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道”

第三节 论“玄道”

一、 成玄英的道性论

(一) “道”为虚通

在成玄英看来,“道”的第一要义为“虚通”,这同他对“重玄”的解释是一致的。他在《老子注》中反复阐明“道”是虚通之理。他说:“道以虚通为义” (59) ;“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 (60) ;“夫至道虚通,妙绝分别,在假不假,居真不真” (61) 。其《庄子疏》也诠释“道”为虚通。《天下疏》说:“道,达也,通也。”《大宗师疏》称:“虚通至道,无始无终。”《知北游疏》讲:“至道玄通,寂寞无为,随迎不测,无终无始。”《则阳疏》说:“既乖虚通之道,故尽是滞碍之物。”《齐物论疏》说:“虚通至道,非真非伪。”可见,成玄英是把“虚通”作为“道”的本质特性,甚至干脆将“虚通”与“道”相提并论,称之为“虚通至道”。“虚通”,相当于“虚空”,“通”者,空也,道的运行也就在虚空之中。《庄子·外物疏》曰:“虚空,故自然之道游其中。”这种虚空又称“真空”“环中”,诚如《则阳疏》所说:“环,中之空也。言古之圣王,得真空之道,体环中之妙。”故“虚通至道”又称为“环中之道”:“执于环中之道以应是非,用于独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虚通之理,转变无穷者也。” (62) 在这里,环中之道即等于虚通至道。虚通至道无所不在,正如《渔父疏》所指出的:“夫道无不在,所在皆通。”为什么说“道”是“通”或者“大通”呢?《大宗师疏》回答说:“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原来,道具有“通生万物”的生成性,所以称之为“大通”。《知北游疏》的答案是:“夫以不来为来者,虽来而无踪迹;不往为往者,虽往亦无崖际。是以出入无门户,来往无边傍,故能弘达四方,大通万物也。”不来不去为佛教三论宗“八不中道”的内容,成玄英借此说明道的出入来去无遮无碍,所以能“通生万物”。

自然万物有赖于道而大通,那么虚通的重玄之道与人有何关系呢?《知北游疏》说,人的“精智神识之心,生于重玄之道”。《齐物论疏》认为,圣人的智慧,“照物无情,不将不迎,无生无灭,固不以攀缘之心行乎虚通至道者也”,人的那颗自然无为的本心产生于虚通至道,其活动也应在虚通至道的引导下进行,圣人认识到这点,所以不用攀缘有为之心“行乎虚通至道”。虚通至道守一不二,一旦违背则心乱,心乱则有忧患生起。正如《人间世疏》所讲:“夫灵通之道,唯在纯粹。必其喧杂则事绪繁多,事多则中心扰乱,心中扰乱则忧患斯起。”可见人心当顺从虚通至道,可守一不乱,没有忧患。人的行为也应与虚通至道相符:“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 (63) 经世治事要像道那样虚通豁透,因为“人间世道,夷险不常,自非怀豁虚通,未可以治乱”。古代帝王得虚通至道,所以符合天地,混同万物。比如:“浠韦氏,文字已前远古帝王号也。得灵通之道,故能驱驭群品,提挈二仪。” (64) 又如:“古之圣王,得真空之道,体环中之妙,故道顺群生,混成庶品。” (65) 虚通至道能消除人间的你争我夺,正如《则阳疏》所指出的:“夫道清虚淡漠,物我兼忘,故劝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争夺自消。”看来,人类心性的修养、行为的规范、社会的治理等等,都离不开成玄英所说的“虚通至道”,因为它是社会人生的最高准则。

成玄英将“道”诠释为“虚通”是有其思想渊源的。《庄子·齐物论》说“道通为一”,《庚桑楚》也讲“道通”。扬雄《法言·问道》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淮南子·诠言训》说:“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管子·心术上》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虚者,万物之始也”;“虚者,无藏也”;“唯圣人得虚道”。《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张湛《列子序》称《列子》一书“明群有以至虚为宗” (66) ,其注《列子》则贯穿贵虚论,以“至虚”代替“无”,作为本体论范畴。这些思想无疑对成玄英的“虚通至道”说有一定影响。另外,成玄英还受到来自佛教三论宗的影响。《三论玄义》卷上说过:“夫至妙虚通,目之为道。” (67) 成玄英所讲与此完全一致,颇有三论说“空”的意蕴。合而论之,成玄英把“道”定性为“虚通”,既继承了传统道家思想,又吸收了外来佛教的观念。

