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生平与著述
罗隐，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西南）人，《吴越备史》卷二称他“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卒于五代梁开平三年十二月（910年）。“家门寒贱”（罗隐《投秘监韦尚书启》），“少而羁窘”（罗隐《答贺兰友书》）却极“聪敏”，“自道有言语”（罗隐《谗书序》），《唐才子传》说他“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即圣贡籍”，咸通元年（860年）赴长安应进士试，十上不第，逗留京师至于十一年（870年）。十二年（871年），得湖南衡阳县主簿之任，“已至界首，回望旌棨”（罗隐《谢湖南于常侍启》），又不幸因人中途作梗，说他“不宜佐属邑”（罗隐《湘南应用集序》），终未成。遂乞归故里。后得吴越王钱镠鉴识，《吴越备史》云：“及来谒王，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之句。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遂奏授钱塘令，后又任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著作佐郎、给事中。
罗隐一生著述宏富。据《全唐诗》云，有《歌诗集》14卷、《甲乙集》3卷、《外集》1卷，《全唐诗》编其诗11卷。郑樵《通志·艺文略》载《罗隐集》20卷、《后集》3卷，又有《吴越掌记集》3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甲乙集》仅10卷，《后集》5卷，《湘南集》3卷，又有《淮海寓言》及《谗书》等。其书多已散佚，《四库全书·别集类》采康熙初彭城知县张瓒所辑诸集，包括《两同书》10篇，及诗、赋、疏、序、记、论、碑、铭、记事、启、表（一卷九篇，皆为《谗书》所存之篇）等，合编为《罗昭谏集》。此外，《丛书集成初编》录嘉庆年间吴骞校刊的《谗书》5卷60篇。罗隐本是一位颇具才思的儒生，有着强烈的功名进取意识，“常以先师之道，干名贡府”（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然而怀才不遇，如他所自述：
某也，江左孤根，关中滞气。强学虽亡其皮骨，趋时久困于风尘。福星不照于命宫，旅火但焚其生计。徘徊末路，惆怅危途。览八行之诏书，空仰圣人在上。咏五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兴言而几至销魂，反袂而自然流涕。（《投郑尚书启》）
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摧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故同进者忌仆之名，同志者忌仆之道。（《答贺兰友书》）
唐兴科举制度，目的在于破除六朝以来的门阀仕进制度，广开门路，使寒贵有才之士皆具登科及第的机会。罗隐既怀经世之才，却屡试不中，其原因有二：其一，出身寒微，朝中无靠山。“前窥而四海清平，内顾而一身流落”（罗隐《投同州杨尚书启》），故而“营生则饱少于饥，求试则落多于上”（罗隐《投盐铁裴郎中启》）。儒学传统的人生追求促使他决意仕进，但他又缺乏必要的媒梯。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正如他在《西京崇德里居》中所描述的：
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风从昨夜吹银汉，泪凝何门落玉盘。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锦鳞报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
其二，不愿沉浮流俗，不合当时世态。在《陆生东游序》中，他记述了这样的事实：
俱以所为道请于有司，既不能以偷妄相梯，又不能挟附相进，果于数百人中，不得吏部侍郎意。
唐代科举取士，虽有抑制权贵、奖拔寒俊的作用，而且也偏尚文辞，然而其科试文体，内容与形式皆有所拘泥。罗隐不愿循规蹈矩，又不肯追随时尚，趋炎附势，落榜亦是自然之理。有关这一点，他自己总结道：
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投知书》）
在《答贺兰友书》中表述得更为明了：
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时，其进于秉笔立言，扶植教化，当使前无所避，后无所逊，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苟利其出处，则僶俛从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离可乎？……非仆之不可苟合，道义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圆，既不与人合，而又视之如仇雠，以是仆遂有狭而不容之说。……彼山也水也，性之所适也，而眷眷不去者，以圣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仆初心，苟不得已，仆亦自有所处。大凡内无所疾，外无所愧，则在乎命也天也，焉在仆与时人乎？
尽管清醒地认识到如要利于进退，须趋合时态，但如同追求山水之自然正性一样，罗隐宁愿“流离”，甘受“介僻”“狭而不容”之讥，也终不肯“移仆初心”。如此笃行践履，理想追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自然，罗隐不服气自己在仕途上的失意，他感叹道：
呜呼！大唐设进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陈希孺之才美，则非常之人失之者矣。德行莫若敦于亲戚，文章莫若大于流传……（《陈先生集后序》）
这既是为陈希孺所感，又是针对自己的。罗隐这种对科场弊端的不满甚而达到了愤激的程度，疾呼“九泉应有爱才人”（《经张舍人旧居》），从而也不免使他对“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与“天将大任于斯人”的政治抱负产生了疑问：
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人？……良时不易得，大道不易行。（《投知书》）
仕途上的困顿，生活上的窘迫，这些复杂的经历及其痛苦的体验，促成他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变异，即出儒入道。尽管他常常还以儒学的本位，自诩“小儒”，对释、道家二家进行抨击：“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代文宣王答》）然而，他的思想面貌全然非儒学者，而是一个道学家了。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首先，他对归隐生活产生强烈的慕求，如在《晚眺》中写：
凭古城区眺晚晴，远村高树转分明。天如镜面都来静，地似人心总不平。雾向岭头闲不彻，水流溪里太忙生。谁人得及庄居老，免被荣枯宠辱惊。
又，《寄剡县主簿》写道：
金庭养真地，珠篆会稽官。境胜堪长往，时危喜暂安。洞连沧海阔，山拥赤城寒。他日抛尘土，因君拟炼丹。
又，《答宗人袞》诗亦云：
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鸰原谩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羡君归棹五诸侯。
又，《归五湖》云：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而从罗隐将名中“横”字改为“隐”字一事，亦可窥见他的思想转变之一斑。
其次，罗隐对人、物、时事的讽讥与抨击，早已越乎儒者行为规范，俨然是一个异端思想家了。据《唐诗纪事》载，昭宗看过罗隐的一首诗，很是看重，“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 (1) 罗隐的《两同书》即是合道、儒两家之言，至于《谗书》则全然是道家者言，与韩愈《论佛骨表》在思想格调上有显著的区别。称罗隐“轻易”“介僻”“恃才傲物”，实质上是切中实际的。因为这正是异于流俗的道家风范。罗隐亦“自谓是非颠倒，不复见其人”（《陆生东游序》），“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投知书》）。这种处世态度与同时代的谭峭、无能子如出一辙。
有一点应当指出，罗隐崇奉的是道家的人格，却不是道教里的鬼神说。他竭力反对道教中的术士玩弄装神弄鬼的骗术，在《广陵妖乱志》中，他对信奉吕用之、诸葛殷等术士的高骈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2)
总体来说，罗隐是一个糅合道、儒且以道家思想为基本面貌的道家思想异端，正是从异端思想立场对社会历史的深入洞悉和尖锐批判，实现了其思想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