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近代翻译
（1）法国翻译
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arrot d’Ablancourt，1606—1664），他是自由翻译派总代表，最出名的是翻译塔西陀的《编年史》。他的特点是：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读，就不惜一切的任意增删内容，其主要目的在于迎合当代读者口味
夏尔·索雷尔（Charles Sorel，1602—1674），在其出版的《法语丛书》中，他认为“为了使译作达到卓越水平，必须选择一种明智的折中方法，既不受原作者的言辞或意义的过分束缚，同时也不相去太远”。
巴歇·德·梅齐利亚克（Bachet de Meziriac，1592—1638），17世纪中期最早提倡准确翻译的理论家。他发表了《论翻译》，提出“译者三原则”：（1）不得给原著塞进私货；（2）不得对原著进行删减；（3）不得做有损原意的改动。
梅齐利亚克
索雷尔
于埃
加斯帕尔·德·坦德（Gaspar de Tende，1618—1697），他提出拉丁文、法文翻译九个规则，从语言教学出发，对比拉、法两语。他认为翻译中不必总是刻意模仿原作。
达尼埃尔·于埃（Daniel Huet，1630—1721？），他明确提倡准确译法，他的翻译原则是：翻译的唯一目的是做到准确，只有在语言上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译者无权任意选词或更改词序，因为在选词或词序上“偏离”原文便会导致偏离原意。他认为，优秀译者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原作者的本来面目，是毫无遮盖地显露原作者，译者不拘泥于字眼，但也不应自作主张赶时髦，改进原作，偏离原意。
夏尔·巴特
夏尔·巴特（Charles Batteux，1713—1780），他是法国18世纪在翻译理论研究上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论文学原则》的论述重点之一是翻译中语序的处理问题。他提出：（1）原作所说之事不论是事实还是推理，不得改变先后次序；（2）对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我们应予以保留；（3）原文句子不论多长，在一文中都应保持完整；（4）原句中的所有连词都应予以保留；（5）所有副词都应置于动词旁边；（6）对称的句子应当译成对称的句子；（7）对于色彩斑斓的思想，译文中应当使用尽可能相同的篇幅加以表达，以便保持相同亮丽；（8）对于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段和言语形式，我们必须在译文里予以保留；（9）对于人们喜闻乐见的、短小精悍的谚语，必须用谚语加以解释，或译成可做谚语的语句；（10）释译是不正确的、不完整的，因为释译不是翻译，而是评论；（11）出于对意思理解的需要，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表达形式；（12）原文思想在保持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用不同形式予以表达。概括来说，巴特的基本翻译思想是：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和用词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能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思想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色彩、程度和细微差别；风格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激情风趣和生气；在用词上，译文要自然形象，富有说服力，要选用丰富优雅的词句。原作者是思想用词的绝对主人，译者却不是主人而是原作者的“仆人”。
（2）德国翻译
克丽丝夫托·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第一个大量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德国人。
约翰瓦斯（Johann Heinrich Voss，1751—1826）诗人，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被赞为古诗权威。译作特点是：韵律声调优美，遣词造句准确。
维兰德
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维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egel，1767—1845），他所遵循的原则是翻译必须准确，保持原作风格。他是18—19世纪德国翻译实践中成就最大的。
高特夫利特
约翰·高特夫利特（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他被号称为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他的《论语言的起源》驳斥了语言起源于上帝的谬论，重视人民语言。在《论德国的新文学》一书中，他认为翻译是一项触及作品最本质的东西的活动，并精辟论述译者职责和任务。译者的任务是“解释”，在译文中使用语英文表达法最接近的德语表达法。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近代德国最卓越的文学家。他的理论观点是：（1）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无论人们怎么揭短，它仍是世界事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译者是“人民的先知”；（2）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在其意思和音韵的传译中有着彼此相通的共性，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包括诗作的可译性；（3）朴素无华的翻译总是最适合的翻译。歌德把翻译分为三类：传递知识的翻译（information translation），译者力图帮助读者了解外来文化，同样，对外来东西，又要自然融化在译语中；改编性翻译（adaptation/parodistisch），近似于创作，类似16—17世纪流行于英法译坛的拟译法，拿一篇原文吃透意思，再在一文中找替代物；逐行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指通过语言紧扣原文再现原文实质，译者必须不考虑译文语言的特征，产生一种全新东西，使译文完全等同于原文。等同“不是取代原文，而是译文就是原文”，这样的翻译是一种共生现象，保留原文特色，又出现一种新结构。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基督教新教哲学家，古典语言学家，被认为是提出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鼻祖。他的《论翻译方法》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原则和方法问题，论文要点如下。（1）翻译分笔译和口译。施莱尔马赫是西方第一个把笔译和口译明确区分并加以阐述的人。他指出口译者主要从事商业翻译，笔译者主要从事科学艺术翻译。（2）翻译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笔头翻译属于真正翻译，口头翻译属于机械翻译。真正翻译是指文学和自然科学作品的翻译，机械翻译是指实用性的翻译。（3）翻译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即说话人和语言之间的双重关系：每一个人都受到所说语言的制约，而凡是思想自由、智能独立的人都能创造语言。（4）翻译可有两种不同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这一思想将翻译分为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他虽没有提到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用两个常用的术语把他的观点加以概括：坚持译作顺从原作，采用的方法就是直译，甚至是死译；坚持原作顺从译作，采用的方法就是意译、活译，甚至是无节制的任意发挥。他虽是第一个区分口译和笔译的理论家，但他对口译所持观点是错误的——口译非机械翻译。
