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北濮人与土家族下层土著居民
1.商周时代濮人宅居地及濮人特征
前面讲了三苗人、巴人、楚人，本处讲土家族土著人濮人。濮，存在于夏、商、周至秦时期，属于“南蛮”土著民族。濮人分布很广，其地域绵亘湖北、安徽、河南、江西北部、四川东部和湖南西部广大地区，与当时的“三苗”并列，为江南大族，因其部落众多，史称“百濮”。据《周书·王逸会解》载：商时百濮在商的“西南”。《左传·昭公九年》载：西周时，濮为周的“南土”。晋代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写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记述[50]，濮人是先秦至汉晋活动于我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大致介于百越系统与氐羌系统民族之间。濮人经历过“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杜预在注《左传》中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濮人聚居于高山丘陵，其地理形势所形成的内部互不相统，生产力落后，社会组织是松散的部落。濮人中没能出现类似滇王、夜郎王这样的人物，自己一直未建立统一的国家，一直是巴、楚等国的附庸，因此濮人是他称，自己连姓都没有。
上古濮族有几个主要社会特征[51]：其一，濮，是百濮民族的统称，是民族母体，是同一民族的一杆大旗。其二，濮族所系的濮人按照各自的图腾，或各自的姓氏，或各自的血缘关系，组成众多的氏族集团（部落集团），从而形成若干个民族子系或支系。据有关资料记载，卢、罗、骆、庸、彭等是其中重要分支，有的还成为重要邦国。其三，这些支系或邦国“各以邑落自聚”，从而形成众多的种类，故得“百濮”之名。其四，他们尊称各自部落集团的首领为“濮子”。可见上古之“濮子”延伸到中古的“僚子”“罗子”等都不含贬义，而是部落头领的尊称。其五，部落之间互不隶属，“无君长总统”。濮族的这种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在土家族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环境变而实未变，时虽易而实不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桑植朱家台墓葬是典型的濮人墓
战国时期，以湖北为中心的江汉之濮被楚打败，濮人纷纷逃往西南各省，而以桑植为中心的澧水之濮，则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机体。1988—1996年，桑植县先后发掘了早商遗址三处，战国墓葬群三处，汉代墓葬群一处。经专家认定，澧水上源地区的历史文化应是古代濮族文化，这一地区的土著先民即是古代濮人。
湖南省考古所所长何介钧说[52]：“先秦时期，在湘西、湘西北地区有百濮民族的一些支系，曾经在湘西、湘西北地区长期居留和经营。”省考古所柴焕波特地对湘西北地区濮人墓葬进行了检索，明确指出[53]：“桑植朱家台战国墓地M3、M4、M10、M13，都是典型的濮人墓。”由此，考古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湘西北地区的土著先民就是上古濮人；并且认为，上古濮人为中古僚人的先民，中古僚人为后来土人的先民，由濮到僚，由僚到土，由土到土家族，构成一条完整有序的历史链条，勾画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林时九在《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索》一文中说：“湘西这个地区在商周古文化的族属问题，我认为是濮。”商周时代进入武陵地区清江流域、酉水流域、澧水流域的濮人与巴人、庸人、楚人、苗人、越人诸族交错杂居。
3.战国时期湘西濮文化标志
战国时期，楚文化在湘西大行其道，一部分濮人向西南地区迁移，但也有一部分继续留下来，并成为被楚人征服下的底层民族。那么，这部分濮人的考古学文化载体又是什么呢？我们从永顺不二门遗址战国墓葬中发现了它的踪迹。第一，宽格青铜剑成为湘西濮文化标志。何介钧先生对湘西北出土的宽格青铜剑进行过概括性的论述[54]，并认为制造和使用宽格青铜剑的主人为古代的濮人。这种剑多为宽格，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剑身与茎合铸，大多数剑茎上有孔，原系有木质或竹质柄，也有铜质的，用绳或铜条与孔贯通相连，发现时大部分柄不存。在格部和柄部饰有水波纹、回旋纹、云雷纹、曲折纹、米字状纹、菱格纹等纹饰。目前，宽格青铜剑发现地点有保靖四方城、泸溪桐木垅、慈利官山、慈利零溪、临澧太山庙、沅陵木马岭、张家界永定区等地共数十处。第二，朱砂成为湘西濮文化标志。湘西北濮人遗留下来的文化不同于湘东文化。武陵地区成为先秦时期濮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湘西朱家台文化永顺不二门即是佐证。据《尚书》记载：武陵地区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居民是商末参加武王伐纣及之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濮人。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说[55]：“文献上提到濮人、僚人、仡佬人时，往往与朱砂连在一起，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就在辰州，故又称辰砂。查新版中国矿产地图，汞矿的产地全在湘西、黔东北和渝东山区。”“濮族集团中心区应在湘西丘陵和渝东山地，古代汞矿是武陵山区及毗邻的渝东地区特有的。这一时空范围正好与朱家台文化相吻合。”