正因为道自性虚通,所以它能涵盖一切,作为宇宙万物之源,化生万物。成玄英解释《老子》“道生之”时说:“至道虚玄,通生万物……故云道生之。” (68) 《庄子·渔父疏》则称:“夫道生万物,则谓之道,故知众庶从道而生。是以顺而得者则生而成,逆而失者则死而败,物无贵贱,道在则尊。”万物皆从道而生,逆道而死;万物只要符合道就是尊贵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万象之前,先有此道……虽复天覆地载,而以道为源。” (69) 道是宇宙的本根,在暗中支持着宇宙万物的生长发育和运行:“亭毒群生,畜养万物,而玄功潜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能达理通玄,识根知本者,可谓观自然之至道也。” (70) 道的功用是什么呢?《庄子·知北游疏》说:“二仪赖虚通而高广,三光资玄道以运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是之谓也。”这种功用是由“道”的虚通性所决定的。《庄子·齐物论疏》也说:“大道旷荡,亭毒含灵,周行万物,无不成就。”“大道旷荡”也就是指其虚通性,正因其虚通,故能发挥成就万物的功用。从道与万物的关系来说,道涵盖包容万物,万物离不开道。《庄子·天下疏》说:“天覆地载,各有所能,大道包容。”万物在“道”的旗帜下获得同一:“万物不同,禀性各异,以此教彼,良非至极,若率至玄道,则物皆自得而无遣失矣。”万物离开了道就失去自己的本根:“包罗庶物,囊括宇内,未尝离道,何处归根。”道的这种包罗万物、囊括宇宙的包容性和涵盖性是由其最根本的特性——“虚通”所决定的。正因为道是无限的虚空,所以能产生、涵盖、包容宇宙万物。另一方面,他又以双遣双非的方法否定了道的生成性,其《老子注》说:“虽复能生万物,实无物之可生。……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不生而生,此遣道生之也。” (71) 这就是成玄英与传统道教及唐代道教其他宗派的观点不同之处,循此他证明了“道”这一最高本体的虚通性。

佛教三论宗有“八不中道”,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这“八不”分为四对,不生不灭是一对,其他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各是一对。依中观学说,生、常、一、来是一边,灭、断、异、去是一边,超越这二边即为中道。龙树《大智度论·释集散品》说:“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诸法有是一边,诸法无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 (72) 中道由双遮二边而显示,这就是般若学的智慧。成玄英论说重玄之“道”就运用了“八不中道”的智慧。其《老子注》说:“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无非有,不断不常。” (73) “道”既然离开常、断二边,修道者也应以此为“术”:“若言神空,则是断见;若言神有,则是常见。前说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学者心滞此空。今言若存,即治于断也;又恐学人心溺于有,故继似字以治于常也。即用此非无非有之行,不常不断之心,而为修道之要术。” (74) 常见、断见都是学道者的偏执之见,只有遣离二见,才合乎不常不断之道。关于不一不异,他说:“道物不一不异,而一而异。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一也。” (75) 从道与物的关系去论证“道”的不一不异。谈到不生不灭,他解释老子“道乃久,没身不殆”说:“心冥至道,不灭不生”,“本无生灭,故言不殆”。 (76) 又解释老子“死而不亡者寿”说:“行愿俱足,内外道圆,理当不死不生,无夭无寿。” (77) 这显然已远离老子原意,而赋予其“八不中道”的新内涵。关于不来不去,他的看法是:“道无去无来,而知始知终”;“时乃有古有今,而道竟无来无去。既名不去,足显不来”;“至道虽复无来无去,亦而去而来,故能览古察今,应夫终始”。 (78) 这样描述道的无始无终与道教中其他解老者不同,是运用中观哲学证明“道”为超越时间的本体。上述内容表明,成玄英从一/异、常/断、生/灭、来/去等成对矛盾范畴去说明道的超越时空性,不脱佛教“八不中道”的藩篱。

值得注意的是,三论宗有关“一中道”“中道”“中”的讨论,也给成玄英以很大影响,其解老子之“道”就借用了这些观点。《三论玄义》卷下专门就“中”“中道”“一中道”做了解释,认为“理实不偏,故理名为‘中’”;若依名释义,“中以实为义,中以正为义”,“此之正法,即是中道,离偏曰中”;若就理教释义,“中以不中为义。所以然者,诸法实相,非中非不中……是故说中,为显不中”。并指出:“偏病若尽,则名为中”;“本对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为出处众生,强名为中,谓绝待中”;“非有非无为中”。又引《大般涅槃经》卷二七《师子吼菩萨品》说:“众生起见,凡有二种:一断,二常。如是二见,不名中道。无常无断,乃名中道。” (79) 三论宗的这种所谓中道实相,为成玄英所吸取,其《老子注》多处谈到“一中之道”,要人“处中而忘中” (80) ,以中为用而遣中。其注老子“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时说:“冲,中也。言圣人施化为用多端,切当而言,莫先中道,故云冲而用之,此明以中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满也。向以一中之道,破二偏之执,既除,一中还遣。今恐执教之人,在于中一,自为满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义。” (81) 经成玄英这样一解释,老子思想与佛教中观思想完全对上了号,我们似乎不是在读《老子》,而是在看佛教中观哲学。又其注解《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也说:“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满也,此遣中也。” (82) “一中之道”就是讲“遣中”。遣中的功用是什么呢?成玄英的看法是:“独此遣中,圣人于有为弊浊之内,复能慈救苍生,成大功德。”“人欲得虚玄极妙之果者,须静心守一中之道,则可得也。” (83) 圣人懂得此一中之道的妙用,以之作为群生的法则,所以成为天下修学之士的楷模:“圣人持此一中之道,轨范群生,故为天下修学之楷模也。” (84)

