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生平与著述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的脊梁”，其“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惊人业绩通过小说、影视等的艺术加工亦在民间广为流传。法相唯识宗的创立，与玄奘的求法、译经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一、 西行求法
玄奘俗姓陈，名袆，玄奘是其法名，门人则多尊称其为“三藏法师”，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 (2) ，少年早慧，后因父母双亡、无以为生，遂随其早先出家之二兄长捷法师入住东都洛阳之净土寺，13岁时于该寺正式出家。隋朝末年，兵灾交替，海内鼎沸，为避战乱，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经长安入蜀游学。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年满20岁，于成都受具足戒。在蜀中滞留修学五年之后，为进一步探究佛法奥旨，玄奘独自沿江东下，至荆州（今湖北荆州），复北上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从名师受学，于武德八年（625年）又重新回到长安，是时其已声名大振，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通过这一次国内的游历，在增广见闻的同时，玄奘深感其时诸家异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 (3) ，因而逐渐坚定了西行求法的决心。
从玄奘在国内的游历及所学来看，他在西行前基本已遍摄了原本盛行于北地的佛教义学。南北朝至隋初，以弘传一经一论为主的诸家师说竞相并起，特别是在佛性的当、现二常问题上颇兴诤论。《法华玄义释签》云：“陈梁已前，弘地论师二处不同：相州北道计阿黎耶以为依持，相州南道计于真如以为依持。此二论师俱禀天亲，而所计各异，同于水火。加复《摄大乘》兴，亦计黎耶，以助北道。” (4) 地论北道主染净缘起依于黎耶染识，佛性就未来之果性说，需修行始有，故曰当常；南道主染净缘起依于真如或黎耶净识，佛性就现在之因性说，修行之功，在于开显本有之佛性，故曰现常。《摄论》北传，以其说大同于地论北道，故北道渐合入摄论师，而南道亦进一步通过融摄《摄论》来佐其“现常”之说，这就使得当、现二常之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对此，玄奘在《启谢高昌王表》中曾有特别提及：“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5) 归国后，在忆及其“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的缘由时，玄奘也说：“信夫汉梦西感，正教东传，道阻且长，未能委悉。故有专门竞执，多滞二常之宗；党同嫉异，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后学相顾，靡识所归。” (6) 由此可见，玄奘矢志西游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企图解决当、现二常这一佛教义学的症结性难题。
不过，正如《慈恩传》所指出的，其时“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而玄奘“亦踌蹰此文、怏怏斯旨”的问题远非仅此，其中广摄“三藏四含之盘根，大小两宗之钳键”，共“百有余科”， (7) 因而对玄奘西行的动机，应当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由于客观上佛教义学本身就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主观上又受到翻译传承者文化背景、固有视域乃至语言能力的限制，其时汉地佛教义学所遭遇到的混乱是普遍性的。作为一个虔信的佛教徒，玄奘看到的主要还是翻译传承者所造成的人为障碍，因此他矢志踵武法显等前贤，西行求法、直探其源，实际上更怀抱有统一全体佛法的信念与宏愿。而通过外来者的介绍，其时玄奘可能已知道西土有全本的《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这是一部普摄三乘、通贯全体佛法的论书，这使其有了具体的西行目标，从而更坚定了其决心。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上表请求出国，有诏不许，秋八月，因“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8) 朝廷下敕，允许道俗四出就食，玄奘利用这一机会，“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9) ，开始了他的西行之旅。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今甘肃兰州）、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而至瓜州（今甘肃安西），过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境），孤身一人穿越八百里莫贺延碛（一名“流沙河”），玄奘九死一生，到达第一个西域小国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王麹文泰闻之，遣使迎入高昌，并企图长留之，软硬兼施，玄奘皆不为所动，并以绝食相抗争。