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谗书》的批判性质
一、 “自谗”说
从思想正统转向思想异端，这其中伴随着许许多多个人的思想困惑和人生体验，这些困惑与体验通常又以尖刻和愤激的文字洋溢在文章、词、赋中。这类文章、词、赋被罗隐集中起来，称为《谗书》。在《谗书序》中，他写道：
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旧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卷轴无多少，编次无前后，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
在《谗书重序》中，他又写道：
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也，明矣。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以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扬孟以下，何尝以名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虮虱痒痛遂偃斯文。今年谏官有言，果动天听，所以不废谗书也，不亦宜乎！
从这两篇序言以及其他文章所述及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谗书》非一时所作，“丁亥年”即867年，是罗隐进京赴试的第八年，也正是其仕途困穷、徘徊末路、惆怅危途之时，在徘徊、惆怅之中逐渐酝酿出对仕途超越的思想。将平日所写的内容相关的文章集于一册，即是实现思想超越的一个标志。以后又写“重序”，说明《谗书》已经流布朝野，再次誊抄时，篇目、内容不泥于初，随着阅历的丰富，肯定会将新作纳入其中。第二，在文体上，《谗书》以小品、文章为主，兼收赋、诗。“卷轴无多少，编次无前后”，表明编排中主要考虑到内容的一致性，而文体非纯一不杂。在《投郑尚书启》中，罗隐写道：“咏五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兴言而几至销魂，反袂而自然流涕。”《全唐诗》题罗隐诗说：“其诗以风刺为主。”这类诗赋按理当收在《谗书》中的。第三，《谗书》是嫉世讽世、批判社会的道家者言。《庄子·渔父》云：“好言人之恶谓之谗。”罗隐自谓用其文以致困、辱，乃言《谗书》是“自谗”。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借喻托词而已，既然言“有可以谗者则谗之”，既然为文“不为举场”，不“以名为”，既然是“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的“私书”，当然就不只是“自谗”，而是谗于世的“多言之一派”。在《投秘监韦尚书启》中他说：“某月日，以所著谗书一通，寓于阍吏。退量僭越……某由是反袂兴怀，扪心注恨……”在《投郑尚书启》中说：“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归。”在《谢大理薛卿启》中说：“中间辄以所著谗书，上干阍吏……”可见他的文章的批判锋芒是掩不住的。
二、 “谗于世”说
（一） 批判统治阶级的昏聩
《屏赋》写道：
……吴任太宰，国始无人，楚委靳尚，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与，枉理而全身？尔之所凭，亦孔之丑，列我门阃，生我妍不。既内外俱丧，须是非相糺。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门兮恶直道，处其位兮无所施……吾所以凄惋者在斯。
这里显然是作者欲借“屏障”之感，指斥当道者反道背德、颠倒是非、逐陷忠良、欺骗内外的劣迹。《市赋》则借晏婴对齐王的劝导，喻明官场如同市场，揭露官场上的“市侩”搬弄是非、混淆善恶、诱其所好、兴风作浪、无信义操守的面目：
其名曰市……先己后人，惟贿与赂，非信义之所约束，非法令之所禁锢。市之边无近无远，市之聚无蚤无晚，货盈则盈，货散则散。贤愚并货，善恶相混，物或戾时，虽是亦非。工如善事，虽贱必贵……舍之则君子不得己之玩好，挠之则小人不得己之衣食……
《题神羊图》写道：
尧之庭有神羊，以触不正者。后人图形象，必使头角怪异，以表神圣物。噫！尧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虽人与兽，皆得相指令。及淳朴销坏，则羊有贪狠性，人有刲割心。有贪狠性，则崇轩大厦，不能驻其足矣。有刲割心，则虽邪与侫，不能举其角矣。是以尧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贪狠摇其正性，刀匕割其初心，故不能触阿谀矣。
这不只是对古朴之风尚的向往，也是借古喻今，讽刺御史一类的谏官，指斥其贪图利益，丧失本性。
在《风雨对》中，罗隐写道：
风雨雪霜，天地之所权也；山川薮泽，鬼神之所伏也。故风雨不时，则岁有饥馑；雪霜不时，则人有疾病。然后祷山川薮泽以致之，则风雨雪霜果为鬼神所有也，明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
罗隐在此不只是指民众蔽于鬼神之说，主要是指统治者惑于鬼神之说。在《清追癸巳日诏疏》中，他就曾劝说皇帝不必靠祈祷得雨，云：“彼蒲萧辈复何足以动天。国之兴也听于人，亡也听于神。”高骈晚年惑于神仙之说，大兴土木，营构庙宇，罗隐为此写了《广陵妖乱志》一文，批判了高骈的荒唐，其中录有其在庙成时所题的讽刺诗，云：
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后土庙》）
罗隐不止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时代感，其历史感也是十分突出的，对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他都以自己的目光重新审视，予以评价。《西施》一诗写道：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人们惯于从表面上理解历史事件，而不去追踪其背后的原因。吴国为越国所灭，自然是与夫差迷于女色有关，岂不知吴国统治阶层内部早已腐烂。如果说吴国亡于女色，那么后来灭掉吴国的越国又是怎样被灭掉的呢？同样，人们习惯将安史之乱归罪于杨贵妃，那么，唐僖宗时爆发的社会动乱又归罪于谁呢？毫无疑问，罗隐的寓意及其诘问都是超乎常人所解悟的程度。又如《迷楼赋》就借隋炀帝兴构的大型建筑——迷楼，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同时又一针见血地道出，隋朝之亡，责任不在炀帝一人：
君王欲问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曰四方有将。于是相秉君恩，将侮君权，百姓庶位，万户千门。且不知隋炀帝迷于楼乎？迷于人乎？若迷于楼，则楼本土木，亦无亲属，纵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故曰迷楼。
这类词、赋、文章很多。针对汉武帝封禅一事，他提出：“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汉武山呼》）
（二） 揭露战乱中人民的痛苦
