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学知道，行无行相”说
道家和道教以反智的神秘主义著称。老子和庄子都抨击智慧之害、知识之弊。不过，他们虽然都主张“离形去智”“塞兑闭聪”，但也并不一概否定所有认知。因为如果否定一切认知，那么他们就无从谈“道”论“德”，更无须主张“知常曰明”和“小知不及大知”。在他们看来，不“知道”，便无从“修道”，更不可能“得道”。唐玄宗说得更明确：“道在于悟，不在于求，不如财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 (97) 他甚至说：“夫妄心起染，则业累斯生，若悟道虚心，则罪因自灭。” (98) 这实际上是力图继承和发展老庄所倡导的“玄鉴”“静观”思想。
“修性反德，复归于道”的道性论，要求身处法尘之中的世间众生，居法尘而又必须不滞于法尘，乃至“不滞于不滞”。因此，修性之行，不离世间法，又不滞于世间法；“虽藉勤行，必须无著，次来次灭，虽行无行，相与道合”，“如此则空有一齐，境心俱净”。 (99) 不过，唐玄宗认为，要真正做到“行无行相”“心与道冥”，还必须“于诸法中体了真性”。 (100) 也就是说，体悟至道，至关重要。
一、 “俗学伤性，绝学无忧”的学道观
唐玄宗认识到，一般的知识的发生，在于人心与外境的接合。他说：“夫心与境合，是以生知。” (101) 常人所说的“智”，是指人们“役心”追逐外境所产生的种种识见。不过，这种因“役心逐境”所产生的知识和智慧，并不能够把握“至道”，恰恰是远离了“至道”。因为“至道”妙生万物，微明难测。如果不是“役心逐境”，而是反求诸己，摒弃外缘，倒是有可能获得“至道”。正如玄宗自己所说：“若反照内察，无听以心，了心观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则可谓“明了”大道。⑥“心”与“境”相“合”之所以不能“明了至道”，除由于“至道”神妙难测之外，更由于“心”为外境所“迷执”。为外境所迷执，则“心”欲动而失其真性，如此哪能“知道”呢？因此，要真正了知大道，就必须破除外“境”对“心”的诱惑和“心”对外“境”的迷执，使“心无边境之迷，境无起心之累”⑦。
唐玄宗把“役心逐境”所产生的知识称为“俗学”，即世间凡俗之人所为之学。他说：“夫俗学有为，动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终身，如馁夫之临享太牢，恣贪滋味，冶容之春台登望，动生爱著。” (102) 凡俗之人获取知识，都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目的。他们为各种名利和欲望的满足而以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以为眼睛所见、耳朵所听、鼻子所嗅、舌及身所感触到的，都是“至道”之知。他们“耽著矜夸巧智，是法皆执，自为有余” (103) 。他们还分别善恶，辩论是非。岂不知“目视色，耳听声，口察味，伤当过分，则不能无损”。实际上，他们“坐令形骸聋盲，爽差失味”，又何况“耽滞代间声色诸法，不悟声色性空”。他们“耽声滞色”，“驰骋欲心，亦如畋猎，但求杀获，欲心奔盛，逐境如驰”。 (104) 这哪里是获求“至道”之知，不过是“越分求学”以“增长是非”，离“至道”之知日渐遥远。唐玄宗认为，要想真正获得“至道”之知，不是需求“有为过分之学”，而是绝此“有为过分之学”。他说：“夫人之禀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学，伤性则多。若令都绝不为，是使物无修习，今明乃绝有为过分之学，即《庄子》所谓‘俗学以求复其初’者。”④因此，弃绝有为“过分”的俗学，就不会有所执滞。无所执滞，也就无忧患。
“俗学”最早是《庄子·缮性》中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伦理之学。庄子及其后学继承《道德经》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思想，指出：“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手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缮性》）后来，郭象发挥庄子后学思想，指出“欲以俗学复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初唐成玄英更进一步指出：“人禀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于理。今乃智于伪法，治于真性，矜而矫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义礼智儒俗之学，以求归复本初之性，故俗弥得而性弥失，学逾近而道逾远也。”并提出：“以俗学归本，以思虑求明，如斯之类，可谓蔽塞蒙暗之人。” (105) 不难看出，唐玄宗所阐发的“有为过分之俗学”，正是对成玄英思想的自觉发展。只是由于唐玄宗并不像成玄英那样鲜明地反对儒学，而是积极地调和儒、道两家之学，所以他在“俗学”之前加上了一个定语“过分”。因为“性分”本是儒家概念，是指人性善恶之间的界限。唐玄宗吸取这一思想来说明“至道”之学和有为俗学的界限，认为无为至道之学是“分内之学” (106) ，而“有为过分之俗学”是“营为于性分之外，执着于尘境之中”的“分外之学”或“过分之学” (107) 。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绝学”（即绝弃有为过分之俗学）而“悟道”呢？唐玄宗认为，关键在于“了心”：“学之不绝，只在于心。”