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行为支持视角中的校园欺凌干预

校园欺凌是美国学生管理领域越来越受重视的现实问题。校园欺凌危害性大，不仅会给被欺凌者造成生理、心理、社会性和学业方面的伤害，也会对被欺凌者、欺凌者、旁观者的身心成长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校园欺凌波及范围广，2014年全美少年风险行为系统数据显示，19.6%的14至18岁青少年在校园内受到过欺凌^[24]。尽管各地注重欺凌干预，然而，联邦政府的调查显示，大批校园欺凌干预项目的实施效果欠佳^[25]，很多项目不能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26]，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欺凌干预项目是专门项目，独立于学校常规的学生管理体系之外，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干预效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清晰显现，而很多学校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持续投入；二是学校仅对严重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实施干预，对弥散在学生生活中的轻微欺凌现象缺少干预，不能有效地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亲社会氛围^[27]。

全校性积极行为支持的倡导者们反对缺少引导、偏重惩戒、时紧时松的校园欺凌干预方式，认为仅在严重暴力和欺凌事件发生后使用的行为管理不能产生持续效果，不能减少学生的问题行为，不能改变控制取向的学校氛围；他们倡导采取全校性积极行为支持的系统框架，全面构建安全、关心、尊重、有助于学习和社会化的学校环境，更好地干预欺凌。(https://www.daowen.com)

从全校性积极行为支持的视角来看，对于欺凌的有效干预意味着要帮助成人和学生了解何为欺凌，知道在看到欺凌行为之前和欺凌行为发生时应该做些什么，确立一种预防性的环境来遏制欺凌。他们主张，学校积极行为支持领导团队要分析本校欺凌行为的发生频率、地点、时间、涉及的师生等数据，启动干预决策；基于专业培训引导教师学会教导和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促使学生参与学习和学校生活；教导师生学会预防和应对欺凌，如避开容易导致欺凌的情境，及时上报欺凌事件，通过早期介入来打断欺凌或防止欺凌程度升级；依据功能性行为测评对部分学生实施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支持，如在校内为学生安排导师，学生每天到校后、离校前与导师面谈，得到社交方面的提醒，得到更加频繁的肯定等^[28]。

在全校性积极行为支持的整体框架之中，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社区支持中心罗斯（Scott W.Ross）、豪纳（Robert H.Horner）等教授研发并实施了基于积极行为支持的欺凌干预（Bully prevention in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简称BP-PBS）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