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式学生管理的总体特征与衍生背景
鉴于我国以往和现行的学生管理强调学生对既定规范的服从，注重“把学生管住”，笔者将其概括为规训式学生管理。
（一）规训式学生管理的特征阐析
自从“规训”一词伴随福柯思想的译介而进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以来，这一概念一直在规范、训练、控制[48]等意义上被使用。笔者用“规训”来概括传统学生管理模式，是因为传统学生管理突出强调规范和训练，体现出以规范为中心、以训练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总体特征。
“以规范为中心”，指传统学生管理的目标是促使学生服从既定的规范。康德将学生管理理解为训诫（管教），指出其意义“纯然是对野性的驯服”“从人身上去除野性”“防止错误”，让学生“感受到”并“服从法则的强制”从而“能够习惯于静静地坐着，严格遵守事先给他们规定的东西”[49]。赫尔巴特指出普通人所理解的学生管理仅仅在于“维持秩序”[50]。反观各级各类学校，尽管学生管理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其目的是相通的，即要求学生遵守预设的校规、班规，以形成并维护大家习以为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当学生的行为不符合校规时，教师的做法通常是强调规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51]，批评学生，迫使学生服从规则。
“以训练为中心”，指传统学生管理的方式是以禁止、压制、驯服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训练，不鼓励学生对规范合理性进行审辨思考，不培养学生自主建构和修订规范的理性和智慧。服从命令是训练的基本要求，从进入校园的第一天开始，学生就接收到教师发布的各种命令（如“准时到校不迟到”“安静听讲不讲话”等），学生所要做的就是服从、照做。多数学生不会自动服从命令，于是，监视、训诫、惩戒、奖励、感化等多种训练形式应运而生，这些方式交织于学生管理过程之中，共同致力于革除康德所理解的“生蛮”和“野性”，把学生驯化，让他们成为被动服从预设规范的“乖孩子”和“好学生”。片面强调训练甚至驯服的弊端在于训练不能“促成学生理性的发展”，学生管理有时甚至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以致有学者认为“对孩子们谈论义务，那是白费工夫。他们最终是把义务视为某种触犯了就要挨鞭子的东西”[52]，“一旦学生发生违规行为，无须讲多少道理，更不必要学生说出他们的理由。只要教师出于善意，按规矩办事本身，就是足够的理由”[53]。
“以教师为中心”，指在传统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是管理者和权威，学生只是被管理和待驯化的对象。学生要服从的各种规范基本上都是由教师发布的，有时教师只是作为传声筒将学校和社会的规范传达给学生，有时教师也会出于自己的意愿发布自己喜欢的规范，如有的教师规定本班学生必须比学校规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教室开始早自习。有些教育者会意气用事地发布一些对学生要求过于苛刻的规范，如赫尔巴特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通过这种做法对学生“发泄一点专横，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从外界受到的压迫”[54]。在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扮演着警察、法官等角色，他们尽可能全面而无孔不入地构织规范和训练的体系，透过教室后门的那扇窗户或者借助学生群体中的告密者监督学生，试图将学生的全部活动都纳入预设规范的范围之内。教师的权威地位如此强大，以致有些学生不在意每一条具体规范的内容是什么，而只记住了一条处世原则，那就是“听教师的话”。
上完三节课以后，高老师非常疲惫。这时，宿管员从微信中发来消息，称高老师班上某寝室的学生将垃圾堆放在寝室门外并且拒不打扫。高老师火冒三丈，当即冲到班上，批评该寝室全体学生，宣布罚他们打扫三天楼道。学生当时屈服了，晚上却纷纷在班级微信群中申辩，认为教师应该先调查事情的原委而不能只听宿管员的一面之词，认为教师因值日生一人有错而迁怒于其他人的惩戒方式不合理。教师很生气，利用班会时间向学生大讲服从规则的必要性。此后，学生们都很注意维护寝室卫生，因为怕被罚打扫楼道。
在这个事例中，高老师坚定地维护寝室卫生管理规定，不给学生解释的机会，用生硬的惩罚来迫使学生服从规则，当学生提出抗议时教师的做法则是继续强调规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达成的效果是学生因为害怕惩罚而服从规范。该事例可以看作是规训式学生管理的典型。
（二）规训式学生管理的衍生背景
规训式学生管理并非学生管理的必然样态，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之所以在学校教育史上逐渐生成、持续存在、缓慢演化，显然与传统学生管理所处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
杜威等思想家分析了传统学校教育衍生规训式学生管理的必然性。杜威指出，传统学校教育将固定书本知识的识记作为目的，以致“儿童被送去接受训练的地方正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经验的场所”[55]；儿童生来就有的“要发表、要做事、要服务的天然欲望”[56]在传统学校里没有得到利用，而为了诱使儿童对学习产生兴趣，学校不得不借助学生对教师的爱戴以及竞争、奖励、畏惧等建立纪律。这种纪律注定是病态的，因为其重点“放在矫正错误行为而不是放在养成积极有用的习惯”上，“往往教师对学生的道德生活的关心所采取的形式是警惕他不遵守学校的规则和常规”[57]。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也将书本知识传授作为核心，枯燥的知识背诵与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必然形成冲突，以致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论著《学记》就提出要借助“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戒尺、教鞭成为蒙学教师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甲骨文中的“教”字也被解释为师长以手执鞭对待儿童。
以知识灌输为本位的学校教育是规训式学生管理的直接环境，而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则是传统学校教育及学生管理由以产生的根源。从经济方面看，最初的专门化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子弟，他们无须从事生产劳动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保存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和礼仪修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者子弟成为学校教育对象，但参与社会生产仅要求劳动者掌握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以书本知识灌输为主的学校教育形式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承担着为专制统治者选拔官员的功能，学子投身学校教育的个人目标是跻身官僚系统；统治者所需要的合格官员必须首先具备效忠意识、服从意识，而规训式学生管理注重培养听话的学生，可以为他们长大后“受政治首领专断统治”[58]、成为忠顺奴仆奠定基础。从文化方面看，传统文化总体上具有以重复过去为使命的后喻文化特征，强调既有知识体系和规范体系的稳定，贬抑并反对变化；教师掌握着知识权威，自上而下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依据规范对学生进行管束乃至打骂学生均受到后喻文化的包容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