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理论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希望通过向外国学习救中国，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翻译活动，于是出现了许多译述外国作品、介绍外国经验教训的报纸和书刊。
傅兰雅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他主要强调翻译的重要性，认为是“天下第一要政”，着重提到翻译科技类及地理书籍。
傅兰雅（1839—1928），生于英格兰一个牧师家庭，在华任职30余年，仅从事翻译工作就20多年。他提出的翻译主张概括起来一共有四点：（1）驳斥了汉语难译科技书的说法，指出中国也可以创造科技新词汇；（2）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3）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的问题；（4）论述了中国必将靠翻译西方进步有用之书而获得新生与进步。
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是最值得一提的清末语言学家，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的“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可以说是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意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他的善译标准包括了三大要求：第一，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他提出要达到“善译”，必须平时就“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对各自文字的字源及其异同也深入考察。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复斟酌，最后还要模仿原文的精神与语义。这些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他本人后来没搞翻译，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反被后人忽略了。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州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康氏是晚清最早强调翻译东籍的便利的人。他批评以前译者偏于“至旧诽要之书”，现在当注重“政治书之佳者”的思想，以及强调翻译日本书的有利性和可行性的思想。他的这些译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是维新派领袖人物中对翻译问题论述最多、最有影响的。梁氏明确指出以前翻译界之弊在“详于艺术而略于政事”，今日“亟宜讲求”的则是“政事”之书的翻译，还指出科技翻译、制造类书应该尽量挑选国外最新出版的原著。在梁氏写的《论译书》中，他提到了三点问题：第一点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第二点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第三点是翻译人才的培养。梁启超十分重视总结古代翻译理论，这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是最为突出的。
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是中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他在翻译《天演论》（公元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第一段中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三字早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即已全部出现，但将这三个字和译事的内在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即标准）而提出，则始自严复。严复认为“重神似不重形似”、“译者和原作者要达到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等主张。严复还主张翻译与学术研究、阐释以至政治批评等相结合。严复还创造了“达旨”的译法。他还提出了重视“译才”的思想。
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与严复并列的大翻译家。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有：（1）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御欧洲列强；（2）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心灵交流；（3）对于翻译方法，他多次指出，外国作品中有不少内容我们不必赞同，但翻译时还是应该忠于原著；（4）提出翻译者的原则“存其文不至踵其事”，对国外那些坏的东西或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东西要保持警惕。他在译《黑奴吁天录》时，就是“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从而使其译作达到动人心魄的翻译艺术效果。他这样强调译者情感活动对于翻译活动的关系，实际开启了后来郭沫若一派翻译家有关译论的先河。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他还说书中几首诗歌的翻译是“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
张元济（1867—1959），字悠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也是参加维新运动的人士。他提出两点译论：（1）他认为要领会外文之精奥，必须先深通华文，要翻译、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法规，也必须博通中国历史之沿革；（2）他明确批判了历来“士族儒流”鄙视翻译之作的错误传统观念。
高风谦（1870—1936），字梦旦，福建长乐人，是著名文学译学家郑振铎的岳父。高氏提出了当时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统一译名，包括意译和音译两类，他称之为“辨名物”和“谐声音”。
周桂笙（1873—1936），字树奎，笔名新庵等，上海南江人。他较早论述了翻译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意义。据说，“侦探小说”的名称就是他取的。他是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最早、最勤的人。他还论述了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应该如何对待其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的地方。他坚决谴责了当时滥译、冒译以及剽窃之歪风。
周桂笙
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常用笔名有秋桐、孤桐等，湖南长沙人。章氏在译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上世纪初就国外新的学术词汇的正确译名问题发表了详尽的见解，并主持了热烈的讨论，这对我国近代译学的发展和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胡以鲁，字仰曾，浙江定海人，生卒年不详。胡氏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报》第26、27期合刊上发表的万言长文《论译名》中首次提出了“借用语”这一概念，是对译论的一个贡献。借用语现通称为“外来语”，其中大多数即为音译名词，当然也包括借用日语意译的西方名词（如“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