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土家族生活习俗[17]
生活习俗主要指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节日习俗几个方面。笔者在《神奇石门·民俗卷》中对石门生活习俗以及生产习俗等方面都做了研究，本书只对石门土家族有关的比较独特的习俗做简单介绍。
1.干栏建筑
考古资料证明，土家人的居所有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最初是完全的洞居，即住岩洞（石门称岩屋）。后来受中原民居影响，演进为半地穴式居所，后吸收西南民族“干栏”建筑居住特点，最后演进为吊脚楼、“走马转角楼”。这个过程，时间长达数千年。直到20世纪末石门大多民居还是“三间搭一偏”。“三间”即指堂屋、灶屋、火坑屋三间正屋，“一偏”就是偏屋，有人叫它“走马转角楼”，其实就是吊脚楼，石门称“吊楼”。“吊楼”就是西南民族的“干栏”建筑。有人考证，濮人的民居为“干栏”房屋。唐代杜佑撰的《通典》记载“濮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曰干栏”。北齐魏收撰的《魏书》亦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现在，湘鄂渝黔土家地区仍然保存无数“干栏式”转角楼民居建筑。
“干栏”的式样大概是：在“三间正屋”的偏坡处，或以自然树木为主柱，或埋木杆为主柱，并在四周埋设辅柱若干，构成上下两层的房架。下层不装壁，全部亮柱凌空。上层则以木、竹铺为楼板，并用竹条、木条捆夹成墙壁以御风寒。四周或两侧挑出屋檐，构成回廊，称为“司檐”。房屋以茅草、树皮、薄石板覆盖，以遮雨避风。当民居建筑演进至转角楼后，楼分两层，人住楼上，楼下安置碓磨，堆放农具杂物；或楼上住人，楼下喂养牲畜。“干栏”的特点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明代田汝成《炎檄旧闻》录：“舍，茅而不涂，衡板为阁，上以栖人，下畜牛羊猪犬，谓之‘干栏’。”正屋与偏屋（吊楼）相连接，构成石门民居特色“曲尺拐”建筑。这些石门称“吊楼”“吊脚楼”，现今研究土家族历史的学者及其著述普遍称为“干栏”建筑。“干栏”一词实际是直接引用的土家语，土家语称“干栏左”或“干栏挫”，“左”或“挫”的汉语义都是“棚”或“屋”。“干栏左”或“干栏挫”连起来译成汉语就是一种称为“干栏”的茅屋。[18]“干栏挫”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地名化石，对土家族的民居历史有着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土家先民由原始的“穴居”阶段演进到楼房阶段。当然直到21世纪石门土家族老百姓才真正住进楼房，随着农村“改厨改厕”政策的推进，此时民居已经革掉了“偏屋”，与城市楼房没有多大区别。
为什么土家族土民多是干栏建筑？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的民居建筑有着严格的等级，所盖住房不能超过土官的，而且土官要求一眼看到土民住房内全部情况。所以土民建设住房只能是干栏建筑，因此平民百姓无论修建何等式样的房屋，其遮盖物都不能用瓦来遮风避雨，人们普遍采用的遮盖物有茅草、稻草、杉木皮，有资源条件的，则以薄石板作瓦来盖屋，有俗语云：“可以买马，不准盖瓦。”大山里不少地方自然生成薄青石板，一叠叠，一层层，蔚为壮观。这种岩板薄如瓦片，长宽数尺，堆积如山。人们将它们取来均匀地叠盖在屋上，独成一方风景，一方风情。如石门有“岩巴渡”、慈利有“岩泊渡”、桑植有“岩巴肚”，“岩巴”“岩泊”就是“岩头”“岩板”的意思，石门等地讲“岩巴”叫“阿巴”，“阿”就是“岩”的意思），“渡”“肚”“度”的汉语义是“盖”。因此“岩巴渡”“阿巴度”连起来直译是“岩板盖”，调换语序结构就是“盖岩板”，即房屋以岩板当瓦盖的地方。[19]
2.石门“封火屋”
《石门县志》记载，土家族建筑还有另一种样式：“上下瓦屋两重，左右厢房，中开天井，谓之四井口。”石门称“天井屋”“封火屋”，也有人叫它“四水归池”，为汉族地主财主居住。有人称石门这种“封火屋”为徽派建筑，但根据民俗的传承性特点，石门可能存在自古就有这种民居民俗。但由于民俗的变异性特点，石门也可能存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比如上面讲的石门西北乡“曲尺拐”民居式样，就是中原四合院建筑式样和西南地区干栏建筑式样的融合。再比如风雨桥本来就是侗族民俗，但在石门西北乡地区以前也有许多风雨桥。
3.添平所古建筑覃氏祖祠
在这里补充讲述古建筑覃氏祖祠。添平所光裕堂覃氏祖祠位于今天所街乡老街，已经全部毁坏。现存的是位于石门县所街乡文家村的九如堂覃氏祖祠。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添平所左贰千户覃添秀后裔覃旦勋，旦吕、旦诏、旦昌、旦商、旦汉六兄弟3股，覃宇祚、宇洪、宇范、宇畴四兄弟2股，覃宇仁、宇俊两兄弟1股，覃宇都、宇国两兄弟1股，覃宙贤1股，覃旦勋又单独出1股，共9股筹资在原址修建而成，祠堂所用材料均取自当地。清道光十九年（1839）由覃氏族人对阁楼及屋面进行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覃氏祖祠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后经多次维修，基本恢复原貌。