施莱尔马赫
维廉·洪堡
维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18—19世纪德国成为西欧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他对此有特殊贡献。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学的观点上。（1）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语言之间的区别不是声音和符号上的区别，而是世界观上的区别。（2）语言差距大而互不可译。支配人类语言的法则是，各语言间无共性，原作和译作之间不可能存在融合关系。（3）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语言结构差异和不同言语群体所产生的明显的不可译性能够为潜在的可译性所抗衡。各种语言之间虽然在结构上彼此有很大差别，但归根到底还是可以翻译的。
洪堡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两元论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相互之间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他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上与施莱尔马赫一样，观点包含辩证的成分。
荷尔德林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他认为，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都是同一基本语言即所谓“纯真语言”（pure language）的体现，翻译就是寻找构成这一基本语言的核心成分即意思。不同的语言是从“逻各斯”（Logos）这一统一体分离出的一些飘忽不定的团体，如要进行翻译，把不同语言中的成分融合起来，就必然要返回到“逻各斯”这个统一体来。在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应冲破语言上和心理上因古老、遥远而造成的障碍，抓住古语意思的核心，看到创作灵感的普遍性。他把语言理解和复述过程当作对直觉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在方法上，荷尔德林采用的是逐词对译，他的目的是要在他所译的古代希腊语和现代德语之间开辟一个文化和语言上的中间地带，更贴近人类语言共有的东西，即逐行对照式翻译。
（3）英国翻译
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1615—1669），17世纪著名翻译家之一，也是一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讲究以诗对诗的译法，译文极为讲究诗歌的韵律效果，而不强调忠实于原诗的形式。按照他的观点，译诗必须：（1）保留“火焰”，即从原诗中获得的灵魂，而不保留“灰烬”，即原诗的死的形式；（2）忠于原作的意思，但更忠于原作的声誉；（3）加进新的力量，弥补由于时代、语言、地点的变异而引起的意思编离。
考利
狄龙
阿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以译《品达歌集》著称，主张译者有较大自由。考利实际上主张译者借来原作的主题，在语言风格上随意创作，最后得出能与原作媲美的译文。这种方法古代昆体良提出过，考利把它叫作“拟译”（imitation）。
温特华斯·狄龙（Wentworth Dillon，1633？—1685），通称罗斯芒康（Earl of Roscommon）。他于1684年用诗体写了本研究翻译的论著，题为《论翻译的诗》（Essay on Translated Verse），他在书中提出了译诗原则：（1）译者不仅自己是诗人，而且还必须具备所译诗人那种特殊的天赋；（2）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友谊”，这是针对译者选择题材而言的，与第一点有直接联系；（3）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透彻理解原意、忠实原作实质为总则，原作的语言一般总是上乘的，既不提倡死扣字句，也不得任意发挥、脱离或改变原作风格。简言之：一不改，二不增，三不减，增减相比，宁减勿增。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古典主义流派创始人，复辟王朝桂冠诗人，17世纪伟大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贡献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既有大量译作，又有系统的理论。（1）翻译是艺术。因此，译者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2）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特征。他同意罗斯康芒的观点，认为译者不应只了解原作的语言，还必须懂得他的具体思想和表达特征，因为正是这种特征才使他具有个性而却区别于其他作者。译者必须善于区分并再现这些特征，使所译作品保持鲜明的个性。他还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诗译者，译者必须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诗人。特别是特征上，译者必须与原作者类同，即译者与原作者间必须保持一种亲近关系。（3）翻译必须考虑读者。（4）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译文措辞自由，但意思上却受原文严格的约束。（5）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语。四步骤：断定是否是好词，仔细斟酌是否符合英语特征，征求有识之友意见，适可而止。（6）翻译分为三类：词译（或逐词译metaphrase）、释译（paraphrase）和拟译（imitation）。另外，德莱顿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是17世纪英国翻译史上的最高峰。他的翻译三分法对西方传统翻译两分法，即意译和直译的区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德莱顿
亚历山大·薄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18世纪最重要的古典主义诗人和讽刺家，有名的《荷马史诗》翻译家。他认为翻译上乘译作采用直译肯定行不通，采用草率的活译即拟译法，把原作变成现代作品，便丧失古老原作的精神。他强调译者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忠于原作，不要企图超越原作者。从薄伯的翻译实践来看，他并没有严格忠于原文，特别是措辞风格和诗体的选择。在薄伯时代，释译派非常明显占了上风，拟译不再被纳入正规翻译，直译则一再受到抨击。
薄伯
威廉·米克尔（William Julius Mickle，1735—1788），他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少数几个乐于知道作者确切话语的人”，而是为了“译出一首能在英语中站得住脚的诗”，因此，“只有诗人才能译诗”。
麦克弗森
约瑟夫·特拉普（Joseph Trapp，1736—1796），他对某些题材翻译用两种观点来看，“诗的思想和设计是原作者的，但诗中的语言和作诗特征则是译者本人的”。他与布雷迪N.是主张用无韵体翻译古诗格律诗的代表。
