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平所土司制度
1.军政合一的集权政治
明朝土司制度规定，凡明朝所封授之土官或土司，皆“大姓相擅，世积威约”。据有一定百姓数量、一定辖区的当地头人，为防止其相互兼并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朝廷往往对其争执之地域问题进行干预，如不听从处理，则给予重罚。如嘉靖十四年（1535）议准：“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遵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所争村寨平毁入官……”明朝军队编制设“所”。一郡要害之地都设“所”，统领一千二百人的为千户所，统领一百一十人的为百户所。千户所把氏族联盟酋长称千户长，土官正千户长为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首领，添平所军衔领“武德将军”。添本所受封建王朝封赐，实行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士官无子、弟，而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一人袭”。[11]
2.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添平所军事制度是兵农合一，寓兵于农。添平所土兵，兵即是农，农即是兵。平时土兵为农，屯垦荒田，打着“喔嗬”唱着薅草鼓歌集体生产；战时“荷戈为兵”，征战南北，保卫隘所。“兵不妨农，农不废兵”[12]，实际是全民皆兵，军源充足，所以两关十隘不仅是防守据点，也是屯垦基地，土兵既是维护土司制度的工具，又是原始公社里的农民。
3.朝廷对土司的严格管理
明朝皇帝对蛮区的统治也非常严格。明朝有明文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还规定“土官土兵嫁娶，止许本境本类，不许越省并与外夷交结往来，贻害地方”。[13]所以关隘守备必须严格执行盘查。明王朝还在“蛮夷”的边缘地带，蛮、汉杂居区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加强军事防范。在军事要地杂以汉官担任千户、百户之职，领兵镇守。这种严密的军事防御与林立的关隘，不仅可以防止“蛮夷”人民的反抗，使其与汉人隔绝，实现“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的限制，而且可以防止“土司出设”，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加上隘与隘之间，相距遥远，古时交通不便，联系困难，故各隘自成行政、经济及军事独立，俨然小朝廷，这是明朝石门土司特色。因其为朝廷子民，故当国家有事时，土官、土司均须接受调遣，如西南征缅，南方平越，东南御倭，东北援辽，都有土兵参与。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抗倭战争，广西田州土官女王瓦氏率领的狼兵与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姓率领的土兵出力很大。尤其到明代中叶以后，卫所军士已不堪使用，各地土兵则成了明朝安靖地方及抗御外患的重要力量。[14]
麻寮所同添平所一样，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与汉区有很大区别。封建王朝均用羁縻形式笼络人心，以安邦定国。各土司用进贡形式纳土归印，皇帝另行颁旨，以准袭父职或令守故土或镇剿“峒蛮”有功，加封武德将军等语。各土司“假我爵禄”割据土蛮地区。“洪武七年，麻寮所千户唐涌备降香六十斤，人参三匣，海骝名马二匹入贡一次。洪武十六年唐贤进贡香马入京，请袭；口报土粮六千七百六十四石纳土归附，以赋资军饷。由七年前附常德卫，七年后附九溪卫，自十六年进降香七十五斤，良马两匹，獐一对，麂一对，兔一对，鹿一对，以后每为贡例。”“唐涌请奏概免差徭杂派，明太祖准奏。”“麻寮所附籍慈利，所隘田沃土免三征七，名曰隘粮；瘠土免七征三名曰隘丁，一切杂徭悉行蠲免，以资无俸无粮之官军使自行团练，不请粮饷，不给兵仗。颁降印信，永垂世袭，把守十八土司边关，永镇诸夷苗寨。”[15]
