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
中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传统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翻译史上四次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
时间 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自汉末以来迄宋初并在隋唐达到鼎盛时期的佛经（Buddhist scripture）翻译（公元5—10世纪）。这个时期内的出现翻译理论，是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
理论背景 佛教传播时的译经活动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据胡适《白话文学史》统计，译经达15000卷以上。相比之下，佛经翻译理论的数量和分量都略显轻。尽管佛经翻译理论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纵观前后，涉及的面是较广的。
理论特点 佛经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文”、“质”、“厥中”），译者的修养（八备），翻译的“辞体”、“语趣”，译名问题（名实、音义同异），翻译批评和组织问题等。
意义及影响 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宗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也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支谦的佛经译论开篇
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看，东汉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的《法句经序》最早讨论了翻译问题：“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实则为善。”强调经文的翻译必须传递原文意义，译文要达意。《法句经序》可以说是国内首篇重要的译论，因为这篇关于佛经翻译的专门论述不仅出现得早，而且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例如首次提出关于翻译不易的思想，不主张所译经文中夹有梵字译音和“质派”的翻译主张。
道安论“五失本”和“三不易”
第一个提出并运用翻译理论的是东晋（317—420）的佛教大师道安。道安（314─385），东晋、前秦时高僧，佛经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市西南）人。道安对佛经翻译的主要贡献有：注经作序、纂辑佛经目录、主持译事，并在《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之说。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评价其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当推此篇”；祝朝伟认为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王宏印认为具有重要的翻译本体论意义；梁启超更是大胆地猜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翻译不可能论的萌芽。
道安
“五失本”和“三不易”的具体内容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胡语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所谓“五失本”：其一，经文乃外语，其问序由汉人看来是颠倒的，汉译时被改从汉语语法；其二，经文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合广大读者，译作有一定的修饰；其三，经内论述往往不厌其烦，尤其颂文更是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简；其四，经文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成为“义说”，类似汉人韵文最后总结的“乱辞”，内容重复，或千字，或五百字，译时被删去；其五，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要转说他事时，又将前话重提，然后再往下说，前话也被删除。所谓“三不易”：其一，“圣人”本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以适今，很不容易；其二，“圣人”的智慧本非凡人可及，而要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很不容易；其三，释迦牟尼死后，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尚且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却要由凡人来传译，更谈何容易。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对道安做了简要的评论：“安公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去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五失本，三不易”尽管是针对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的情况，实际上指出了翻译中要注意的问题，以及会遇到的困难，对梵语佛经的翻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以后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借鉴。
中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
这时期出现过中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鸠摩罗什（344—413），天竺人，华名童寿，东晋时来华，译经300多卷，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他一改过去音译的弱点，主张意译，并倡导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的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真谛（499—595），印度佛教学者，南北朝时来华，译了49部经，其中尤以《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玄奘
玄奘（600—664），通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唐朝名僧，于628年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主持了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19年译出75部佛经，共1355卷，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他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直到今天仍有意义。他还自创了“新译”。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他指出了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乘。他提出了著名的“五种不翻”：“以此五种不可翻故也。一秘密不翻微妙深隐曰秘，互不相知曰密。谓诸陀罗尼，是佛秘密之语，经中悉存梵语，是为秘密故不翻也。（梵语陀罗尼。华言总持。亦云咒也。）二多含不翻谓如梵语薄伽梵。具含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主义。经中但存梵语。是为多含义故不翻也。三此方无不翻谓如梵语阎浮提。华言胜金洲。西域有树。名阎浮树。下有河。河有金沙。故名胜金。今不言胜金者。以此方无此树故。诸经中但存梵语。是为此方无故不翻也。四顺古不翻谓如梵语阿耨多罗三藐菩提。华言无上正等正觉。虽不此翻。然自汉摩腾法师已来。经中但存梵语。是为顺古故不翻也。五尊重不翻谓如梵语般若。华言智慧。大智度论云。般若实相。甚深尊重。智慧轻薄。是故但云般若。而不言智慧。是为尊重故不翻也。”玄奘的“五种不翻”并不是不要翻译的五种情况，而是指采用现代意义的“音译”方法，即“不翻之翻”，这五种情况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凡遇此类名词，皆宜不翻。由于梵语与汉语的差异，有些梵语词语不能或不必按照意义译成汉语，而要保持原语言的汉字写法。此外，玄奘对“译场”翻译方法也有巨大贡献。据《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译经有下列11种分工：译主；证义；证文；度语；受笔；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
