中，掳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曾孙念讨破之，免矫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