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679—1747），新流派另一主要代表，赞同柯伯。他明确指出：翻译荷马必须首先忠实于荷马，不能由译者随心所欲地选择诗体和措辞风格。
柯伯
威廉·柯伯（William Cowper，1731—1800），新流派主要代表，18世纪下半叶著名诗人，他主张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原则，代表不同的流派，因而在翻译史上占同样重要地位。他以忠实原文为最高准则，强调扣紧原文，反对把英诗的双韵体用于译作中。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18世纪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诗人和评论家。驰名于世的是编著的《英国诗人传》。他认为：（1）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原则构成，因此，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同样的表达形式不可能总是同样优美的；（2）但凡洗练的语言都会有不同的风格，能否译得成功，要看译者能否选择适当的风格。
约翰逊
坎贝尔
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他是20世纪提出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动态对等、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风格比较（stylistique compare）等理论的先导。他对《圣经》语言希伯来语造诣很深，从原则上分析了希伯来语的简洁特征。他在翻译理论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1）对翻译的作用和目的进行了说明；（2）对翻译的实际过程与技巧进行了描写和分析；（3）对目的和技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同时，他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者的精神和风格；使译作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这三大原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碰巧的是事隔一年，1790年泰特勒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书中也提出了三项原则，与坎贝尔的如出一辙。
泰特勒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研究非宗教作品的翻译，涉及范围更广。在《论翻译的原则》中，他首先给所谓“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在“优秀的翻译”中，“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接着，泰特依据这个定义提出了翻译三原则：（1）译作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首先，译者要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意思，就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其次，译者必须具有很快辨认原作风格特色的本领，译者要模仿原作的风格和手法。第三原则是对于翻译工作中难度最大的部分，译者好比画家，从事临摹但程度却不尽相同。要使译文忠实有文采，译者“必须既用原作者的灵魂，又以他自己的发音器官来说话”。他指出，忠于原作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他的著作另一主要特点是精辟地论述了文学风格和译诗之间的关系。他还提出了习语的翻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习语有时是不可译的。最后，泰特勒还专门论述了优秀译者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译者必须具备类似于原作者的才华，最优秀的译者能用原作者所用的题材进行创作。
菲茨杰拉德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他从波斯语翻译了Omar Khayyam的《鲁拜集》，是19世纪最杰出的，也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1）他通过模仿原诗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新的诗体，该诗体由四行组成，每行为五个音步，第三行不押韵；（2）他使英国读者了解到东方国家的一些情调。
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他从以下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翻译荷马必须首先弄清荷马的特点；（2）要保留荷马的基本特征；（3）译诗必须具有诗人的洞察力；（4）译诗必须译得像诗；（5）译作必须具有与原作相同的感染力；（6）检验相同感染力的是学者而不是读者。
19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抱着为一般读者而译的目的，出版《伊利亚特》。马休·阿诺德于1861年写《论翻译荷马作品》（On Translating Homer）评论该译作。纽曼不服，回《论翻译荷马作品的理论和实践：答马休·阿诺德》（Homeric Trans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A Reply to Matthew Arnold，1861）。阿诺德不让步，继而发表《再论翻译荷马作品：答弗朗西斯·纽曼》（Last Words on Translating HomerD A Reply to Francis W.Newman，1862）。
阿诺德
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W.Newman，1805—1897）反驳说：一、荷马是古人，译时必须再现他是古人；“保留原作的所有特征乃是忠实于原作”；二、衡量译作的标准主要是一般读者而不是学者的反应；三、翻译是一种折中，原作越是杰出，译作越不能与之相比。因此，衡量译者的尺度不应是“怎样的译者才是最完美的译者”，而应是“谁是缺点最少的译者”。
（4）俄国翻译
1768年，俄国成立“翻译外文书籍协会”——专门翻译工作者协会，这是俄国翻译史上最早的专业组织。
纽曼
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是俄国第一位大学者和诗人、杰出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纯洁化俄语——清理俄语词汇，在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接近口语、平易明白的文学语言。不主张走极端，排斥一切形式的外来语。但容许其改造成最接近俄语或最便于发音的形式存在。
普希金
亚历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Пушкин，1799—1837），是俄国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他的翻译思想是：（1）译者在选择原文材料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思想的支配；（2）译者在处理原著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3）原著独具的特色，译者必须尽量保留。传译的方式可保留原始的特殊格式，也可以是重视原作的言语特点，还可以是加注说明。
茹科夫斯基