在成玄英那里,“一中之道”与“一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区别就在于,前者遣中忘中,而后者则执中迷中未得中道实相。其解老子“少则得,多则惑”曰:“少者,谓前曲全等。行不见高下,处一中也。多,谓滞于违顺等,法不离二偏也。体一中则滞二偏,故迷惑也。” (85) 执着“一中”就会“滞二偏”,就产生“迷惑”,所以他主张:“有无还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86) 泯灭“一中”才符合重玄之道、一中之道。“一中之道”就是不执着二偏,超越二边。比如,以道家传统的“无为”来说,成玄英强调:“为学之人执于有欲,为道之士又滞无为,虽复深浅不同,而一俱有患。今欲治此两执,故有再损之文。既而前损损有,后损损无,二偏双遣,以至于一中之无为。” (87) “体兹中一,离彼两偏,故无为之可取,亦无有为之可舍。” (88) 在成玄英笔下,道家传统的“无为”思想被纳入双遣二偏的一中之道框架里。成玄英讲一中之道,其目的之一,就是劝修道之人“处中而忘中”。修道之人得一中之道,就可以获养生之妙,外顺人伦,内尽天命。诚如其《庄子·养生主疏》所讲:“善恶两忘,刑名双遣,故能顺一中之道,处真常之德,虚夷任物,与世推迁。养生之妙,在乎兹矣。”“夫惟妙舍二偏而处于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养父母,大顺人伦,内可以摄卫生灵,尽其天命。”由此亦可看出,成玄英论道与其修道论是密不可分的。

(二) “道”的种种特性

成玄英论道还阐述了“道”的自然性、运动变化性、普遍性、纯真性和绝对性等特性。

他认为,道是自然存在的,人与万物都难逃自然之道的法则。《庄子·大宗师疏》所说“夫物不得豚者,自然也,孰能逃于自然之道乎!”就是阐明这个道理。在他眼中,道的本性为自然,老子讲“道法自然”就是因为“道性自然,更无所法,体绝修学” (89) 。道的自然性与其虚通性是同一的,如《庄子·外物疏》所云:“虚空,故自然之道游其中。”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呢?他在解老子“不窥牖,见天道”时主张:“牖,根窍也,天道自然之理也。堕体坐忘,不窥根窍,而真心内朗,睹见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 (90) 不用眼观,而是用人之心智去观照道的自然本性,这就是他教人认识自然之道的方法。他还告诉人们,人生的行持进退也应效法自然之道,应守分知足,才能全身远害。他解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时即告诫世人,尤其是那些命运的宠儿、人生的成功者:“天者,自然之谓也。夫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亏必盈。极则反,数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贵之名遂者,必须守分知足,谦柔静退,处不竟之地,远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谓退身隐行,行自然也。” (91) 物极必反,这是自然之道的法则,人应当充分认识这一法则,自觉地以这一法则来指导人生,就能避免成功给人带来的祸害,保全自己。对于名利,人应当“既不逐利,又不殉名”,如此方能“率性归根,合于自然之道”。总之,人生就该“无问枉直,顺自然之道,观照四方,随四时而消息”。 (92) 人生就当游心于自然之道,因为“自然之道,不游其心,则六根逆,不顺于理” (93) 。道性自然,人生应当符合和顺从自然之道。这样,他就将其宇宙本体论与人生哲学相沟通,人生在宇宙本体之处找到了安全的立足点。这是他关于“道”的自然性的观点。

他指出,道是静寂的,但又是运动变化的。道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处于一种“独化”状态,正如其《庄子·齐物论疏》所形容的:“夫绝待独化,道之本始。”这显然有郭象“独化”说的影子在其中。道的变化具有“日新”的特征。《庄子·秋水疏》描绘说:“夫阴消阳息,夏盈冬虚,气序循环,终而复始;混成之道,变化日新,循理直前,无劳措意也。”阴阳四时之变的特征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道的变化日新又日新,一往直前,绝不守旧。《庄子·山木疏》也说:“夫道通生万物,变化群方,运转不停,新新变易,日用不知,故莫觉其代谢者也。既日新而变,何始卒之有耶!”道的变化每天都呈现出新鲜活泼的面目,从这一点上说,道的变化既说不上始也说不上终。大道“周行万物”,万物无论大小,都逃不出“变化之道”。其《庄子·大宗师疏》谓:“藏舟于壑,藏山于泽,此藏大也;藏人于室,藏物于器,此藏小也。然小大虽异而藏皆得宜,犹念念迁流,新新移改。是知变化之道,无处可逃也。”就是阐明这一道理。这是他关于“道”的运动变化性的看法。