绝食三天之后，玄奘气息渐微，文泰终为其坚贞之志所折服，放弃了原初的打算。文泰为玄奘准备了丰厚的行装，修书并附送厚礼至西域诸国及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请予以关照，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此乃师能达印度最要之一著” (10) 。玄奘深为感动，写下了著名的《启谢高昌王表》，洒泪而别。由高昌经阿耆尼国（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屈支国（即龟兹，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过凌山（一般认为即今新疆温宿、伊犁间的天山隘口，俗称冰达坂），进入天山以北。至素叶城（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附近），得遇其时称霸西域的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统叶护的庇护下，玄奘顺利地通过中亚昭武九姓七国一带，逾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萨布兹以南90公里，为帕米尔高原上的险要隘口）至睹货罗（旧译“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于号称“小王舍城”的缚喝国（今阿富汗之巴尔赫）瞻礼圣迹，并与磔迦国（今印度之旁遮普地区）小乘三藏慧性共研《毗婆沙论》月余后，复穿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终于在贞观二年（628年）夏末秋初进入北印度境。
东行至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一带），玄奘受到了国王的热情接待，并就彼国僧称（《行状》《续传》作“僧胜”）法师学《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约半年。在磔迦国东境的大庵罗林里，玄奘遇一自称为龙树弟子的老婆罗门，从之学《经百论》《广百论》一月。复东入至那仆底国（一说即今印度旁遮普邦之菲罗兹布尔），就调伏光学《对法论》（即《杂集论》）、《显宗论》与《理门论》等计四月。更至阇烂达那国（今印度旁遮普邦之贾朗达尔），从月胄学《众事分毗婆沙》四月。从此进入中印度，于窣禄勤那国（一说在今印度哈里亚纳邦之杰加特里附近）住一冬半春，从阇耶毱多就听经部《毗婆沙》。入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方邦之赫尔德瓦尔附近），从德光弟子蜜多斯那学有部《辩真论》及《随发智论》等，历时半春一夏。复至羯若鞠阇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之根瑙杰），时戒日王在位，国力强盛，称霸印度北方。玄奘依毗离耶犀那三藏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约三月。随后，在佛教的开元圣地室罗伐悉底国（旧译“舍卫”，在今印度北方邦贡达与巴赫赖奇二县之边界上，拉布蒂河南岸）、劫比罗伐窣堵国（旧译“迦毗罗卫”，现倾向于认为其地在今印度北方邦之伯斯蒂县）、拘尸那揭罗国（今印度北方邦之戈勒克布尔以东）、婆罗痆斯国（旧译“波罗奈”，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吠舍厘国（旧译“毗舍离”，今印度比哈尔邦之穆扎法尔布尔）、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之巴特那与格雅一带）一一巡礼之后，玄奘于贞观五年（631年）秋末冬初到达其西行的目的地、全印最高学府——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玄奘在那烂陀寺共留学了五年。据说其时寺中凡通经论二十部者，有一千余人，通三十部者，五百余人，通五十部者，合玄奘共有十人，唯有护法弟子戒贤一人博闻强识，穷达一切内外诸书，已年逾百岁，德秀年耆，为众宗匠，人咸不斥其名，而尊称为“正法藏”。玄奘师事之，请为开讲《瑜伽师地论》，同听者另有数千学僧。如是听受《瑜伽》三遍，《顺正理》《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论》等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余《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前此曾于迦湿弥罗等国受学，复予研读决疑。又兼学婆罗门书，对语言文字学（即悉昙学）如《声明记论》等亦着力研修。