瓦西里·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Җуковский，1783—1852），是和普希金同时代的诗人和翻译家，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茹科夫斯基经历了一个由“拟译”到翻译的过程。茹科夫斯基认为，译诗应当比译散文享受更大的创作自由，因为“散文的译者是（作者的）奴隶；诗的译者是（作者的）敌手”。茹科夫斯基在选择原文材料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该观点在17世纪英国甚为流行，即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友谊”，译者只应该选择那些与自己气质、世界观接近的作品，而不去译那些与译者本性相去甚远的作品。
费特
阿法纳西·费特（Афанасий А.Фет，1820—1892），是在19世纪中叶“纯艺术”派诗人典型代表。主张逐词死译法；艺术作品与人民无关，诗歌创作不应接触“粗俗”的现实。他是位自觉的形式主义者。
别林斯基
维萨利昂·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时期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1）无论原作或译作都必须内容充实。针对选择原文材料而言，他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内容丰富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2）忠于原文在于忠实于原文精神，而不是原文词面。与普希金一样，坚决反对逐词死译，认为各种语言既然有各自的特点、性质和措辞手段，在翻译原文某一形象或句子时，有时必须加以改动，才能正确地传达原文意思。强调理想译文应做到：①不任意增删修改原文；②充分保持原作特点，甚至其缺点；③充分代替原作，使读者通过译作能真切、毫无出入地了解外国作品，有可能对原作做出正确的欣赏和评论。（3）翻译艺术作品，译者本身必须是艺术家。
●语言学派
时间 以雅各布森发表于1959年的《翻译的语言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Translation）为标志。
理论背景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为基础，前期结合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后期结合语用学、心里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理论，引入文化、语境研究。
理论特点 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关注翻译过程，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
意义及影响 使翻译研究科学化、系统化，引入新术语，使翻译成为一门科学。但由于翻译研究没有脱离语言研究的范畴，一度使翻译成为语言学的分支。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翻译理论家。在其1959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所有的语词都是确定的语言学或符号事实。解释语言符号的方式分为三种：（1）可以将其翻译成同一种语言内的其他符号；（2）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3）也可以翻译成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在此基础上，他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并提出诗歌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可翻译的，只能进行“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rtation）。这一分类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高度准确地概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雅各布森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2011），英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关于翻译》（About Translation，1991）、《浅论翻译》（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1993）、《再论翻译》（More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1998）。纽马克强调了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的区别，并对两种翻译的本质和适用范围进行了准确地阐释。为了阐明语义翻译的本质，纽马克引入“直译”和“逐行翻译”这两类翻译方法作为参照。他认为，同逐行翻译相比，语义翻译更重视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直译相比，语义翻译则更尊重语言的场合。
纽马克
约翰·卡特福德（J.C.Catford，1917—2009），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翻译理论代表作品有《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等。卡特福德将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通过转换（shifts）实现两种语言的对等。他将转换分为层次转换（level shift）和类型转换（category shift），细致而科学地阐述了翻译过程中具体问题的处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归入语言学的描述性研究范畴。
卡特福德
奈达
尤金·奈达（Eugene Nida，1914—2011），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代表性专著有：《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1964）、《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合著）、《语言结构与翻译》（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D Essays by Eugene Nida，1975）、《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1986），及《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D Contexts in Translating，2001）等。奈达第一个提出“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并在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时提出翻译的两种等值：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后来他从交际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翻译具有共核性，即一种语言中的意象一定能从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并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更名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来体现语言的交际功能。奈达还针对翻译过程提出了“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四步模式。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文对译文的束缚。但由于过分强调交际和易懂性，可能导致原文风格和文学性的减弱。