他问人们:什么是大道?他的看法为:“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生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者也。” (94) 无形无声却能生成形形色色、喧喧闹闹世界的“大道”,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道”都是无限延伸的。在时间上,大道也是无限的,无始无终,“今古不移”。道在时空上的无限性,决定了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生,道普遍地存在于宇宙当中。《庄子·齐物论疏》称:“夫道无不在,所在皆无,荡然无际,有何封域也。”为什么说道无所不在却又“所在皆无”呢?《庄子·大宗师疏》给出了答案:“道在五气之上,不为高远;在六合之下,不为深邃;先天地生,不为长久;长于敻古,不为耆艾。言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无不在而所在皆无者也。”宇宙间无处没有“道”,但“道体窈冥,形声斯绝” (95) ,故表面上看起来“所在皆无”。一般百姓每天都要接触运用道,但因为“淳朴之道,其自细微”,虽然“能开化阴阳,亭毒群品”,百姓们却“日用而不知”。 (96) “皆无”“不知”并不能表明道不存在,而恰好显示出道之存在与众不同。它的存在非人类感官所能感知,“不可以眼识求”,“绝视绝听”, (97) 只能用心去直觉体悟其“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载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说“无所不在”,并进一步指出,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于是“东郭子不应”。据此,成玄英疏解说:“大道无不在,所在皆无,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东郭未达斯趣,谓道卓尔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闻屎溺,故瞋而不应也。”东郭子未达大道无所不在、不逃于物的道理,把道看做“卓尔清高”的东西,故一听说道在蝼蚁便感到吃惊。成玄英则对庄子的这一思想深表赞同,并顺着其思路予以阐发。其《老子注》中也运用了庄子这一思想:“一切诸法,无非正真;稊稗瓦甓,悉皆至道。” (98)

万物有道,道无所不在,道体无限,由此又推出道无所不包的思想。其解老子“域中有四大”时说:“道大无不包。”“庄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虽域不域。不域而域,义说域中;虽域不域,包罗无外也。” (99) “道大无不包”“包罗无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其解老子“道者万物之奥”时说得很清楚:“奥,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万有,囊括百灵,大无不包,故为此府藏也。” (100) 道就像一个无限巨大的仓库,包容万象,没有什么东西不被道所包罗。这一思想在其《庄子·天下疏》中也能发现:“夫天覆地载,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尝辩说。”“万物不同,禀性各异,以此教彼,良非至极,若率至玄道,则物皆自得而无遣失矣。”“包罗庶物,囊括宇内,未尝离道,何处归根。”包容宇宙万物,此即“道大无不包”的含义。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正反映出道的普遍性。成玄英解老子“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即讲:“泛泛,无系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虚玄,泛然无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虽复非阴非阳,而应乎左右。欲明方圆任物,罄无不宜。” (101) 这是他关于“道”的普遍性的阐释。

他主张:“贵用于真道” (102) ;“法效自然,宝贵真道” (103) 。他批评对道“信根不足”之人“贵重世俗浮伪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实之教,是以迷惑日大,罪障滋深” (104) ,又批评“躁竞之夫”“心非怀道,不能任真守素” (105) 。他赞扬“圣人”“体道无为,故无堕败;虚妄不执,故不丧其真” (106) 。他的“真道”“至道真实之教”旨在说明道是真理,故《庄子·知北游疏》称:“遇于道而会于真理。”什么不是真道呢?《庄子·齐物论疏》说:“明己功名,炫耀于物,此乃淫伪,不是真道。”《庄子·天下疏》说:“意在雄俊,超世过人,既不谦柔,故无真道。”进一步,他又运用其双非双遣的中观方法,声明“真道”是“非真非伪”的。《庄子·齐物论疏》就说:“虚通至道,非真非伪,于何逃匿而真伪生焉?”“陶铸生灵,周行不殆,道无不遍,于何不在乎!所以在伪在真而非真非伪也。”这是他关于“道”的纯真性的说明。

他告诉人们:“夫能达理通玄,识根知本者,可谓观自然之至道也。” (107) 为什么他把“道”称为“至道”?因为在他看来,道是至高无上的,道是至尊,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他从不同侧面去描写道的这种绝对权威性。他说:“至道深玄,不可涯量”;“至道微妙”,“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至道幽微,非愚非智,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堕九幽之下不加其暗,所谓不增不减”; (108) “至道之为物也,不有而有,虽有不有;不无而无,虽无不无。有无不定,故言恍惚”;“道虽窈冥恍惚,而甚有精灵,智照无方,神功不测”;“至道虽复无来无去,亦而去而来,故能览古察今,应夫终始也”; (109) “至道虚通,妙绝分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险而常安,临大难而无惧,故无畏也” (110) 。“至道”的这些深玄、微妙、幽微、恍惚、非愚非智、不增不减、神功不测、览古察今、妙绝分别、无惧无畏等特征,决定了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使它能主宰宇宙万物。尤其是“至道”生养万物,拯救众生,宇宙万物皆有赖于它而存在,更显示出它的绝对权威性。“至道运转天地,陶铸生灵,而视听莫寻,故不可名。” (111) “亭毒群生,畜养万物,而玄功潜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112) “独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众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种种方便,趣令成就也。” (113) “至道”追求的是“无名”,故其运转天地、畜养万物、拯救众生等功德都不为人的视听所知觉,这叫“玄功潜被,日用不知”。尽管天地人神日日用道而不知,但对道的依赖和运用是不可或缺的,一旦不能用道,则必起灾变,一旦丧道,则必死无疑。这就是:“天不能用道清虚,则日月勃蚀,星辰失度,灾变屡彰”;“地不能用道宁静,则恐有崩沦之灾”;“神不依道,则智用愚殆,既无灵验,恐将废歇”;“一切万物,得一而生,若丧道乖真,则死灭俄顷”。 (114) 天地万物对道的这种依赖正透示出道的绝对权威性,离开了道,一切都会乱套,这就从反面证明,宇宙万物必须依赖于道,绝对离不得道。