覃氏祖祠系小青瓦屋面砖木结构的四合院，为一处清式民间建筑，整个建筑依山势而建，坐北朝南。祠堂台基为长方形，建筑面积537.6平方米。台基四周墙脚及阶檐以长条形青岩铺垫。覃氏祖祠大门正面为四柱三层门楼，高大宏伟，气势恢宏，第一层门檐上饰人物、花草纹样，线条流畅，雕刻精细，第二、三层石雕分别饰以彩绘，均采用浅浮雕手法，构图精准到位，顶部正檐为砖式斗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祠堂大门用青石制作，其抱鼓石分别饰以动物、花卉图案，石雕技艺极为精细，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覃氏祖祠整个建筑共分三进。入大门第一进为厅堂，两侧设厢房，中间置一月塔，从厢房两侧登木楼梯到第二层为阁楼，其棚栏为“卐”字几何图案，横梁局部饰以彩绘。第二进为中堂，次间大部分建筑已毁，仅存基础石及部分梁架，后为天井，材质为大青石，规矩端庄，封闭清静。第三进为拜堂，左右两侧设耳房，拜堂上供奉覃友仁、覃添顺、覃添秀、孔子牌位。
覃氏祖祠是集祭祖、议事、宗法、教育、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场所，结构严谨，功能齐全，布局合理，门楼、山墙、阁楼等既有典型的湖南地方建筑特点，又具有湘西北土家建筑的风格。其石构件和木构件上的雕刻彩绘构图优美，造型逼真，雕工细腻，反映了当代能工巧匠的高超工艺水平，是湖南民间建筑中木雕、石刻艺术的珍品。1989年1月，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6月，常德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石门土家男女服饰“均皆一式”与崇尚“斑斓服饰”习俗
清乾隆《永顺府志》载：“改土归流”前，石门土家男女平时服饰“均皆一式”。沿袭旧习：“男女垂发，短衣跣足”“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刺花边”。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土家民族形象第一次以草图形式在《皇清职贡图》里清晰呈现：此时永顺、保靖等地区的部分土家男人已开始着裤，上衣为圆领短袍，衣长至大腿，包头巾，系腰带，裹绑腿；女人则“高髻螺鬟”，内穿立领短袍，外套对襟背心，下着过膝百褶裙，以布缠腿。土家族“男女一式”的百褶裙，保留了远古时代“裳”的遗风。在我国古史记载中，有“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之说。这是最古老的裙子样式，类似围裙的形状，为一帘式样。《来凤县志·风俗志》载：“首缠长帕，辫缀繁缨。”
但土家人在节日喜庆期间则崇尚“斑斓服饰”。《后汉书》记述“武陵蛮”“五溪蛮”“好五色衣”，表明秦汉之后，土家族先民服饰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有喜“斑斓服饰”的审美倾向。到了南宋，在唐代即已蓬勃兴起的织锦业此时已进入全盛时期，同时用五彩华美的织锦制作服饰亦自然成为土家人的最爱。南宋《溪蛮丛笑》对此有描述：“绩五色线为方，文采斑斓可见。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大明一统志》、同治年间《龙山县志》亦多有记载。土家人崇尚繁丽多姿的服饰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改土归流”。
5.“改土归流”后土家服饰“俗尚简朴”
“改土归流”成为土家服饰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清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断对土司时期的习俗加以禁止，也包括服饰在内。永顺知府袁承宠在雍正八年（1730）颁布“服饰宜分男女也”。保靖知县规定：“限一年，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从此，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外观形式得以彻底改变，男性由穿刺花衣裙而改穿满装；妇女则上穿满装，下着汉裙，即八副罗裙。
这一时期，由于汉人商贾把大批进口“洋布”带入土家地区，洋布质优价廉，逐渐替代了土家人自己纺织的溪布、班布。织锦除了用于被面、祭祀时的披毯或孩子的盖裙外，几乎不再用于服饰。大多数土家民众服饰非常简朴，据湘鄂渝黔部分土家族聚居地方志记载：土家服饰“俗尚简朴”“无奢靡之风”。此时的土家族服饰已不如以前那样鲜艳，喜好“五色斑衣”的习俗逐渐向“尚简朴”演变，就如土家俗谚所云：“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后来石门土家族服饰是这样：婴幼儿多戴凉帽，一种无顶的圈帽，四周绣花，饰以各种缨须。土家青少年多剃光头，称“和尚”；土家少女头扎鬏或留长辫。土家青年男女着大襟衣服，两袖两裤脚均缀三条宽花条，俗称“三根筋”；新娘子外套红衣，称“露水衣”；土家青年女子腰系花围裙，留长辫；土家大嫂头扎花手巾，头后打结；土家青年男子腰扎黑手巾，打绑腿。中老年男人则头扎黑手巾，在左头打结；中老年妇女则头裹丝包头，俗称戴网几儿。
6.土著民族濮人遗风
