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筠的生平与著述
吴筠（？—778年），字贞节（一作正节），法号洞阳子，华阴（今属陕西）人。弱冠涉猎儒、墨，通晓诸经。善文章，工于楷隶。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览。因自幼生长于道教胜地华山，故于道术早有所好。又仰慕鲁仲连之举，失意之余，与喜好道术者一同归隐南阳倚帝山，曾作诗谓：“兹山何独秀，万仞倚昊苍。晨跻烟霞趾，夕憩灵仙场。俯观海上月，坐弄浮云翔。松风振雅音，桂露含晴光。不出六合外，超然万累忘。信彼古来士，岩栖道弥彰。” (1) 开元中，南游金陵，“既知命寡，逐慕寻真，讨究仙经，莫得生理” (2) 。于是往江南访寻茅山道派修真之迹，“登茅巅，入石室，先得玄道真经，即太上道君归根复本、号而不嘎之理也。乃执其理十余年，惟攻胎息，续用既劳” (3) 。他还游访天台、会稽、剡中诸地道场。吴筠擅长著述，与吴越地区的文人学士李白、孔巢父等相交游，以诗酒相唱酬。其所著诗篇，流传至京师。天宝二年（743年），唐玄宗闻其诗名，派遣使臣征诏至京师。吴筠请求度为道士，筑宅于嵩山，乃随陶弘景三传弟子冯齐整而受上清正一之法，于是“苦心钻仰，尽通其术” (4) 。
天宝十三载（754年），吴筠向玄宗呈进《玄纲论》3卷。他在《进玄纲论表》中声称：大道奥旨，久未修撰，“重玄深而难赜其奥，三洞秘而罕窥其门。使向风之流，浩荡而无据。遂总括枢要，谓之‘玄纲’。冀循流派而可归其源，阐幽微而不泄其旨。至于高虚独化之兆，至士登仙之由，或前哲未论，真经所略，用率鄙思，列于篇章” (5) 。唐玄宗非常重视《玄纲论》，专门诏授翰林供奉，指出：“尊师［指吴筠］迹参洞府，心契冲冥，故能词省旨奥，义博文精，足以宏阐格言，发明幽致。朕恭承祖业，式播玄风，览此真筌，深符梦想。岂惟披玩无斁，将以启迪虚怀。其所进之文，用列于篇籍也。” (6)
唐玄宗在接见吴筠时，向吴筠请教“道法”和神仙修炼诸事，吴筠一一回答。吴筠认为，“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他各家之说，不过枝词蔓说，徒费纸札罢了。关于神仙修炼之事，他指出，这是“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⑤也就是说，道法之精微，全在一部《道德经》之中，其他各家的道论，都没有超出此《道德经》之外。神仙修炼之事，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功夫，坚持不懈地勤修密炼。帝王的业绩在于理国安邦，不宜进行如此修炼。由此不难看出，吴筠论道之要，全赖《道德经》。他明确地把“野人”的神仙修炼之事，与帝王将相的治国安邦大业区分开来，劝告唐玄宗当一心一意治国安邦，不可置国家大业于不顾而迷恋于“野人”的修炼之事。这是他对过去一些帝王将相因迷恋仙术而误国害民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他“每与缁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问之以讽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 (7) 。
吴筠在翰林时因特承唐玄宗的恩顾，为群僧所妒嫉，并因其讲论玄道而多斥佛门，故为素尊佛教的高力士和群沙门所攻讦。吴筠毫不示弱，奋起卫道，先后著有《邪教论》《明真辨伪论》《辅正除邪论》《辨方正惑论》《道释优劣论》《诸家论优劣事》《复淳化论》和《思还淳赋》等。从现存的《思还淳赋》 (8) 等文章来看，吴筠为捍卫道教和“五千言”而排斥佛教，是很激烈的。
首先，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加剧和扩大了对中国传统淳朴民风的破坏。中国远古之世，民风淳朴。唐虞之后，淳化之风日以沦亡，及至殷周而殆尽。只是到了孔丘之时，目睹当时民风浇漓之状而生悯惜之心，乃发奋编修《诗》《书》，制定《礼》《乐》，以救崩溃。“五霸既没，七雄交驰，爰至暴秦，儒残道隳。”直至“皇汉底定，人怀辑熙。孝文御宇，所向无为，刑法几措，欢心秉彝。孝武好夫征伐，亦兼崇于典仪，虽纯懿未举，而文章载施。元成孺弱，政教陵迟”。正是在这“苍生息肩”之日，“世祖中兴”之时，汉明帝匪德而为祅梦所迷惑，“创戎神之祠宇，遵恍惚之妄见。始涓涓于滥觞，终浩汗以流羡，历三国而犹微，更五胡而大建”。由是，华夏之大礼遭废弃，边荒之风大扇，“诊气悖以兴行，人心飒以倾变”。于是，世人诬侮君亲、蔑视彝宪，“髡跣贵，簪裾贱。事竭思以徼福，劣舍疑而惧谴。上发迹于侯王，下无劳于奖劝。尊赑屃之金狄，列峥嵘之紫殿。伐千亩之竹，不足纪荒庙寓言；倾九府之财，焉能充悃款诚愿”。他认为，这便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危害。
