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学德育与班级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就纪律的实际效果来说，美国小学低年级班级基本上是比较混乱的，学生们很活泼，但状况不时出现，教师要不断地进行课堂组织工作，排队也要花很长时间。然而，到了四年级，当教师说要集体外出时，全体同学很迅速地排起队来，不需要教师带队就可以直奔目的地。这种状况似乎暗示了一个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的答案。问题是这样的：中国的小学生都是很听话、懂礼貌、遵守纪律并且乐于助人的，可是，为什么有的人纪律状况越来越差，到了成年，中国成人社会的公共文明状况有不少问题；美国的小学生似乎不懂规矩，可是，欧美社会的公共文明状况却普遍很好？
笔者将美国小学的纪律方式提炼为“基于尊重、理解和等待的纪律”：“尊重”指尊重学生，尊重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因而愿意给学生讲道理，把学生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理解”指理解学生，理解小学生有着丰富的兴趣而不能收放自如地调节自己的言行，理解小学生的规则学习是需要时间的；“等待”指愿意给学生留出成长的时间，实现道德品质、行为习惯上一点一点地进步，逐步成长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
相比之下，中国小学并不愿意等待学生慢慢成长，而是利用小学生可塑性强的特点，在小学入学时提出较为严格、死板的各方面规定：每天要穿校服，在校园行走要讲秩序、懂礼貌，见到教师要举手敬礼，上课时要专心听讲，背坐直，两手平放在桌上或者放到背后……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教师常规性地采用班级或者小组评分排名，利用集体荣誉来促使同学们互相监督；任用班干部来监督全班纪律；使用小红花、小红旗等方式来表彰表现良好的学生，树立榜样；对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严厉批评，指责他“拖了班级的后腿”……
如果说美国式的纪律以尊重和理解为基础的话，那么，在中国式纪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行为训练。教师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奖赏或者惩罚，来唤起学生的服从；利用学生强烈的竞争意识、荣誉意识，发动一部分学生为了“班组荣誉”而无情地监督、批评同学。而这些，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小学教师的普遍观点就是低年级的学生是最好管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低年级时所进行的各种管理，可能为学生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逆反种下了祸根。
在10岁左右，儿童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开始对成人所颁布的各项规矩追问原因或者理由，逐渐意识到有些规矩其实是不恰当的；也变得更为重视自己在同辈群体里的地位，更重视得到同伴的认可而不是得到教师、家长等成人居高临下的信任。于是，他们不愿意做教师手下的乖孩子，不再严格遵守纪律要求，并且对教师的批评、威胁、惩罚或者奖赏不再那么在乎；更不愿意做教师的“耳目”，不愿意在教师面前揭发同学。这也是高年级教师们觉得孩子难管的重要原因。
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教师维持纪律的方式有很大差别，然而，中国教育界对于贴小红花、班级评比等习惯做法并没有进行冷静的反思。从小学到大学，教师们都在采用行为主义的方式来训练学生，希望学生遵守各种已经制定好的规则，却不愿意和学生进行平等的沟通，对规则的合理性进行细致的讲解。原因何在？是不是连教师也很难说明这些规则（如小学所要求的听课坐姿）的合理性，就像有人所说的，教师讲的那些道理“连教师自己也不相信”？
关于学校规章的合理性，杜威曾有过这样的分析。他指出：“学校现时强调的道德习惯，似乎都是特地创作出来的习惯。即使是果断、条理性、勤勉、不打扰别人的工作、忠于所承担的工作，这些学校中特别谆谆教诲的习惯，都是仅仅因为学校制度是现在的样子必须保护它不受触动才需要的习惯。”“从这时儿童发展的立场来判断，这些规章都多少是传统的、专横的。它们是为了现存的学校工作方式可以继续下去而不得不制定出来的规则；这种学校工作方式缺乏内在的必需的东西，这种缺陷自身，从儿童方面，反映出一种感觉，即学校的道德训练是专横的。”[32]进而，杜威强调，学校纪律体系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学校与社会缺乏联系，学校中的教学安排是机械的、难以调动儿童兴趣的，如果不能将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转到关注儿童、重视儿童的活动经验的教学上来，学生管理和学校纪律体系中的问题无法避免。从美国小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杜威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好的回应，联系生活的教学、项目式学习大行其道，学生在课堂上拥有丰富而快乐的成长时光，或许，这些非管理的因素恰恰是美国小学生管理可以有效推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