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与儒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儒家哲学主要局限在经学的形式中进行开展，儒家经学没有建立精密的形上学论辩，这方面却一直是佛学的擅场。隋唐之际的颜之推、王通等稍涉性理玄学，而多援佛入儒，借用佛学在哲学方面的成果来融合、丰富儒家的心性理论，总体而言，其哲学思想的创获不多，并没有形成儒家特有的哲学论述。隋唐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六朝佛教各派论师所建立的教义基础上，推陈出新，更为系统地展开了中国化佛教哲学的论辩。三论、天台、华严等诸家义学试图从更为中国化的佛教思想的角度去融合与发挥印度大乘佛教教义之中观、如来藏思想的法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系统；玄奘为代表的新唯识学派则致力于纠正六朝佛教唯识学的旧义，以恢复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路线为己任，这一新的唯识法相思想与其他宗派的中国化佛教思想之间形成了批判性的互动。隋唐时期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无疑要数禅宗了。禅宗无论是在对经教的理解与处理，还是在对于佛教禅定方式的革命性论述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思想突破，慧能《坛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化佛教思想达到巅峰，从此而形成了“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的局面。隋唐中国哲学思想的论究，佛教哲学成为最有标志性的典范。

隋唐哲学的主流表现在佛门之中，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无怪乎韩愈慨叹唐代周孔之道衰败，而道德仁义之说“不入于老，则入于佛” (1) 。有学者指出，初唐的士学者还没有三教共存的困扰，他们设定儒家士人与僧侣、道士各有不同的社会领域（儒士处理社会生活的经验领域，而僧侣、道士处理方外的玄秘之域）。于是，初唐学者原则上没有把排佛作为其学统的基本要义，但是从韩愈开始，儒家士大夫开始寻找一种包罗万象的“道”，这种道已经不再局限在世俗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域，而是把经验世界关联到形上学的领域来做整体的思考。 (2) 于是，士大夫有关“外王”的制度性与社会政治的考虑，就必须关涉到文化传统，特别是道体的源流与属性方面来进行。这种道事不二一体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唐宋之际开始流行于中国精英思想界的一种潮流。

儒学的道统，孔孟之后，汉儒止于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学已经几乎中绝，隋唐儒家对于性道精微的论述，又大多无法绕过“异端”之学，而要借佛教为援手。可以说，从韩愈开始，隋唐儒家试图重建儒家独立的哲学传统——道统。韩愈的道统论述中“酷排释氏”，他的《原道》对于佛教的批判就是出于这一思考。《原道》批判老、释两家之道“非吾所谓道也”，认为老、释之道只停留在虚无的形上境界，缺乏贯彻于日常人伦与政治生活的内涵，“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这种“去仁与义”所言之道，在他看来就是“一人之私言”、一己之解脱，而非普遍性的道。韩愈提出，儒家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都是如《大学》所明之道，由修心治身而贯穿于天下的，“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 (3) 韩愈标举大旗，想为儒家建立起独创的性命天道之学，但由于他本身缺乏哲学的创思，对于佛教的批判虽然涉及道体哲学的方面，但还没有发挥出义理之精微。即是说，他对于佛教的批判“终不离乎文字语言之工”，“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所未睹”。 (4)

韩愈之辟佛，代表了唐代儒佛论辩的一种思想类型。然而其“急于功名，无甚精造”，对于隋唐中国哲学论述的建构还没有深入到性微玄理的层面来开展，正如苏辙所批评的那样：“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 (5) 苏轼也批评他的辟佛论“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 (6) 。唐代韩愈所开创的儒佛论辩，虽然还没有完成精微的哲学论述，却为宋代理学的哲学论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方向。唐代所开展的儒释之辨，成为宋代理学哲学建构的一个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