其次，他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不仅使华夏之礼废弃，华夏之财消耗，而且，还因尊祟释氏而排斥异己，大批出家僧众，不务劳作而鲸吞蚕食。他们“重贝叶讹谬，轻先王典籍。钦刑残鄙夫，宴广厦精室，使白屋终劳、缁门永逸”，导致“自国至家，祈虚丧实”。凡是虔诚信佛而颂扬佛教者，则“绐之以嘉祥”。凡是唾骂而批评佛教之人，则“欺之以罪疾”。因而，“中智已下，助成其奸宄之术，可谓至真隐，大伪出。所以孽党妖徒，此焉游息，储不因耕，衣不俟织，诱施冒贷，鲸吞蚕食。若蛟螭之在水，犹豺豹之附翼，罔不假小善以外慈，藏深邪而内贼。岂止一时之封豕，乃为万代之蟊贼，足使宵人得意而傲睨，上士伤心而悯默”。
第三，他还指出，佛教之所以能够如此畅行于华夏，固然与先民淳化之风的日渐沦亡、“匪德”帝王的惑于妖术有关，同时也与道安、慧远、图澄等人的极力表彰、理窃老庄、噬儒吞道有密切关系。
他说：“虽孽自天启，亦祅由人彰。斯乃钟刘石之两羯，偶符姚之二羌，凭胡书之恢谲，资汉笔以阐扬。道安讨论于河洛，惠远润色于江湘，图澄挟术以鼓舞，罗什聚徒以张皇。迹无征于班、马，理唯窃于老、庄，褒蛮陬为中土，贬诸夏为偏方。务在乎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夺真宰之柄，操元化之纲。”那些深受其影响的当世之士，未能窥探妙门，洞察幽赜，笼而统之地以泯灭为真实，以生成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遗者形，甘之死地，乃谓常理” (9) 。他还郑重指出，历代帝王者，爰自晋、宋，迄至齐、梁，莫不是兴之者灭，废之者昌。“竟流遁而不返，终取侮以危亡。”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吴筠认为，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所造成的诸多严重危害，未有其匹。“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由此，他极力主张，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儒学和道教，“荡遗祅于千载”，使人伦顺化、神道永贞、民俗雍熙，以“流惠泽于八纮”。吴筠对佛教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当时崇信佛教的“高力士及群沙门短于帝”的回应，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儒、道教的极力维护，特别是对老子《道德经》思想的维护。因为在《道德经》中，理想的社会风尚，就是民风淳朴。吴筠对远古之世淳朴民风的高扬和对佛教传入后淳朴民风被破坏的批评，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远古淳朴民风至汉明帝后更加浇漓，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实在于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吴筠以此攻讦佛教，不仅显示出其认知视野之褊狭和错误，更说明他对佛教的批评带有浓烈的传统夷夏情结，是对西晋以来顾欢等人以“夷夏之辨”来排斥佛教，维护中国传统儒、道教的继承。
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等执掌朝政，李唐王朝纲纪日紊。吴筠知天下将乱，请求回到嵩山，得以别立道院。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吴筠又自嵩山返还茅山。其间，吴筠曾栖隐庐山，与道士吴太清、宋冲虚为陆修静建立“贞石”。至德二年（757年）以后，登会稽，浮浙河，息天柱。大历七年（772年），与颜真卿、刘全白等交游于湖州。大历十三年（778年），卒于宣城天柱山，众弟子私谥其“宗玄先生”。
吴筠长于著述，所撰诗文，有“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 (10) 之誉。他对道教基本理论，特别是仙道论，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以老学为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葛洪的仙道思想，成为唐代中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仙道理论家。他还积极面对隋代和唐初佛教徒对道教理论基础的大力攻讦，在初唐重玄学家成玄英、李荣等人吸佛补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维护和发展道教的理论基础。所著有《宗玄先生文集》10卷，其中包括《玄纲论》3篇32章、《形神可固论》5章和《心目论》《神仙可学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