罗隐生活于唐末五代，目睹了一代王朝末期的腐烂，饱尝了战乱的痛苦，这类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他所写的文章和词、赋中，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其诗如《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皆忠愤之气溢于言表。”《即事中元甲子》云：
三秦流血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只有羸兵填渭水，终无奇事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内，弟侄相逢白刃间。惆怅翠华犹未返，旧痕空滴剑文斑。
《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其一云：
子仪不起浑瑊亡，西幸谁人从武皇。四海为家虽未远，九州多事竟难防。已闻旰食幸真将，会待畋游致假王。应感两朝巡狩迹，绿槐端正驿荒凉。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义军攻克长安，僖宗皇帝在田令孜统领的五百神策军的护卫下，仓皇出逃兴元（今陕西汉中）、成都，自此，唐王朝失去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农民军、官府军阀、西北异族军遂逐鹿中原，掠夺、杀戮之事不绝，土地荒芜，城阙焚毁，尸骨蔽野，罗隐的诗正是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与杜甫记述安史之乱之诗恰好相映。有许多诗不明写作年月，却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时间反映五代战乱的情形，如《秋江》云：“兵戈村落破，饥俭虎狼骄。吾土兼连此，离魂望里消。”又《遁迹》云：“遁迹知安住，沾襟欲奈何。朝廷犹礼乐，郡邑忍干戈。华马凭谁问，胡尘自此多。因思汉明帝，中夜忆廉颇。”这类词、赋当然不只是对历史景象的记述，而是混合着作者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尽管罗隐对农民义军存有种种历史的偏见，但他善于从农民起义带来的社会大动乱中反省社会矛盾，追溯统治者的罪责，如上述《西施》所诘问的那样。又如《钱》和《雪》中所表述的，其《雪》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如果说罗隐对农民义军有所怨恨的话，那么他对官军的怨恨有时则甚于义军，如在《上招讨宋将军书》中他写道：
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关东之惨毒不解，杀伤驱辇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之所为也……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
（三） 对圣贤、英雄的诘难
罗隐对社会的批判也表现在他对经典、圣人、英雄的怀疑与反诘上。他在《丹商非不肖》一文中对陶唐、虞舜乃至孔子提出了责难，他说：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无若丹朱，无若商均。是唐虞为圣君，丹商为不肖矣。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为不肖不在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于不肖也。
在罗隐看来，陶唐、虞舜既不能使其子“肖”，则已是有过，而欲推不肖子继嗣天下，更是有罪。所以他说过错“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而“仲尼不泄其旨者，将以正陶虞之教耳”。同样，孔子篡改历史，不能不算是一种过错。在《三叔碑》中，他对周公提出了责难：
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
这是指责周公实行两种道德标准及其弄玩权术。在《解武丁梦》一文中，他对武丁“假梦征象以活商命”的作为提出了批评：
呜呼！历数将去也，人心将解也，说复安能维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设权以复之。唯圣能神，何梦之有？
在《惟岳降神解》文中，他对孔子删《诗》的行为提出疑问：
三百篇亦删于仲尼，而岳降申甫不删者，岂仲尼之前则其事信，仲尼之后则其事妖？……是必以国之兴也听于人，亡也听于神。当申甫时，天下虽理，诗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删者，欲以显诗人之旨。苟不尔，则子不语怪，出于圣人也？不出于圣人也？未可知。
孔子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在删《诗》时却又保留了神妖之说，岂不是言行不一吗？同样，他对董仲舒附和灾异之说、玩弄阴阳方术的做法表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
灾变儒生不合闻，谩将刀笔指乾坤。偈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董仲舒》）
按照传统的观念，英雄是不能与盗贼混为一说的，而罗隐在《英雄之言》一文中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
即是说，英雄之言与盗贼之言、英雄之心与盗贼之心无不相通，人们通常称之为英雄者，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盗贼。此说与《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说法正好相为表里。
罗隐批判社会的内容远不止以上这些，不仅他的许多著述已经亡佚，而且其现存的作品由于涉及社会面宽、背景复杂、典故繁多，加上文字多有隐语、转意，即令当时人也难以明了。恰如他自己所云：“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尽管如此，他的批判已足够锐利，其未明谕的东西又给后代留下了咀嚼的余地，譬如鲁迅就显然受到了他的小品文体及其批判社会方式的影响。
(1) 转引自〔清〕王士禛原编、〔清〕郑方坤删补《五代诗话》。
(2) 《广陵妖乱志》云：“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说，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变化黄白，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
(3) 〔唐〕罗隐：《两同书·贵贱》，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本章以下所引罗隐《两同书》均据此本，不再加注。
(4) “物既益矣，而己亦益之……物既损矣，而己亦损之”句的原文为“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这里据上下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