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理念主导学生管理的传统格局
1.德治理念与传统学生管理方式
德治是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治国理念。作为国家治理方式，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其要素包括圣君当政、贤臣得用、民众幸福、德教昌明等[2]。就其实施过程来看，德治强调统治者秉持高尚品德来管理国家事务，对民众实施细致入微的道德教化，在行为层面以礼节规范民众的一言一行，在思想层面以仁义引导民众的所欲所求，逐步提升民众的品德修养，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就其运行逻辑来看，德治假定存在一套绝对正确的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假定统治者是这一道德体系的化身和代言人，综合运用说服教导、行为训练、榜样示范以及刑罚惩戒等方式向民众传授合乎这一道德体系的生活方式。
德治理念适应了封建统治需要，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被广泛地运用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之中。古代私塾、官学、书院总体上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标，这些名称各异的学校在学生管理中普遍遵循德治理念。依据封建统治者筛选过的儒家道德礼法体系，学校从日常起居、读书治学、待人接物等方面制定了细致入微的学生行为规范，将这些规范看作神圣不可动摇的规矩，要求学生严格服从。“官师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尊崇“天地君亲师”的礼仪法度赋予教师制度权威，一言一行皆中规矩绳墨的师表风范赋予教师道德权威，桃李满天下的育人业绩赋予教师专业权威，多重权威复合确立了教师在学生及家长面前的绝对权威地位，为教师开展不容置疑的训导奠定了群众心理基础，使学生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处于被动服从地位。以明朝国子监为例，朱元璋以“卧碑”形式颁布了钦定学规禁例，命令所有学生遵守教学纪律和言行规矩，其不遵者以违制论；国子监设有“监丞”一职，专门负责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管理，“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廪膳不洁者，监丞要纠举惩治”[3]。对于这种“以顺为正”、强调整齐划一的学生管理，蔡元培进行了如下分析：“旧日道德隐然有一种魔力，法规所定，无认当否，无丝毫违抗改变余地。国之君主、家之家长、私塾之师，其令之严，被动者惟有服从，无所谓自由其思想，倿居于判断是非之地”[4]。
2.德治理念主导学生管理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在德治理念主导下，传统学生管理较好地维持了古代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在几千年中牢固树立了各类学校“斯文在兹”、肃穆庄严的良好形象。教师通过以身作则、课堂仪式、行为讲评、严格奖惩等手段敦促学生遵规守纪，以传授儒家经典为目标的课程教学为这种以恪守礼法为宗旨的学生管理提供了学理支撑，合力培养出大批合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标准的读书人。
然而，德治理念主导下的学生管理能否促成学生对道德礼法的真诚认同和自觉遵守，这一点值得怀疑。叶圣陶指出了旧式训导和管理的问题：“六七岁的孩子便须规行矩步，不许他们有活动的自由。孩子的情性是最活动不过的，勉强他们受拘束，就不免有耐不住的时候，依旧活动起来。这时候教师如临大敌，仿佛官吏对待乱民一样，定要设法压服了他们，自己才神恬心安。”[5]这段话表明，传统学校所推行的严谨规矩与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之间存在较大鸿沟，容易引发师生之间的冲突。出于对惩罚的畏惧，学生们虽然能够勉强服从，但很难形成对道德规范的积极认同和稳定践行。王阳明批评说：“近世之训蒙稚者……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6]在这里，思想家形象地描绘出学生对学生管理的反叛及其成因：当教师像对待囚犯一样严厉对待学生时，学生就会想尽办法躲避学校，逃避教师，在外在监督力量薄弱的时空环境中做出一些悖逆礼法、轻薄下流的行为。
不仅如此，德治理念主导的学生管理还带来一些深层次的不良影响。其一，道德评价泛化损害师生正当权益，纵容校园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从学生角度来看，不服从会被扣上“忤逆”的罪名，面对教师和学校的不合理安排，学生只能默默承受，一忍再忍。从教师角度来看，基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逻辑，“教师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扮演教化他人的道德精英的角色”，广大教师迫于“成为道德完人”[7]的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放弃享受生活等诸多正当权益。其二，行为准则神圣化贬抑师生独立判断，阻碍学校和社会的道德进步。董仲舒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学生管理主张墨守成规，反对灵活变通，要求师生刻板地按照条文规矩办事，不鼓励他们依据社会生活的具体境况寻找最优行动方案。久而久之，师生所持的是非善恶标准趋于僵化，学校成为远离社会现实的封闭组织，师生慢慢背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恶名。其三，学生言行脱节导致虚假的道德表态盛行，“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比比皆是。大量学生投身学校教育是为了获得“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所表征的荣华富贵，他们在学成中榜后的一致出路是加入封建官僚这一巨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他们的谦逊有礼等文化修养只是“表面的装饰品”或者“镶饰在普通木器上的桃花心木”[8]，不足以证明他们达到了崇高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