④他明确地指出：“道在于悟，悟在了心，非如有为之法，积日计年，营求以致之尔。但澄心窒欲，则纯白自生也。” (108) “了心”是“悟道”的前提和关键。而“了心”，也就是要“澄心窒欲”，使“心”无所拖累、无所执滞，从而“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所以他特别强调：“求道者以心为舟，以信为车，车用在于运，舟用在于虚。常取不足，勿求有余。静心而不系者，虚舟也。运动而不倦者，信车也。” (109) 凡人俗学之所以不能悟道，关键在于不能“信车”“虚舟”。而至人之所以能够绝有为过分之学，就在于其“畏绝俗学，抱道含和，独能怕然安静”⑦；“忽忽无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爱染，于法无住”；对于世间诸法，“独无分别”，“等无是非”，“有似鄙陋”而“心实了悟”。 (110)
总而言之，圣人与凡人在悟道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凡人“执有身相”，而圣人“能体了身相虚幻”。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执有身相，好荣恶辱，辩是与非；不得则大忧以惧心神，内竭于贪欲，形骸外因于奔竞尔。”而要破除执有身相之患，就必须“无身”。他说：“无身者，谓能体了身相虚约，本非真实，即当坐忘遗照，隳体黜聪，同大通之无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荣辱之途泯，爱恶之心息。所谓帝之悬解，复何计于大患乎！” (111) “帝之悬解”一语，出自《庄子·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初唐成玄英谓：“安于生时，则不厌于生；处于死顺，则不恶于死。千变万化，未始非吾，所适斯适，故忧乐无措其怀矣”，而“帝者，天也”，“无死无生者，悬解也。夫死生不能系，忧乐不能入者，而远古圣人谓是天然之解脱也”。 (112) 不难看出，成玄英的疏解，正是唐玄宗所强调的圣人悟道、“能体了身相虚幻”的境界，亦即陈鼓应先生所说的“用达观而不悲观的豁达心胸去直面死亡” (113) 的人生态度。
二、 “因学知道，悟理忘言”的悟道观
唐玄宗积极主张绝弃有为过分之俗学以悟道，并不意味着他一概反对“为学”。在他看来，一般人很难直接绝弃有为过分之俗学而悟道，因为“夫唯我道广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赜所知” (114) 。他们往往需要经过初渐修为学、而后顿悟证道两个阶段。他指出：初渐修为学，是“益见闻，为修道之渐”；后顿悟证道，是“损功行，为悟道之门”。“夫为学者，莫不初则因学以知道，修功而补过；终则悟理而忘言，遗功而去执。” (115)
唐玄宗仍然是从圣凡之别的观念出发来阐述其所谓初渐修为学思想的。在他看来，“妙本”之“道”本来是无所执滞的，既不执滞于言，也不执滞于教，而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而体悟大道，也就在于其能够“了言忘言，悟教遗教，一无执滞” (116) 。可是，广大社会民众是不能像圣人那样“一无执滞”而体悟大道的，而需要圣人以言设教，阐明“道”理，引导他们渐修为学而向“道”接近。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言教固然是对“道”的执滞，但对于初学之人而言，仍不可缺少。他说：“夫言者，在乎悟道。悟道则忘言，不可都忘，要其诠理。……若能因彼言教，悟证精微，不滞筌蹄，则合于自然矣。” (117) 又说：“因言以诠道，不可都忘。……若能因言悟道，不滞于言，则合自然。” (118) 对于天下凡众而言，关键不在于是否脱离“言教”，而在于能否“因言悟道”。他特别强调指出，凡众最容易执滞言教，这就使他们难像圣人那样“了言忘言，悟教遗教，一无执滞”，而只能在圣人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逐渐接近“道”，圣人也正是由此出发，因言而设教。他说：“天地至大，欲为狂暴尚不能久，况于凡人执滞言教而为卒暴。不能虚忘渐致造极，欲求了悟，其可得乎？”④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圣人“因言设教”的一片苦心，误认为圣人“因言设教”也是执滞于“言教”，并不是什么好事。“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导众生，实为精信，故与俗相违，代人以为不美。” (119)
问题是圣人并不计较凡夫俗子的百般误解，而是从化导众生悟道的宏伟目标出发而竭尽所能。他说：“圣人虽不积滞言教，然以法味诱导凡愚，尽以与人，于圣人清静之性，曾无减耗，唯益明了。”⑥“圣人虽不积滞言教，然众生发明慧心，必资圣人诱导，故圣人以清静理性，尽与凡愚而教导之，于圣人慧解之性，曾不减耗。” (120) 这说明凡夫俗子要想发明慧心，必须有圣人“因言设教”以指导，同时，圣人也毫不保留、毫无私心地尽力教导他们，这不仅使凡众能渐渐接近于大道，而且也不会使圣人由于没有脱离“言教”而减耗清静慧解之性。
唐玄宗阐述“因学知道”思想时，虽然带有明显的圣凡之别观念，并为圣人“因言设教”“尽与凡愚”而大唱赞歌，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身份等级偏见，但是，积极肯定“言”是“诠理”“悟道”的必要手段，为学必以渐修和“日益见闻”为初阶等思想，则反映出其对名言在认识活动中重要意义的真切认识和对为学必始于感性认识阶段的合理体认。