4.濮人西徙
濮人曾聚居于洞庭湖地带的石首、华容等处，这便是有人所说的殷商与西周相交之时濮族居地之一：《尚书·牧誓》所言“濮人”随周武王伐纣[56]，“濮，在今湖北省石首县南”。其实，濮人有“百濮”之称，分散居处在湖北、湖南等多处地域。在今湘境地带，尤以湘东北地带为甚。周初曾为伐纣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出现于“历史舞台”，至春秋时期，因楚国势力强盛，将洞庭湖地带以南尽数占领，濮人的“主力军”西移，进入黔中地带的东部，即今湖南省沅水以南、洞庭湖以西、资水以北地带，最后西迁至重庆、四川宜宾成为古僰国即白子国的一部分。[57]在西迁的众多濮人中有一支迁到今四川宜宾一带，与当地土著僰人联合建立了自治性诸侯似的政权，后世称为“古僰国”。[58]随着秦王朝政局稳定，汉王朝兴起之际，统治阶级对“僰濮国民”大肆掠夺，掳掠来的“僰濮人”或服苦役，或被贩卖为奴（称僰僮），“僰国”被迫南迁云南。在西汉武帝时期“僰国”张氏始祖仁果任“僰国”酋长时，率族人继续南迁建立了“白子国”。自张仁果开始实行世袭。[59]“白子国”第十五代世袭酋长龙佑那，最初统领本部落，并未受到封建王朝的敕封。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征平定“南蛮”，途经“白子国”，封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其世袭地位得到蜀汉政权的认可。酋长世袭历经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唐初，后裔酋长张乐进奉调荆楚，率部族于鄂西南“以夷治夷”，成为五峰、石宝、深溪诸土司之先世。[60]
5.濮人之后称僚、仡佬
战国秦汉时期，楚人、巴人、汉人等外来者先后进入湘西，与土著濮人杂居。从此濮人的名称在文献中销声匿迹，但无疑融合在“武陵蛮”或“五溪蛮”之中。以后又称为“僚”，大约在宋代前后称为“仡佬”。
史籍中关于“僚”或“仡佬”的记载很多。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记载[61]，《南齐书》卷二十二载：“酉溪蛮王田头拟走入僚中。”“酉溪蛮”的地望在酉水流域，“走入僚中”说明南北朝时期，这里僚人的势力很大，而且与外来的大姓各有自己的聚居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境界》载有“落头民”或“飞头僚”[62]：“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僚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夜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这种传说与僚人猎头祭祀有关。
《宋史·蛮夷传》：“（仁宗）宝元二年（1039），辰州佶僚三千余人款附。”《永顺县志》注说：“宝元二年，下溪州刺史彭仕羲击辰州佶僚有其地，自号如意。”所谓“佶僚”，应在永顺、保靖一带。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叙述了武陵山区仡佬、瑶、苗等民族民俗的情况[63]，其中以记录仡佬的为最多，实因仡佬为当地的原始土著，而且当时在数量上多于其他诸族。其中所描述的土著首领的生活实况，正是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下的各州峒长官。这些仡佬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和黔东一带。到明代时，仡佬族分成许多支系，与当地苗族、土家族通婚，而融入各族，至今张姓仍自称为“瓦乡人”。[64]
由于濮人、僚人、仡佬人这一传承关系，在近代，仡佬族被认为是武陵山区和云贵高原最古老的民族，贵州民间常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故称之为“古族”或“古老户”。目前，仡佬族除黔东北较整块外，其他地方与汉、彝、苗、布依等民族错杂而居，成点状分布。20世纪80年代初，田曙岚先生发表文章认为[65]，濮人、僚人、仡佬人是一脉相承的。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一书中认为[66]，濮人、僚人、仡佬人往往与朱砂联系在一起。而近年来湘西地区发现的“不二门文化”，正是湘西土著居民濮人的考古学文化。宋代“土蛮”“土人”称号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