哈蒂姆
巴慈尔·哈蒂姆（Basil Hatim，1947—），英国篇章语言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家和学术带头人。著作主要包括《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ranslator，1990）、《作为交际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D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linguistics，1997）等。哈蒂姆是西方最早把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和语篇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他强调语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同文本之间相互模仿、主题相互关联、相互映射的关系。他运用体裁、话语和语篇等概念构建出了语篇互文现象的翻译策略。哈蒂姆依托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模式研究翻译问题，从翻译的语用、符号层面探讨语篇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问题，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系统功能研究范畴，体现了语言学派的发展新趋势。
斯奈尔·霍恩比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1940—），英国语言学家。于1987年以论文《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D An Integrated Approach）获得博士学位。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提出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并创建了运用格式塔（gestalt）理论及语义学等理论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方法。
穆南
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1910—1993），法国以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为指导系统地研究翻译的第一人。穆南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门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穆南的“科学”指的是语言学。翻译本身的特点说明，除了词汇、语法、句法结构的转换之外，还涉及修辞学、心理学和文学，以及非语言因素；并且翻译是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以语言间的交际行为为前提的。穆南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穆南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也是一种普遍的语言活动。他认为，语言之间是可译的，但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他主张翻译是可能的，因为人类在宇宙、生物、心理、社会等方面都分享共性，语言方面亦如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翻译的有些意义无法完全传递。
费道罗夫（А.В.Фёдоров，1906—1997），俄罗斯翻译语言学派的开拓者。费道罗夫认为，所谓的等值翻译，指的是从思想内容到修辞功能与原作一致。费道罗夫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手段所表达的东西。1953年，费道罗夫出版《翻译理论概要》（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地研究，标志前苏联语言学派的正式形成。该书提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求得解决。这立即引起文艺学派的激烈争论。在1954年的第二次前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安托科尔斯基（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П.）等人指出，费道罗夫的著作没有论及文艺翻译的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文艺翻译理论的核心，研究翻译应当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这之后，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争论变得愈加激烈。两派最初观点截然对立，经过长期辩论，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对文学翻译性质与特点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费道罗夫本人。他在最初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求得解决”，因为“任何体裁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于两种语言的对比”。可是在1958年该书的第2版中，他的观点开始有了变化。在坚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是正确的前提下，他承认翻译领域的问题不能全部通过语言学方法来解决。10年后，他在该书的第3版中又前进了一步，他说，“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它们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是最终建立共同的语文学理论。现在还坚持只有通过文艺学，或只有通过语言学的途径来研究文学翻译，已经过时了”。他认为，在语文学中，“文艺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而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经过30年的争论，随着对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加深，费道罗夫本人的翻译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说明，两派理论在争论中不断演变，逐渐相互借鉴并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丰富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充实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巴尔胡达罗夫（Л.C.Бархударов，1923—1985），俄罗斯翻译理论家，语言学派的杰出代表。1975年，他出版了专著《语言与翻译》。巴尔胡达罗夫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他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宏观语言学范畴，话语翻译以描写为主，规范为辅；翻译单位乃原文最小言语或话语单位；巴氏从宏观及微观层面建构了话语翻译理论。
