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班教学背景下的学生管理模式审视
尽管“班主任荒”现象在各地广泛存在，尽管对以全面监控、严格规训为特征的学生管理方式的批评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从未停止，可是，一旦教育改革进入到“行政班的取消和班主任的消失”[16]的深水区时，很多人却极力维护、挽救备受批评的传统学生管理模式。这说明，寻求确定性，是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的必然冲动；传统学生管理模式满足了教育者对确定性的期盼，为教育者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舒适地带。那么，行政班教学背景下的学生管理模式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分工格局失衡：班主任“准全责”，任课教师“只教书不育人”
班主任工作制度是我国学校普遍推行的学生管理分工制度，即每班设立一名班主任，班主任除承担学科教学外统管班级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安全、集体活动组织、家校沟通等事务。班主任工作异常繁杂苦累，极其挑战体力和智慧。一是工作时间长。多数学校明确要求班主任从学生早上到校到晚上离校（寄宿制学校则是从学生早上起床早操到晚上熄灯就寝）一直待在学校；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班主任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二是负责事务多。在早读、晚自习、班级卫生、心理辅导、家访等各项工作中，班主任永远走在最前面，即使在任课教师教学过程中班级秩序出现混乱，班主任也有义务到场处理。三是心理压力大。作为中国社会中权力最小的主任，班主任“权力丁点小、责任无限大”[17]是不争的事实。一位校长在班主任会议上关于暑期安全工作的强调可以作为例证，他说：“教育局跟校长签了军令状，哪所学校的学生暑期发生了安全事故，教育局就直接追究这个校长的责任。我也要跟每位班主任签军令状，哪个班的学生出了问题，我就直接追究班主任的责任。”[18]这样的说法，让身处现场的笔者感受到班主任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与心理压力。
相比班主任，不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只需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即可被视为合格。他们到校晚、离校早，很多任课教师尽可能地把教室卫生、校园秩序、学生安全等各种“杂事”推给班主任。在访谈中，有学生这样说：“如果在校园里乱丢垃圾被班主任看到了，就会很惨（被扣分或者严厉批评）；如果只是被任课教师看到，基本上没事，有的教师会象征性地批评两句，有的教师看到了就像没看到。”有的学校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课教师上课时不能很好地维持课堂纪律，回到办公室向班主任投诉：“你们班的秩序太差了，别的班比你们班好多了。”[19]久而久之，班主任俨然成为学生管理工作的唯一责任人。
（二）实施方式粗暴：班主任官方权威独大，学生被动服从
在家长和学生眼里，被迫承担几乎全部学生管理责任的班主任也是一个独揽学生管理大权的人，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人物。“在行政班教学时，班集体建设很自然是班主任的事”，班主任把行政班的氛围建设好，“然后再请学科教师去教学”[20]。中学划拨给班主任的学生管理时间极其有限，班主任要胜任岗位要求，不得不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立竿见影的管理方式，有的“挥舞大棒，一顿乱打”，有的滥用奖励，引君入瓮，有的鼓励学生告密，最终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看上去规规矩矩的学生”，至于学生“内心想的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追问”[21]。
这一点，可以用韦伯的权威理论进行解释。韦伯将权威归纳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权威、感召力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其中，传统型权威源于传统的神圣性；感召力权威源于人们对卓越的神圣者、英雄或者具有典范品质的人以及由他所揭示或制定的规范模式的热爱；法理型权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官方的或法定的权威，其次是专业的权威[22]。班主任掌握着座位编排、班干部选派、班规制定以及评选优秀等法定权力，对学生而言，班主任手中有威武的管理大棒，学生只有乖乖就范，才能保全自己。因而，对于班主任的要求，学生“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成为常事。
（三）功能定位偏差：沦为教学附庸，迷失育人本位
“管理就其属性来说，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23],这意味着教师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要了解学生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倾向，支持学生在合乎个人兴趣和社会需要的方向上走向其最近发展区。然而，高中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每位教师的教学任务异常繁重，争分夺秒、三点一线是高中生校园生活的常态。这样的校园生态对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影响是：一方面，学校将学生管理的功能理解成“为教学保驾护航”，不愿意细致入微、费时费力地对学生开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系统引导；另一方面，学校制定严苛校规，用统一标准管束学生，“构筑起了一个学生成长的样式，将那些千姿百态的学生一一地嵌进去”[24]，高中校规及学生管理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正义性等均存在很多疑点，然而，学生必须服从，学生管理蜕变为蛮不讲理的“管制”。
于是，学生管理背离了“促进学生发展”的育人本位。学生管理被“不得”“不准”等否定性条款所主导，缺少对学生个性化成长的倡导、鼓励和尊重，学生兴趣、个性甚至人格尊严被迫屈从于应试的大棒，其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均随之而磨损。借鉴杜威的观点，这种学生管理方式荒谬地压抑、否定了学生的发展，“说禁止比能力重要，这是无异于说死比生更重要，否定比肯定更重要，牺牲比服务更重要”[25]。同时，它还扭曲了学生的成长方向：一是无限度地挖潜带来“揠苗助长”一般的后遗症，戕害学生的主动性和活力；二是高频度地刷题、考试持续调动学生与同学竞争的个人主义动机，诱使学生成长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非乐于承担社会发展责任的公民；三是学生在学校里养成了对权威者无原则服从的习惯，而“儿童的这种要别人管理的共同习惯，可能成为公民受政治首领专断统治的成人社会中的邪恶状况的基础”[26]。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为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才，传统学生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其不足之处也是不应回避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责任呼唤、推动学生管理创新，落实管理育人，使学生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