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区别还突出地反映在思维方式以及对待主客体关系上。中国哲学家往往通过直观体验，消除主客观界限，力求在主观精神领域追求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家大都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哲学思想很少涉及自然界事物及其规律。孔子“罕言天道”，以“天何言哉”之类的言语巧妙地绕开了主客体关系问题。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说教，实际上只是要求人们通过内心反省，“尽心”“知性”以达“知天”，也就是在主观精神的范围内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学派则更是否定物我区别，混淆主客体界限，通过“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庄子·齐物论》的命题，力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哲学家们都是从主观精神出发，从而泯灭物我界限达到天人合一，试图以主观精神的满足取代对客观世界的探求。在先秦以后的哲学发展中，通过直观、体验达到认识世界的意识则更为明显。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可见，中国哲学重在综合的思维方式，擅长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

西方文化家则以实证和严密的思辨手段明确区分主客、物我，以求达到对自然本体的认识。西方文化从总体上看，讲求实证和思辨，这是在认识论上区别于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来看，早期哲学家们大多都以论“自然”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大都提出带有朴素性和直观性的宇宙模式论。如泰勒士提出了“水成说”宇宙发生论，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这一命题，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提出了宇宙形成的四因说。他们在观察、实验、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再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认知，从而开辟了人类理性主义的先河。

总之，在思维特点上中国哲学讲求实用，缺少在认识过程中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深刻的思辨功能，这亦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的特点所决定的。西方哲学则追求对自然的认识，对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因此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特别强调区分物我、划清主客、讲求论证和注重思辨，以期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假想。早期的西方人同古代中国人一样，也是到自然界去找治病的药草。然而他们不是直接用来治病，而是把这些东西捣碎、提炼，研究它们的成分。对人体也是如此，解剖人体，研究各个器官的构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合起来看整体。这里面充满了西方人对分析方法的重视。我们古代中医主要用的不是分析方法，而是假想加实验的方法。比方人体出现某种病状，医生便假想这种病的根源、病理，即所谓精气神，然后用中草药去试验对其病状的治疗效果。若发现病状消失，则把促其病症消失的那些中草药与病症对应起来，成为单方。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人喜欢用归纳法。例如老子、庄子的许多结论都是来自于归纳的方法，他们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河高海低，千流归大海”等等现象归纳出一般的规律：处柔处下强于处刚处上。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极少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概念，并建立一套逻辑模型，然后完全离开现实世界进行纯粹的演绎。后者，却正是西方人研究问题的方法。归纳法的优点在于发现一般规律，但不严格，也难以构建逻辑体系，而演绎法的优势正在于它的严格与易于构建逻辑体系。

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中国人往往重直觉与具象，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的形象性；而西方人重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上则表现为英语的功能性。中国人重整体，因此汉语词义一般比较笼统、模糊；西方人重个体，英语词义一般比较具体、准确。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汉语先阐述细节后归纳点题，英语先讲要点后说明细节；在语言结构形态方面，当涉及行为主体时，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或生物的词作为主语（或潜在的主语）；而英语则常用物或非生物名词作为主语。在词法和句法层面，综合型思维方式的汉语无词形的变化，语法形式主要依靠词汇手段表达，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句子整体结构表现为意合特征；分析型思维方式的英语有明显的词形变化、多样的语法形式、灵活的语序结构，句子逻辑性强，体现形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