贞观十年（636年），在那烂陀寺留学五年之后，玄奘向戒贤辞行，欲进而游历五印。此次游学，大致路线是至东印、转南印、折向西印、复归中印。至伊烂拏钵伐多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之蒙吉尔），玄奘从有部如来密、师子忍二法师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一年。在南印度之南憍萨罗国（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之那格浦尔以南）停留月余，从某善解因明之婆罗门读《集量论》。入驮那羯磔加国（今印度克里希纳河河口两岸地区），停留数月，就苏部底、苏利耶二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二师亦依玄奘学大乘诸论。更至达罗毗荼国（今印度安得拉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北部地区）都城建志补罗（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之马德拉斯西南），玄奘本拟由此渡海去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会彼国国王死，国内饥乱，该国大德三百余人来投印度，相谈之下，其论《瑜伽》，亦不出戒贤之解，遂不果行，乃与僧伽罗国僧七十余人，绕道西印，返归中印。途经北印度之钵伐多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萨希瓦尔县之哈拉帕），从二三大德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从此复东南行，于贞观十三年（639年）重还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寺西之低罗择迦寺有大德般若跋陀罗，善有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玄奘遂就之咨决所疑，凡二月。复往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续传》作“《意义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此等诸论多有不详者），并问《瑜伽》、因明等疑。
从胜军处返回那烂陀寺，已是贞观十四年（640年），戒贤遣其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寺内有大德师子光，其人或为清辨门徒，依中观义破瑜伽之旨，谓一切无所得，故就胜义谛言，依他起、圆成实二性皆须除遣。玄奘则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 (11) 故瑜伽、中观，相辅相成，《中》《百》唯破遍计所执，不破依他、圆成二性，本斯旨而作《会宗论》三千颂，论成，众皆称善。戒日王在征战途中，闻知南印度王灌顶师、正量部学者般若毱多造有《破大乘论》七百颂，影响甚巨，遂命戒贤遣人前往论辩。会玄奘论破一顺世论者，其曾听《破大乘论》五遍，玄奘不耻请问，遂尽得论旨。寻其错谬之处，以大乘义破之，成《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众皆折服。在顺世论者的举荐下，玄奘又被邀往东印度之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停留月余，为其国王拘摩罗造《三身论》三百颂，阐扬佛之功德。随后，在拘摩罗王大军的护卫下，玄奘与戒日王会于羯朱嗢祇罗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之拉杰默哈尔），玄奘盛言唐太宗之神武，戒日王倾慕不已，乃遣使通好。
戒日王为玄奘的《制恶见论》深所折服，遂决定于曲女城召开论辩大会，集五印义解之徒，以观玄奘之论。岁末抵达会场，与会者有十八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婆罗门及诸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亦有千余僧到，可谓盛况空前。大会在贞观十五年（641年）正式召开。玄奘为论主，登座称扬大乘，讲述《制恶见论》之要旨，复请那烂陀寺僧明贤法师当众宣读论文，另抄写一本悬挂于会场门外，依其时论辩的惯例，若有能难破一字者，即斩首相谢。如是经过十八天，虽往返辩难，终无能破《制恶见论》者，大会最终以玄奘的胜利而告结束。众人为玄奘各立美名，大乘众称之为“大乘天”、小乘众称之为“解脱天”，由此声振五印，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会后，玄奘又从戒日王等随喜五年一次、于钵罗耶伽国（今印度北方邦之安拉阿巴德）大施场举办的无遮大会，经七十五日，普施与会僧俗五十余万人。施毕，玄奘谢绝了戒日王等的一再挽留，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
因为有各国国王一路遣人护送，归程相对来说就比较顺利。玄奘经南道，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五日回到长安，共携回佛典520夹、657部，并有大量佛舍利及佛像等。唐太宗在洛阳接见了玄奘，并同意于长安弘福寺组建译场。译梵为华、阐扬佛门遗法，成为玄奘后半生不懈的追求。
二、 玄奘的译经事业
在太宗、高宗父子的先后支持下，玄奘自贞观十九年（645年）、时四十四岁开场译经，至麟德元年（664年）、年六十三岁辞世，合十九年，数易其地，共出梵典75部、1335卷，遍摄内外二学、大小二乘、显密二教，无论是就数量还是质量言，在中国译经史上均无出其右者，可谓千古一人。玄奘的译经事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使之成为一般所说“旧译”与“新译”的分水岭。