科米萨罗夫（Вилен Наумович Комиссаров，1923—2005），俄罗斯翻译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1973年，科米萨罗夫出版了《论翻译》一书，首次提出了“等值次”理论。科米萨罗夫认为，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应分为不同层次：语言符号层次、话语层次、表述层次、情景层次和交际目的层次。科氏的等值层次说极大地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因为他第一次把原文的语言划分为纯语言因素和超语言因素两个方面。同美国的奈达相比，两人同样提出重视翻译修辞，但奈达的讨论更详尽细致。不过科米萨罗夫的功劳在于提出“翻译修辞学”这个术语，并将它划归到“翻译语言学”的范畴，这是他对翻译语言学派的贡献。
诺伊贝特
阿尔布雷希特·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德国人，诺伊贝特在1922年出版的《作为文本的翻译》（Translation on Text）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翻译能力分析的五个参数作为能力成分：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诺伊贝特认为，这几种能力共同作用使翻译活动有别于其他领域的交际活动，也使翻译研究有别于其他交际领域的研究。诺伊贝特进一步论述了翻译能力的七个特征：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近似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特定性（situationality）和历史性（historicity）。它们错综复杂，而翻译能力的背景特征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复杂性是指翻译交际活动与其他交际活动截然不同；异质性指翻译活动需要各种技能、言语知识和具体的翻译技艺；近似性指译者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只能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协助译入语读者理解所传达的内容和形式；开放性指译者需要不断发展交际技能，掌握相关知识，以减少误译；创造性指译者在原文的引导下构思新的内容和形式、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在译入语语言文化中创建译文；而这种译入语语言文化是发挥翻译能力的特定条件，即特定性，要求翻译产生一定的结果；历史性指翻译能力的应变性，译者要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技巧。
威尔斯
沃尔夫兰·威尔斯（Wolfram Wilss，1925—2012），德国译学教授，像奈达一样，同是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尔斯在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1982）：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说：翻译不只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意义相似的其他词语，而是寻找表达事物的适当方式。翻译始终立足于语义，也就是说，是语义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而不是形式。
●阐释学派
时间 阐释学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世纪的古典阐释学、18世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学、20世纪以后的本体论阐释学即现代阐释学。
理论背景 古希腊阐释学（Hermeneutics）、普通阐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心理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此在”论（Dasein）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 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mermacher，1768—1834）提出，理解是一切形式的解释或诠释（interpretation）的基础；海德格尔将翻译与解释视为等同，主张用“意义转渡”来代替“词面翻译”；伽达默尔提出“理解的历史性”等。
理论特点 （1）将阐释概念扩大，认为翻译，乃至语言研究都是阐释过程。强调原文理解的普遍性和历史性。（2）广阔的研究视野，翻译研究涉及功能学、文化学、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研究对象涉及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3）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意义及影响 创造性地将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题对客体的认识的理解过程，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此外，阐释学派通过探讨理解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翻译的文化内涵，开创了翻译学向文化转向的先河。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斯坦纳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美国学者，翻译理论家。翻译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D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斯坦纳认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理解即翻译”，翻译是语言的属性之一，而翻译的基础则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语言。关于语言和翻译的本质，斯坦纳根据其阐释学派理论提出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斯坦纳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为基础讨论文学翻译。正是受语言在解释学中的重要性的影响，斯坦纳讨论翻译时，尤其重视通过词源的研究来解释作品。斯坦纳将历时和共时概念引入语言研究中，这样翻译便始终贯穿于历时和共时的语言现象中，而语言交流正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人类的交流都等同于翻译。
贝尔曼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法国理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代表作有：《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L’épreuve de l’étranger：Culture et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1984）、《翻译批评论：约翰·邓肯》（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D John Donne，1995）。贝尔曼主张摒弃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反对通过变形、改编等方式对译本进行“本土化”（naturalization），倡导异化（foreignizing）的翻译策略。贝尔曼认为翻译是异域的审批。他也是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学者，主张把翻译理论研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研究方向。