4.添平所土司特殊土司制度
麻寮隘丁守御千户所唐氏与添平隘丁守御千户所覃氏，二所衙署在明代以前设在湖广枝江官圹坪，冠名则为“四川六路都督府”“四川六路总管府”或“陕西六路都督府”“陕西六路总管府”，而其他部族则多以所领区域或始居地寇名，如梅梓峒、容美土司、五峰土司、深溪土司等。在羁縻制度时期，其他羁縻府州郡县峒的领地，大致相对固定，且由封建王朝采用升迁方式调离原居地，而覃氏部族则不然：驻防区域未相对固定，而是分防湘鄂边各羁縻州县之间。元初，土官较大部族相继迁移武陵山腹地，伺机扩大领地，而覃氏反而自腹地向边沿地移防；明代，同地域的部族是实施土司制度，而覃氏部族则沿袭“羁縻卫所”制度，封建王朝视为其土司，而实际又别于土司。
剖析添平所土司，还在于他们极力维护中央统一。添平所土司之前称添平覃氏土司，在1000多年历史里，他们足迹遍及浙江、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重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在“以蛮攻蛮”中，他们始终是“攻方”；在“以夷治夷”中，他们始终又是“治方”。每遇封建王朝更替，其他土官率部向周边发展，用“买管”“侵占”等方式，不断蚕食州县地域，而添平所土司截然相反，每逢封建王朝更替之际，覃氏部族便将部族向腹地收缩，逐步将“以夷治夷”边地成为流官治理区域，最后连经营千多年的衙署（枝江官圹坪、宜都添平山衙署）也一并“纳土”，而到石门西北荒地“辟土为居”，新建“石门衙署”，这也是添平所土司与其他土司的不同之处。
5.“以夷治夷”性质
从添平所土司制度来看，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是与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境的各土司同制同俗。清朝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这样评价添平所：“添平所土司放纵，据石门半境而不服徭役。”可见当时的添平所处于一种自我管理、自我防御、自给自足、不受朝廷约束的状态。
添平所土司是受中央王朝保护的特区政府，用现代话说就是“一国两制”，一旦发生“汉夺土印”事件，土司王即上京寻求皇上保护。北京图书馆《九溪卫志》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7）石门县知县冯汝器与添平所土官覃宗藩有仇，于是泄私愤，图报复，以“纵军抗粮，例应革职”罪名篡夺添平所印，入守十隘。覃宗藩派细沙隘百户伍岳生等进京奏本。明神宗皇帝下旨批复如下：“土官世辖土军，此我祖宗‘以夷治夷’之深意也。今一旦改推选之例，夺土印而与汉官，径上下素不相习，甚肯贴然听命乎？地方官不识大体，轻变祖宗成法，生事起衅，渐不可长。仰吏、兵二部知道，转行湖广抚按衙门，严行查勘，如果所奏事实，应即与分豁，以安边境，以杜隐忧。”圣旨一下，吏部、兵部转发湖广抚按、岳州府及边府会同办理，随即添平所印还归土官，永不推选。不久，九溪卫又要“守提考察”，添平所千户覃宗藩又申报都察院史，都察院史即批复：“土官原无考察，今本部院提，亦无其名，该卫何得差人守提？得毋籍此骚扰乎？另文查究，土官具免考察。此檄。”[16]
上述圣旨及都察院史的批复明确指出了添平所土官的民族性质。“土官世辖土军，此我祖宗‘以夷治夷’之深意也。”一语道破“土”即为“夷”。再从圣旨“夺土印而与汉官”这句分析，把“土印”与“汉官”对称提出，也说明了“土”是区别于“汉”的另一民族。
九溪卫共设前所、后所、左所、右所、中所、添平所、麻寮所、安福所、澧州所9个千户所，其中添平、麻寮二所与前所、后所、左所、右所、中所、安福所、澧州所七所比较，性质完全不同：添平所千户、麻寮所千户分别为覃氏世袭、唐氏世袭制，其他七所如安福所千户实行的是流官制，其接替官为“李谯、夏得忠、刘贵、朱国臣、高嵩、刘名扬、朱贵、袁楚英、朱纳、王大宣、袁勋等十六位”。[17]因此，《九溪卫志·职官》表中，添平所与麻寮所土官另列一类，以此区别于汉官，并在土官世系表前按语：“土官性质与他职官不同，然亦朝廷命官。”这里清楚地看出，添平所的特殊性质是“土”“以夷治夷”“历朝以不治治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