道的绝对权威性又赋予万物以平等,使得“物无贵贱,道在则尊” (115) ,万物在道的面前获得了平等的尊贵。就人类社会来说,得道者,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卑下,但由于有道,他是尊贵的;失道者,即使其贵为帝王,也是卑贱的。为什么呢?据成玄英说,这是由道的绝对权威性所决定的。在政治上,道也展示了它绝对权威的风采:“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异域,自来宾伏而归化也”;“万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万国,自然从化”。 (116) 修守至道,不仅万国归化,而且“百姓无待教令而自太平”,这的确是“道力不可思议,守之致有此益也”。 (117) 道的威力如此巨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所有一切都赖之而获益,去之而遭殃。这是他关于“道”的绝对权威性的求证。

另外,他还顺着老子思想讨论了道的柔弱性和素朴性。其解老子“守柔日强”说:“能用道谦和柔弱,故其德业日日强盛也。” (118) 这是对修道者个人来说。对于国家来说,特别是大国,若能“用道谦柔”,则收“万国归往”之效,就如江河众流归向大海一样。 (119) 用道谦柔,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益的,这是道的柔弱性在人事上的运用。道是柔弱的,又是素朴而反对华而不实的。但“失道之君,好行邪径,不崇朴素,唯尚华侈” (120) ,没有不失败的。人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都应遵行“道”的柔弱性和素朴性,这就是成玄英所坚持的立场。

成玄英还讨论了道与德的关系。他认为道与德是种体用关系:“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就体言道,就用言德。” (121) 他比较道与德说:“夫一道虚玄,曾无涯量,而德有上下,不能周备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优劣,未能同道也。” (122) 道是尽善尽美、纯真不二的,德则有“优劣”,不“周备”,故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能够契合真道的“德”他释之为“玄德”,即“深玄之大德”,此即他讲的“冥真契道,谓之玄德” (123) 。在有优劣之分的“德”之中,玄德最优,故其暗合于真道。

关于“道”与“空”,他没有正面阐述,在论述“道是虚通”时也没有直接点明道即是空,空即是道。当注解《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时,他讲得比较直截了当:“上机之士,智慧聪达,一闻至道,即悟万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学,遂悟疑怠”;“中机智暗,照理不明,虽复闻道,未能妙悟,若敛情归道,即时得空,心才涉世尘,即滞于有境,与夺不定,故云存亡”。 (124) 在此,是否悟道的标准在于是否觉悟了“万法皆空”的道理。悟得“空”即悟道,此乃“上机之士”,对道之“空”坚信不疑;而“中机之士”则不能坚守道空之理,一涉红尘即滞于“有境”。十分清楚,成玄英论道,是把道家道教之“道”与佛教之“空”结合起来讲的。

成玄英论述道的种种特性时,往往结合讲述其修道理论,以明宇宙本体之道与人生之道的入于不二法门,上下贯通。有的地方,他又特别阐释其修道理论,并且不惜曲解老子原意。如解释《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时,他说:“为道犹修道之夫,实智内明,无幽不烛,外若愚昧,不曜于人,闭智塞聪,韬光晦迹也。” (125) 这叫“六经注我”,借题发挥其修道论,而外暗内明、大智若愚的思想仍取自《老子》。成玄英那一整套修道理论,是要展示“道”的体用一源的精神。

与“重玄”一样,“道”是不可言说、不可称谓的。在成玄英眼里,“道”是不能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来诠解的,一用语言就违背了“道”的真理,用他的话表述就是:“道非愚智,妙绝名言” (126) ;“至道绝言,言即乖理” (127) ;“有声有说,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 (128) ;“道绝名言,不可问答,故问道应道,悉皆不知”,“体道离言,有何问应”; (129) “妙悟玄道,无法可言” (130) 。为什么成玄英认为真常之道妙绝名言呢?这与他对道自体本身的认识有关。他从直觉出发体悟到:“道之体状,妙绝形声” (131) ;“至道妙本,幽隐窈冥,非形器之所测量,岂名言之能诠辩” (132) ;“至道深玄,非名言而可究。虽复三皇五帝,乃是圣人,而诠辩至理,不尽其妙,听荧至竟,疑惑不明” (133) ;“道无名,不可以言说,言说非道也” (134) ;“道大无名,强名曰道,假此名教,勤而行之也” (135) 。显然,成玄英已经体认到道体本身是深玄窈冥、无名无声的,所以用不着人们去用名言作诠辩,如果硬要“诠辩至理”,即使如三皇五帝那样的圣人也不能“尽其妙”,最终还是“疑惑不明”。