●功能学派
时间 20世纪3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创立的伦敦学派指出，要在语境中研究言语的意义、研究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作为功能主义的一个学派，伦敦学派十分重视研究句子之间、句子与上下文之间、言语与语境的关系。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A.K.Halliday）进一步提出了语篇接应理论和句式的连接手段。他的两部力作《英语的链接》（与Hanson合著，1976）以及《功能语法入门》（1985，1994）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代表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20世纪的许多语言学流派都属于功能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简称“大功能”，以韩礼德等人为主的功能理论简称“小功能”。
理论背景 1926年，捷克语言学家马修斯（V.Mathesius）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小组”，后来该小组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功能语言学派。
理论特点 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本身作为一个功能体系，它的基本功能是用于交际。由于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语言一定要与人们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意义及影响 功能语言学从语篇的层次、语篇的功能、语篇的语域、语篇的衔接、连贯等方面，对翻译研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许多研究翻译的学者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建立了有特色的翻译理论。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朱丽安·豪斯（Juliane House，1942—），德国人。豪斯于1977年提出了关于翻译质量的评价模式，该模式主要强调的是翻译中的语境意义，通过运用功能或语用理论，该模式从信息、思想和经验的传递（概念意义）到语言的使用，以建立起各种特殊的关系（人际意义），这代表了一种成熟的评估方法。关于豪斯的“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与“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所谓隐性翻译，就是寻求在目的语中，翻译出与目的语读者直接相关的文本；所谓显性翻译，就是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专门供原文读者使用。豪斯认为，翻译的对等不仅仅是指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言外之意的对等，它包括语言的外援含义、习惯用法、道德价值、读者意图等。因此，语言的对等是一种双核对等，即审视直涉原文和译文的双重语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达到功能上的对等。豪斯认为，礼貌上的对等是达到人际对等（interpersonal equivalence）的主要原因之一。人际关系中的作者与读者（听话者）的“非人称的”和人称代词的使用，显示了人际的亲疏距离。豪斯试图解释的是，在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中涉及翻译中的“文化过滤”时，有必要重视跨文化差异中的礼貌因素以及翻译策略，这一点在以前的翻译中被忽略了。同卡特福德以及纽马克的翻译对等模式相比，豪斯的功能对等一方面比较灵活，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朝着定性定量的实证方向发展。她把语言特点与原文和译文的语境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对功能翻译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豪斯
伊恩·梅森（Ian Mason），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梅森是运用韩礼德系统功能模式来研究翻译用力最勤的翻译理论学者。梅森提出了“对话口译”的模式。对话翻译（dialogue interpreting）是指在即席的面对面的互动中，译者作为调节人进行交际。在“对话口译”模式中，梅森提出了一系列共享的语境制约模式，这些制约因素对三方互动中的角色冲突、话语、权力、距离、礼貌原则等有很大影响，同时摆脱了原文与译文比较模式化的译者口误、等值等传统衡量口译质量的做法。梅森还根据梅尔洛里（Milroy，1987）的调查方法，强调语言调查的三种模式，即内省式方法（Introspective Method）、分析式方法（Analytic Method）和实验式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以及这些方法在抽样问卷、数理收集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方法可以发现“对话口译”交际活动中有动机行为的规律，对实证研究颇有指导性意义。
梅森
格特
厄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德国人。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格特像奈达一样，长期从事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研究以及《圣经》的翻译工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关联理论、翻译和认知，研究的目的旨在解释以认知为主的跨文化活动为复杂的跨文化交际如翻译，提供认知和心理解释。他在D.Sperber和D.Wilson 1986年提出的认知—推理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模式（cognitive⁃inferential paradigm）（在哈蒂姆及梅森的语言学翻译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格特认为，关联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已有的各种翻译理论，以及各种看似矛盾的翻译现象。（1）翻译本质是译者的交际活动；（2）翻译是译者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的动态过程；（3）关联理论把交际看作是一种能力，试图解释的是心理的信息处理方式，因此，译者的心智是关注的焦点。关联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以人的认知交际能力为中心解释翻译现象，它是用来理解和解释翻译交际活动中发生的因果关系和推理关系的。格特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一种语际的、文本加语境干涉，与原语作者意图和接受语读者意图建立的关系（接受者意图与讲话者意图的解释性相似）。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译出原语作者的意图，意图包括隐含的（implicit）和明说的（explicit）。隐含意义的理解取决于认知语境。翻译的关联过程：三方互动的、认知和推理的交际过程—明示—推理。翻译研究准则是达到最佳关联。译者的职责是理解作者的意图，使原文的隐含意义外显，使原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因此，译者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至关重要。
