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律走向自律：学校德育转型的社会背景分析
培养学生自律，是德育界的一致呼声，而经典自律理论提醒我们，唯有综合考虑相关各方利益、趋向公平与正义的道德体系才可能得到个体基于理性的自主遵守和拥护，才适于培养个体自律。那么，当代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培养自律的前提条件呢？回答是肯定的。经过1840年以来对救国之路的不懈求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自觉推进，当代中国所倡导的道德体系已经从“漠视人格尊严与个性特点的他律的道德”转变为“以尊重人格尊严与个性特点的自律为主的自律道德”[22]，以相互尊重为标志的社会关系正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领域变成现实。
1.道德体系逐步从他律走向自律
笔者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看作中国的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对人的依附以皇权专制的形式出现，与此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是以单方面尊重为特征的他律道德，它名为儒家道德，实为臣民道德。儒家道德体系是专制政府借重的道德体系，它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伦理，虽然在要求统治者以身示范方面体现一定的民本性，但强调女子对男子、儿子对父亲、臣子对君主的单方面尊敬，推崇后者的绝对权威，这表明儒家道德所维护的人际关系就是皮亚杰所说的约束关系。臣民道德是专制政府真正推行的道德体系，它经由专制皇权对正统儒家道德加以改造而形成，片面强调臣子的道德义务，以效忠于君王，听命于长者、尊者、贵者为本质规定，以服从型、依附型和义务型为外在行为规范[23]，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他律道德。臣民道德的他律性决定了它既不能普遍推广，也无法成为个体行为抉择的稳定指导力量：一方面，臣民道德规条（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体现赤裸裸的服从，而且无法推广至所有成员，若普遍实行可能导致社会的灭亡；另一方面，专制时代人们对三纲等道德规条的遵守，普遍是基于功利计算的，如臣子听命于君主的原因不在于是非对错，而仅因为对方是君主，一旦改朝换代，臣子可能又转而服从当下的君主，将过去君主的命令（哪怕是正确的命令）抛到脑后。(https://www.daowen.com)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服从为标志的他律道德大行其道，极大地束缚了国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削弱了社会发展动力，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列强的重要思想根源。自1840年开始，中国人正式开始“走向何方”的救国探索，对新型道德体系的探索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反思和批判封建礼教，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型道德，推动了社会民主进程，不过，这种新型道德的倡导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战争需要联系不够紧密，道德转型进程时断时续。依据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提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革命者道德，这种道德体系对于凝聚士气人心、争取战争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宣传、发扬高尚的革命者道德，一方面取得了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另一方面由于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片面强调社会利益而抹杀个人利益[24]致使社会生活出现混乱。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以往建构的道德体系进行系统梳理，辩证地看待传统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优点与不足，逐步提出了平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兼顾先进性与普遍性的公民道德体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道德建设各方面，引导人们在社会上做好公民，在工作中做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好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近距离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公民道德指向全体中国人，坚持人人平等，这种道德越是普及，社会发展越会因之而受益；公民道德可以经受住理性的追问，是公民在理性的指导下愿意自主选择、自觉遵守的道德。简言之，公民道德是合乎康德、皮亚杰所说的自律标准的道德，即公民道德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明确坦诚而无须伪装地告知全体社会成员。
2.社会关系逐步从约束关系走向协作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臣民道德走向公民道德、从他律道德走向自律道德，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进步、社会关系转型在社会道德领域的必然体现和要求。
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5]臣民道德等他律道德是小农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的产物。构成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而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由皇帝绝对支配，这决定了他在政治上对全国享有最高的统治权，也确定了皇帝支配一切政治经济利益、全体臣民依附于皇权的关系格局。这一关系格局决定了全体臣民必须向皇帝奉献、恭敬、忠诚、顺从才能获得安全、金钱、权势，如有违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拥有一切、掌管一切、支配一切的事实，必然导向以“听话”为唯一美德、以无条件服从为根本标志的臣民道德。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迅速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类型，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高度集权化及其指令性强调对计划指令的绝对服从与执行，导致人依附于某个单位、某个组织，固定于某块土地的人的静态性、封闭性及依附性[26]，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解放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治理的民主和法治进程持续向前，现代社会的平等公民关系越来越普遍建立。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建立了人与人之间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契约关系，鼓励社会成员发挥所长以推动社会进步；在政治领域，民主法治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人与人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成员广泛流动、思想意识趋向多元以及互联网生活空间的兴起，一方面赋予个体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要求确立新型的基于相互协商、彼此同意的行动准则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逐步建立健全了有助于自律道德体系和自律型道德人格生成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条件，明确提炼了以公民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旗帜的自律道德。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是漫长而复杂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关系存在很多约束关系的残余，人们的价值观念还处于新旧交替或交锋的矛盾过程之中，依附性服从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27]，体现民主平等的公民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需大力宣传、积极培植，才能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主导国人生活方式的行动准则；而传递公民道德、培养自律公民、为全社会道德转型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学校德育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