首先，借助官方物力、人力上的支持，玄奘得以组建起一个人才荟萃、分工精密、运作高效的译场，这是其译经事业制度上的保证。宋代赞宁及天息灾均曾描述过其时译场的规制：在译主的主持下，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润文等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12) 这一译场制度的完善即始自玄奘。虽然就规模言，玄奘译场或无法与号称有“三千学士”的罗什译场相较，然分工之精密、运作之高效，当远胜于彼，如证文、缀文等各有专职，皆不见于罗什译场。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玄奘译场中，还没有梵呗（负责讽诵咏唱一职），《宋高僧传》明确指出，“唐永泰中方闻此位” (13) ，“永泰”即代宗李豫年号（765—766年）。
其次，由于玄奘“唐梵二方，言词明达” (14) ，故而他能充分地将自己的译经理念贯彻到整个译场中，即“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15) 。对旧有的名相、法数，玄奘大多予以审订重译，有些梵文词汇实在无法对译为汉文，或者另有别种原因，则宁存音译，这就是著名的“五不翻”原则。 (16) 由于梵、汉两种语言的结构性差异，直译与意译（即翻译的文质问题）一直都使译家颇感困扰，玄奘翻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从梵、汉两种语言的内在性出发，创造性地通过发挥汉语的语法功能来体现梵语的文法结构乃至“钩锁联类、重沓布在”⑥的文风，有效地避免了纯粹直译或纯粹意译可能造成的弊端，从而在汉语语境中建构起一套全新的语言，其文句繁复凝重又不失音律之美，并使汉语的哲学表现力达到了其最大的可能。凡此种种，事实上都表明了玄奘重建佛家话语系统的努力。
最后，是玄奘译经的计划性。大致说来，玄奘近20年的译经事业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当然其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绝对界限）：第一阶段，是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到永徽元年（650年）的六年，玄奘以《瑜伽师地论》为中心，集中翻译了一批包括《解深密经》《摄大乘论》在内的法相唯识学的经典。玄奘西行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求取《瑜伽师地论》，故首先将《瑜伽》及相关诸经论译出，以示其为学重心所在，同时出《因明》二论，则立破的工具亦备，显庆四年（659年）《成唯识论》的糅译，实际上具有这一系统之翻译的总结性质。第二阶段，是从永徽二年（651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九年，其翻译的重点则为阿毗达磨，其中一是以《大毗婆沙论》为中心，旁及“一身六足”（玄奘已译出六部，其未及翻译的《施设足论》后于宋代有法护等的节译本《施设论》7卷）；二是以《俱舍论》为中心，旁及《顺正理》《显宗论》等，前者为阿毗达磨发展、成熟期的作品，后者则是阿毗达磨的最后总结。玄奘通过自己的翻译，将系统的阿毗达磨学说传入了汉地，故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玄奘之译阿毘昙于学术有功，不在传法相宗之下。” (17) 第三阶段，是显庆五年（660年）起的最后五年，玄奘以老迈多病之躯，在其生命的最后数年，全心致力于《大般若经》600卷的翻译。这一译经进程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玄奘试图统一全体佛法的毕生宏愿，这种统一的纲领即是，以阿毗达磨为基础，以法相唯识学为主干，最后上贯于般若。当然，事实上是否可能统一，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 《大唐西域记》
玄奘的后半生，主要从事梵典的翻译，著述则甚少，除了现存的大量表启，最重要的无过于《大唐西域记》12卷。该书乃奉敕而撰，“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 (18)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书成表进，故陈垣先生谓：“《西域记》所以与他经论异者，他经论系照本翻译，《西域记》则玄奘自述，辩机为撰文；又他经论虽称奉诏译，实奘所自请，经帝准许，《西域记》则系帝所特属。” (19) 此说最得其实。辩机于玄奘初开译场于弘福寺时即被征为缀文大德之一 (20) ，本为玄奘早期杰出弟子，后因与高阳公主（太宗十七女，下嫁房玄龄次子遗爱）私通事发，而被处腰斩极刑， (21) 故僧史不为立传，其事多有不详。《西域记》基本按照玄奘西行的路线，逐次记载了其沿途所经诸国的地理形势、气候物产、风俗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 (22) 。该书所具有的史地、考古学价值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时贤对此也有诸多论述，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夜半，玄奘寂于坊州宜君县（今陕西宜君）玉华寺。四月十四日，葬于浐河东岸白鹿原。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八日，复迁葬于樊川北原，起塔供养，因塔建寺。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被追谥为“大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