《贵州民族关系史》记载[20]，先秦濮人即唐宋僚人，也即宋元仡佬人。在近代，仡佬族被认为是武陵山区和云贵高原最古老的民族，贵州民间常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故称之为“古族”或“古老户”。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叙述了武陵山区仡佬、瑶、苗等民族民俗的情况，其中以记录仡佬的为最多，实因仡佬为当地的原始土著，而且当时在数量上多于其他诸族，尽管在记述上有不尽可靠之处，但对于族群的记载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其所记载的仡佬习俗的主要特征在石门土家族地区都能找到遗风，如：耕田为业，多住平地；长于矿冶，能“以火攻取”朱砂，名曰“辰砂”；精于铸造，不但能锻铁、制刀，而且精于银器制作；善于纺绩，长于蜡染；喜住羊楼，“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叶覆屋，名羊楼”；有贵铜鼓、穿通裙、尚打牙、习鼻饮、惯穿耳等习俗；社会已有贫富分化，各部落自推服其众者为首领，名曰“曹首”“随从者如军中行伍，名队小”，“仡佬比瑶苗则妄自尊大，岁时旦望或客至则皆排衙，主要其事者为队公，又其次名在右押衙”，其中所描述的土著首领的生活实况，正是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下的各州峒长官。现今许多地方的仡佬族有“吃新年”的习俗，即在农历七八月新谷成熟之时，仡佬族有权到附近田地里采摘一些新熟的谷物、瓜、菜来祭祀先祖而不受非议。石门县许多习俗与仡佬族相似，可以肯定石门县有古老濮人。农人入冬月，满田浸树叶，谓之压青，至春来，叶烂泥融，可以代粪。
有记载[21]：石门土家族地区实行刀耕火种的添平经济。添平所“山多田少，地瘠军贫”“时至明末，诸贼盘踞，山谷田土恶成荒丘”。土司军民常为“刀耕火种”，用薅草鼓歌协调劳动节奏，过着原始公社生活，种些苞谷、番薯、洋芋果腹充饥，自食其力。土司受职后，均须担负一定义务：夏税、秋粮。添平所税役情况：“本所边地自汉唐及宋元，皆自种自食。明永乐年间正赋免三征七，名曰隘粮，丁税免六征四，名曰隘丁，一应杂税，尽行蠲免，以资无俸无粮之官军。”对中央纳贡，“降香五十斤，枣骝马二匹”。
【注释】
[1]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2]唐明哲著：《古镇秘史》，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9-220页。
[3]唐明哲著：《古镇秘史》，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3-244页。
[4]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5]本节内容参考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龙西斌等编著：《神奇石门·文博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5-200页。
[6]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128-129页。
[7]《巴人起源地新探》，《土家族研究》2015年第1期。转引潘光旦著：《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民族出版社，2009年。
[8]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62-63页。
[9]管维良著：《巴族史》，天地出版社，1996年，第173-175页。
[10]戴楚洲撰：《湘鄂西土家族向王新考》，刊《文博之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主办，内部资料，2020年第1期，第41-45页。
[11]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67-68页。
[12]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50-52页。
[13]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52-54页。
[14]唐明哲著：《湘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64-66页。
[15]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唐明哲著：《神奇石门·民俗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75-113页。
[16]桑植县政协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桑植地名典故》，《桑植文史》第11辑，2014年，第41页。
[17]张天夫、杨书凡、唐明哲主编，唐明哲著：《神奇石门·民俗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2-168页。
[18]桑植县政协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桑植地名典故》，《桑植文史》第11辑，2014年，第191页“干栏”。
[19]桑植县政协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桑植地名典故》，《桑植文史》第11辑，2014年，第191-192页“岩巴肚”。
[20]柴焕波著：《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第101页。转引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编：《贵州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
[21]唐明哲著：《湖北土家族探秘》，凤凰出版社，1993年，第35页。引《九溪卫志·添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