唐玄宗所谓的初渐修为学，并不同于前面所谓的过分之俗学。过分之俗学是执着于世间法，追逐世间名利情欲。而初渐修为学，是圣人因言而立教诱导凡愚，使凡愚“渐致造极”之学。渐修之学与俗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分，在于其最终达到不执滞“言教”而“体了无滞，言忘理畅” (121) 。唐玄宗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明确指出在初渐修为学之后“忘言”“遗教”的重要性。他说：“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鱼兔。今滞守筌蹄，则失鱼兔矣。执滞言教，则失妙理矣。失理则无由得道。”“言教所以诠理。若执言滞教，则无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风雨不可飘骤，言教不可执滞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 (122) 也就是说，圣人为诱导凡愚而“因言设教”，目的只在于要凡愚“日益见闻”和“因言悟道”，并不是要“执滞言教”，追求越来越多的闻见。在他看来，凡愚之所以在圣人“因言设教”的诱导下仍不能“悟理得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凡愚执言滞教、追求闻见，这就极大地误解了圣人“因言设教”的一片苦心了。
唐玄宗肯定“言”以“诠理”，强调“言”是一般人得以“悟道”的必要手段，但是，他又极反对执滞于言而勉强“悟道”。他认为这与“欲为狂暴”、抛开圣人“因言”所设之教而急切悟道一样，都不能实现悟道的目的，恰是偏离了大道。他认为，真正的“悟道”之人，必定是“于法无爱染，于言无执滞”而“体道自然”③。也就是说，了悟者不以言辩说，以言辩说者未了悟。而圣人之所以是了悟大道之人，就在于其“妙达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虚假，了言教空无，所说之理既明，能说之言亦遣，则于彼言教，一无滞积” (123) 。这说明，圣人之所以能了悟大道，就因为其从重玄学的“不滞于不滞”的思维模式出发来对待“言教”，而不像世间众生“封著名相”，“无言执言而滞教，惑于言教”。 (124) 从重玄学的角度说，“言以不言而为宗”③，“执言滞教，则害于道” (125) ，所以“老君云，我所言以畅于理，理畅则言忘，故易知也”⑤。
那么，世间众生为什么容易执滞于言教呢？唐玄宗指出，原因就在于他们好多闻和信悟不足。他说：“夫多闻则滞于言教。滞教则终日言而不尽，既非了悟，故曰不知。”⑥初渐修为学阶段，固然需要“日益见闻”，但是，“见闻”终究不是目的而应有所止。否则，多闻博学，必将损害心灵而偏离大道。所以他说：“体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闻，故庄子云‘博溺心’也。” (126) 与此同时，如果信念不足，也会执言滞教，不能“悟道”。他说：“人之所以不能体了、证理忘言，谓于信悟不足而生惑滞。既生惑滞，则执言求悟。执言求悟，则却生迷倒，是有不信应之也。” (127) “执言滞教，不能了悟，是于信不足也。”⑨这实际上是强调，世间凡众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悟理得道信念，而不可苟且学道，否则，难免心生惑滞，背道而驰。
三、 “悟教之善，在于修行”的修道观
在唐玄宗看来，圣人因言立教以示导世间众生进修悟道之路，并不仅仅是一种获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践履的过程。仅在思想上为学渐进，是难以忘言悟道的，还必须身体力行，切实体会大道。所以，悟道在于体道。“体”含有修行和悟解两层意义。行与悟，并不是可以明显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相并而为的。所谓忘言悟道，亦即“行不言之教，辩雕万物，穷理尽性” (128) 。因此，“益见闻为修学之渐，损功行为悟道之门，是故因益以积功，忘功而体道矣” (129) 。所谓忘功，并不是弃行，而是于行中忘却功名之心，不因言而辩说功名，所以说“善者在行，无辩说” (130) 。
唐玄宗指出：“福祸之极，岂无正定耶？但由于人不能体道无为，妄生迷执，失其正尔。” (131) 然而，须知“体道自然，非爵禄所得贵也。超然绝累，非凡俗所得贱也”，而体道之人，必须既不执滞于言教，又能和光同尘，“塞兑闭门，根尘无染”， (132) 则澄心窒欲，虚心悟道，与“玄”同德。事实上，也就是要求断绝与外界的关联，消除心中各种世俗杂念，使心灵澄静而无知无欲。
不过，在唐玄宗看来，无知无欲只是体道修行的最基本要求。因为有行必有迹，有迹则难免会有执滞。执行滞迹，如同执言滞教，都不符合重玄学“不滞于不滞”的要求。因此，唐玄宗说：“悟教之善，在于修行。行而忘之，曾不执滞。” (133)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于诸法中，体了真性，行无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则心与道冥，故无辙迹可寻求” (134) 。
总而言之，唐玄宗主张以修行而悟教，虽是强调了“行”体悟大道过程的重要意义，但也并不是一味地去“行”便真的能把握至道和圣教。恰恰相反，“行”只是体悟大道所必需的手段或途径，只有达到在“行”中忘“行”，行无所行，不执滞于修行，方是真正把握了大道。不难看出，唐玄宗这种“行无行相”的体道论，具有十分鲜明的佛教化道教重玄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