既然大道无名,不可言说,那么为什么又强名之为“道”呢?这是为了方便教化人们行道,不得不“强名”之。 (136) 而且,如果一定要说“至道之言”,那么这种“至道之言”也只能是“澹然虚远,非声非色,绝视绝听,若镜之心,物来斯照,如谷之响,感而遂通” (137) 。就是说,这是种无言之言,无声之声,你只能通过直觉感悟去体认它的声音。因此成玄英主张:“知道之人,达于妙理,知理无言说,所以不言。” (138) 迫不得已运用语言诠解“道”之理,那也应当本着这样的精神:“道无称谓,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归根返本。既知寄言诠理,应须止名求实,不可滞执筌蹄,失于鱼兔。” (139) 语言只是诠释道理的工具,不可执着,一旦得到“道”的真理所在,就应忘言去名,这叫“寄言诠理”“止名求实”。如果丢掉了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无异于呆板地死守着捕捉鱼兔的工具,却并没有捕捉到鱼兔一样。本着此种精神,成玄英强调人们对道的认知在于直觉体悟、内心观照。

对道的直觉体悟,用成玄英的话表述就是“不知”。《庄子·秋水疏》说:“强知者乖真,不知者会道。”《知北游疏》也说:“不知合理,故深玄而处内;知之乖道,故粗浅而疏外。”这里所说“不知”的“知”指世俗的“浅知”、假知,经验性的认识。与世俗之知相对的“不知”才是能够认知“道”的真知,亦即:“不知乃真知” (140) ;“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 (141) ;“不知而知,知而不知,非知而知;故不知而后知,此是真知” (142) 。只有体认这种“不知”的真知,才能把握道,正如《庄子·知北游疏》所说:“彼无为谓妙体无知,故真是道也。”只有圣人能做到无知:“淳古圣人,运智虚妙,虽复和光混俗,而智则无知。” (143) 流俗之人,“假学求理,运知访道,此乃浅近,岂曰深知”。对于圣人来说,“圣心非不能知,为其无法可知……知之则丧其真” (144) 。“丧真”即不能得道。《老子》第56章说过:“言者不知。”对此成玄英的解释是:“封滞名言,执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 (145) 《老子》第81章也讲:“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看来,成玄英的“不知”是从《老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并结合《庄子》发展成为一种体认“道”的直觉方法。

“不知”反对人们役心为道,运役智虑,故《庄子·逍遥游疏》言:“宋荣子率性虚淡,任理直前,未尝运智推求,役心为道”;“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运役智虑,去之远矣”。《庄子·齐物论疏》主张:“无所用其知。”“不知”赞成人们反照心源,用心观照,悬解妙道。因此《庄子·徐无鬼疏》指出:“心赖不知而能照。”《庄子·逍遥游疏》称赞:“尧反照心源,洞见道境。”《庄子·养生主疏》提倡:“学道之人,妙契至极,推心灵以虚照。”内心观照的活动,也就是悬解妙道的过程,“至言妙道,唯悬解者能知” (146) 。观照从而悬解“道”,这是“不知”的具体运用,是种典型的道家式的直觉方法。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论及中国哲学的特色时曾说,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就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在论及直觉时,张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中,讲直觉的最多”;“直觉乃一译名,中国本亦有与直觉同义的名词,即是‘体认’。现在用直觉一词,乃以其较易了解。以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方法为直觉,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这些方法与西洋哲学中所谓直觉法有类似处,并非谓中国哲学中此类方法与西洋哲学中所谓直觉法完全相同”。论及道家直觉法,张先生引《庄子·人间世》“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后说:“对于道之直觉的知,可以说即是以无知知。所谓‘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是这种直觉境界。”张先生指出:“道家的直觉法,创发于老子,到庄子可以说达到成熟了。” (147) 成玄英论“道”,可以说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细密论证,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那种重了悟不重论证的特色。成玄英所主张的认知“道”的思维方式与老庄的直觉方法完全一致,以“无知”来认知“道”,而所谓无知,乃是“内心之神秘的冥证”。吉藏《三论玄义》卷上曾说:“夫道之为状也,体绝百非,理超四句,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 (148) 所谓绝百非、超四句是佛教的东西,而所谓言者失真、知者反愚则是从道家那里袭取来的,这是佛教向道家道教学习之处。如果说成玄英论道在很多地方受到佛教影响,那么在这一点上,则是直承老庄道家而来。道家这种“不知”“无知”的直觉认知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方法。这是种古老而常青的方法,直到今天仍在我们的科学创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就告诉人们:“我相信直觉和灵感。” (149) 直觉是创造性思维方式之一种,道家道教的直觉方法虽不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对于我们探索人的创造行为、创造心理仍有其价值意义。