其他理论
东晋高僧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郡楼烦县人，是道安的大弟子。道安是主“质”（直译）的，而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文”（意译），他对这两家的翻译主张都比较了解，在这两种译论之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厥中”的见解。他主张道安的直译和鸠摩罗什的意译的折中。他认为佛经有“文”有“质”，因此翻译时既不能“以文应质，也不能以质应文”，于是他提出应“简繁理秽，以详其中”，“质”和“文”两种译法都是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
僧睿（约371—约438），鸠摩罗什的弟子，他在译论史上的新贡献主要是继道安、罗什以后，比较自觉地讨论了佛经翻译中的“名实”问题。他指出，如果译文中名实不谨，则对经义的理解将南辕北辙，越钻研离原意越远。所谓“名实”（译名）问题，首先是详细地理解原意，并反复考虑汉译名之是否对等（“交辨文旨”），然后才能正确定名（“申其文中，然后书之”）。
僧祐
僧祐（445—518），南朝齐、梁时期人，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佛教史学家和佛经翻译史家。关于“文”与“质”，僧祐同慧远等人的看法一样，对于直译和意译，要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他还从中印两国的字源、音义诸角度来论述翻译，指出之所以一些佛经的译名有误，是由各国文字的来源、音义等因素导致的。
彦琮（557—601），他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很多中国古代译论，大多数是引自有关译经的序文，有些甚至只是只言片语，而我国现存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则是五六世纪之交隋代名僧写的《辩证论》，提出了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者所应具备的八条原则，这“八备”是《辩证论》在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总之，彦琮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可谓深探本源”。这是他目光的独到之处，也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赞宁（919—1001），宋初高僧，俗姓高，他归纳译经中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办法的“六例”，即“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此外，对于文质之争，他同意直译和意译折中的办法。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期”
时间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期”是指在明末清初（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西学的译介翻译理论的发展，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
理论背景 明朝翻译家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
理论特点 是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主要讨论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迫切性。
意义及影响 这一时期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多为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借以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死后谥文定。他和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他在1631年《历书总目表》中不仅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而且更以极其明确的预言提出了光彩耀目的翻译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需翻译。”此外他还阐述了科技翻译中的“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思想，都是极其精彩的。徐光启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卓越的人物，但可惜的是他没能从哲理高度上详细阐述有关译学理论。
徐光启
李之藻
李之藻（1569—1630），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他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和《寰有诠》、《名理探》等书。李之藻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创造性劳动。虽然《寰有诠》只是节译，但他仍然强调了“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遗憾的是同为翻译大家未能留下系统的、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
魏象乾，字健莆，雍正、乾隆时人，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他主要是翻译满文。他论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提出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内容、再现原文的话语风格等要求。国内译坛上早已有“质”与“文”之讨论，但都不及他的《繙清说》议论得如此全面和深入。该文不仅展现翻译全貌，提出了宏观的认识，并细论翻译技巧，直抒胸臆，阐释了翻译的本质，不可谓不精辟。论文抨击了当时的“乱译”之风，对后世也有警诫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最为精辟的一篇翻译理论论文。
魏象乾
●中国翻译理论的“成熟期”
时间 中国翻译理论的“成熟期”是指自清末民初始而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的对西学的大规模译介理论的成熟期。
理论背景 中国近代救亡时期的思想启蒙。
理论特点 翻译思想日渐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精彩纷呈。
意义及影响 近代是救亡的时期，也是启蒙的时代。本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宗旨，洋务派在输入外国工业、制造船炮的同时注意改革教育，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引入了不少国外的科学书籍。“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