道家弘道,这是人所皆知的。其实,儒家也弘道。 (150) 只不过儒、道二家所弘之道,一为自然之道,一为政治伦常之道,而道教可以说是兼取并包儒、道二家之“道”加以弘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真可谓是“道”的天下。道的天下产生了无数弘道之士,成玄英即为其中高手之一。成玄英所弘之道以道家的形上之“道”为主,又对儒、道二家所执之“道”做了价值评判。其《庄子·齐物论疏》强调指出:“小成者,谓仁义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谓之小成也。世薄时浇,唯行仁义,不能行于大道,故言道隐于小成,而道不可隐也。故老君云,大道废,有仁义。”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以儒家为“小道”,而以道家为“大道”。一小一大,其价值立场是何等鲜明!他对道家“大道”简直赞不绝口:“大道能神于鬼灵,神于天帝,开明三景,生立二仪,至无之力,有兹功用” (151) ;“大道旷荡,亭毒含灵,周行万物,无不成就” (152) 。他所阐释的“大道”是宇宙的终极本体,也是认识的最高真理。“大道”超越时空,法力无边,具有化生万物的创生性,包含宇宙的内在性、普遍性和绝对权威性,反映世界的统一性、无限性。这样的“道”他用否证法证成,故赋予道虚通空灵的内涵,并围绕这一内涵从多角度、多侧面去体证。这样一来,“大道”便与其双遣双非的“重玄”相印证、相契合,从而勾勒出他理想中的重玄妙境,此即其所述“重玄之道”。《庄子·大宗师疏》说过:“夫道,超此四句,离彼百非,名言道断,心知处灭,虽复三绝,未穷其妙,而三绝之外,道之根本,所谓重玄之域,众妙之门。”从“玄”“重玄”的展开,到“大道”的终于证成,一步一步,于是有“重玄之道”启开“众妙之门”。佛教中观主张万法自性本空,否定本体,企图把“空”也空掉,以证世界之虚幻不实。受此影响,成玄英对道的解释也充满“空”的色彩,并通过对道本体的否定来证明道的生成性、绝对性、超越性和至善至美。既然道在纯粹意义上只是一“虚”的存在,那么体道者就不能执着,必须看破,通过一系列的否定式思维,体悟道之真谛,进入人天双遣、物我两忘的“重玄之道”。

二、 李荣的道性论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境域,把握“道”是什么,这是每个注老者的重点所在,李荣也不例外。他释“道”为“虚寂之常道”“体同虚寂”“虚极之理”“道本虚玄”,这与成玄英解“道”为“虚通”略有差别。他从多侧面、多角度来描述这个“虚寂”之“道”,以显现道体。他说:“道者,虚极之理也。夫论虚极之理,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则玄玄,非前识之所识;至至,岂俗知而得知。所谓妙矣难思,深不可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153) “虚极”是道的义理,谈论虚极的道不可用空间的有无和上下来“分其象”“格其真”,对道要作非有非无的中观。李荣解“道”,突出一个“理”字,强调道是种“虚极之理”。道作为宇宙本源,其本身是无形的,“道本无形,理唯虚寂” (154) ,如果用常识的空间观念来看待它,那就大错特错了。道又是不可以时间来限量的,它无始无终,不生不灭:“道则不生,而能示生,虽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虽死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寿也。但存亡既泯,寿夭亦遗〔遣〕。” (155) 因此,“有生有死,不可言道……若能空其形神,丧于物我,出无根气,聚不以为生,入无窍气,散不以为死,不死不生,此则谷神之道也” (156)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荣对“理”的强调。除上引外,他多次提到“理”这个范畴。如:“理须外名利,存身神,反无为,修至道” (157) ;“至理唯一,故言精” (158) ;“清虚无为,运行不滞,动皆合理,法道也” (159) 。以“理”解释“道”,先秦已有。《庄子·缮性》说:“道,理也。”《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理之所稽也”;“道,理之者也”,“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但重玄派及李荣所说“理”的内涵与庄、韩不同。“道者,理也,通也”,这是重玄派的重要教义,在唐初甚为流行。李荣所讲“虚极之理”“理绝名言为无”“圆通”等都是对重玄派教义的进一步发挥。再者,先秦诸子尚未把“理”上升到最高哲学范畴,而重玄派及李荣却将“理”作为宇宙本体,这无疑开宋代理学家讲“理”之先河。理学家以“理”为宇宙最究竟的本根,以天理言天道,本是道家“道”的观念变形,此种变形实自重玄派已显端倪。程颢讲:“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160) “理”是永恒无穷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和李荣所讲的“虚极之理”没什么两样。因此,初唐的重玄学派是给后世的理学留有一笔精神遗产的。

在李荣看来,既然道本虚极,不可以时空来描述,那就应当承认:“至道玄寂,真际不动。” (161) 道的特性为“静”“寂然不动”。所以他说:“幽深雌静,湛然不动,玄牝之义也” (162) ;“妙体无变,故言真”。那么这样寂然不动的虚极之道如何化生万物呢?他认为,道自体虽是无为的,虚寂不变的,但当其应物而“虚中动气”时,便有万物之化生。他指出:“道常无为也,应物斯动,化被万方,随类见形,于何不有,种种方便,而无不为也。无为而为,则寂不常寂;为而不为,则动不常动。动不常动,息动以归寂;寂不常寂,从寂而起动。” (163) 道体不为,动则无不为,动为道之用,由此化被万物。因此宇宙生成是道“从体起用,自寂之动” (164) 的过程,是无形到有象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呢?李荣回答:“道之静也,无形无相,及其动也,生地生天,气象从此而出,名之曰门,天地因之得生,号之曰根也。” (165) “至真之道,非进非退,非明非昧,无色无声,无形无名。虽复无名,亦何名而不立?虽复无象,亦何象而不见?是故布气施化,贷生于万有;为而不恃,付之于自然。” (166) 那么,“道”是怎样“布气施化,贷生于万有”的呢?李荣再答:“虚中动气,故曰道生。元气未分,故言一”;“一,元气也,未分无二故言一也。天地虽大,所禀者元一;万物虽富,所资者冲和”。 (167) 道动而产生一元之气,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为“清浊分,阴阳著”,即一元之气剖分清浊而成阴阳二气。然而只有阴气或只有阳气都不足以化生万物,因为“阳气热孤”,只有“因大道以通之,借冲气以和之”,即阴阳交感,抱冲和之气,才得以生物成形。具体讲就是“运二气,构三方”。以上化生万物的过程一言以蔽之:“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 (168) 用图式表达就是:

这幅宇宙生成图式既顺应着注解《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来,又倾注了李荣的认识,即“虚中动气”,阴阳二气交感中和。这就把易学和老学结合起来了,对于宋代陈抟《无极图》及理学家们的宇宙生成说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由上述可见,在李荣那里,宇宙生成过程是“道”体运动的结果,道的创生能力是无限的,因为道的运动是无限的。道的运动表现为“气动”,一元之气转化为阴阳冲和之气,从而化生万物;道自体处于以不变应万变的虚寂静态,唯其恍惚朦胧,才能化演万物,解答一切难题。尽管李荣承认了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形形色色的万有,但在他那里,这些只不过是道体之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静止不变和无差别的境界,即回归道自体,然后又是一轮新的生成—运行—回归的周而复始。世界就处于这种循环往复的圆圈中,永不止息。但不管怎样,“道”是这个圆圈的始点和终点,“道”的运动就是不断向其自身回归,即“归根返本”。

李荣认为,既然“道”是体用一源、体用兼备的,那么由“道”所化生的宇宙万物,其差别都是相对的,应当不做分别,使万有“齐一”。李荣说:“争得失则或可或否,竟是非则一彼一此。今和光则与智无分,同尘亦共愚不别,通万有而齐致,亦何法而不同也!”“夫有远近则亲疏明矣,存得失则利害生矣,定上下则贵贱成矣。今解纷挫锐,和光同尘,爱憎平等,亲疏不能入;毁誉齐一,利害不能干;荣辱同忘,贵贱无由得。能行此者,可以为天下贵。” (169) 因此他主张:“内无分别,绝是非” (170) ,“泯是非以契道” (171) 。这些思想显然受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影响。庄子讲过:“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李荣所论即此之翻版。用庄子思想解老,这是李荣《老子注》的特征之一,这一点与成玄英完全相同。在这种无差别境界里,矛盾消失了,是非、彼此、智愚、荣辱、爱憎、亲疏、贵贱、毁誉等等都“齐一”了,统一于“一元之道”的旗号下。于是老子书中相对概念彼此所蕴含的辩证法本色被扭曲,事物的相对性被夸大和绝对化,事物质的规定性被取消,走向了相对主义。

在李荣看来,“道”是不可认知、不可言说的。这也与成玄英完全一致。他讲:“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识识,识之者乖真” (172) ;“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鱼兔,无劳言教悟至理” (173) ;“多言则丧道,执教则失真”,“得意忘言,悟理遗教,言者不知”。 (174) 因此,道“绝于称谓,故曰无名” (175) 。“道”可否以言象诠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的主要论题之一。玄学家常讲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李荣的“道”不可以言象诠的思想即承此而来,即认为“道”不能用语言和形象来表征,以此进一步证明“道”是抽象的虚寂本体。这一点,李荣与沙门灵辩对论时曾再三强调:“道玄,不可以言象诠。”“玄道实绝言,假言以诠玄。玄道或有说,玄道或无说。微妙至道中,无说无不说。” (176) 这又体现了中道精神,或有说,或无说,“无说无不说”,不着两边。由此,认识道的真髓在于“绝言”“体道忘言”。这与佛教所说的“若有所说,皆是可破,可破故空。所见既空,见主亦空,是名毕竟空” (177) 一样,都是要破人类思维活动赖以实现的语言,以体证道的虚寂。既然虚极之道不能用知觉验证,也无法用语言表称,那么对道的语言诠释将会陷入说得越多离之越远的泥潭,因此对道的体认在于“得意”“悟理”,即神秘的直觉。更进一层,李荣像成玄英那样,干脆劝人不去认知。他一再强调“不知”“不识”,指出“圣本遗知,是以不病”;告诫人们“去大时之有识,反小日之无知” (178) ,即回归婴儿的无知状态;要人们“除嗜欲,绝是非,遗万虚,存真一” (179) 。“真一”,就是他津津乐道的“慧彻空有,知通真俗,知也。所照之境,触境皆空;能鉴之智,无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无照,知知无知,此为上德也。不知强知,多知多失,伤身损命,是知之病” (180) 。达到认知主体与客体都泯灭遗忘的境界,不让“知”损伤自我的“身”与“命”,这样才不会染上认知之“病”。对李荣来说,“道”是不可解的未知数,要认知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知”,不知是认知“道”的唯一境域。

综上所述,在李荣那里,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道”是种虚寂状态,它超越时空,超越现象界,无形无象,妙体不变,真际不动,不可言说,不可认知。这个“道”既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只能说它是“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 (181) ,这才是“道”的生成性和实现性。李荣以“非有非无”“有无双遣”的中道观来显现“道”,正体现了重玄学派解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