贝尔
罗杰·贝尔（Roger T.Bell），英国当代语言学教授，1991年出版《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D Theory and Practice）。他是一个热衷于图表和模式的语言学家。
贝尔提出：“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贝尔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心理学和信息论的概念、范畴和方法为其主要基本理论框架，探讨了翻译过程的描写，以及认知心理过程、模式和运作机制，试图把翻译理论纳入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贝尔通过系统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了翻译过程的模式。模式、意义和记忆是贝尔翻译理论中三个关键词，他的翻译模式是建立在“意义”的本质特点之上，以及在记忆中的信息处理模式的基础之上。贝尔将认知意义和韩礼德的理念功能及物性联系起来讨论，并且探讨翻译参与者、过程、情景之间的逻辑关系。贝尔认为，他所描述的翻译过程是指认知科学的范围，如知觉、信息处理和记忆过程，而不是指社会、文化的物理过程。贝尔认为，在翻译交际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译者，译者是“两种不同语言社区交际参与者之间的斡旋者”，译者先将一种语言信息解码，再重新编码成另一种语言。尽管贝尔的认知翻译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主观印象描写，借鉴了认知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探讨翻译过程，但是，贝尔所创建的新的翻译认知模式是否能完全反映不同译者的复杂认知过程，还有待于在翻译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1936—），德国籍翻译学者和翻译家。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论。她用“信息传递”——文本、声音、图片、肢体语言等跨文化转换形式，将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的环境三个方面。
●目的论学派
时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凯瑟琳娜·赖斯于1971年出版《翻译批判的可能性与限制》（又名《翻译批判——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D The Potential&Limitation）一文为起始标志。
理论背景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形成了莱比锡派（Leipzig School）；基于奈达翻译科学论形成了萨尔派，并广泛借鉴交际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行动理论（Action Ttheory）、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语篇语言学（Discourse Linguistics）、语用学（Pragmatics）和接受美学（Aesthetics）等思想。
理论特点 （1）研究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关注源文和译文功能关系和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2）将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发展了以源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3）将语言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使翻译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意义及影响 （1）针对语言学派的薄弱环节，将研究视线转向目标源语文本，推翻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使翻译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2）它在翻译教学、译员培训方面成就突出，并在商业文本及政治文本翻译中取得较大成功。（3）在翻译批评的理论研究中有很大突破。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1922—）女，德国翻译理论学家。主要论著包括《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又名《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D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1971）以及与弗米尔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理》（《翻译理论基本原理》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4）。凯瑟琳娜·莱斯首次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源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指出理想的翻译应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本对等，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即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莱斯主张从语篇类型学（text⁃typology）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到了后期，在实践中，她意识到等值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因此应该优先考虑译本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莱斯的理论跳出了以往语言学纠缠词句等微观层面的框框，将语篇作为研究单位，关注翻译的交流目的，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莱斯
弗米尔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1930—2010），德国翻译目的学派重要的创始人，凯瑟琳娜·莱斯的学生，当代翻译理论家。主要论著包括：《翻译理论论文集》（Aufsaetze zur Translationstheorie，1983）、与莱斯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理》（Grundlegung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1984）、《目的与翻译委任——论文集》（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D Som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1996）等。汉斯·弗米尔试图弥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他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此外，翻译还应遵循“语内连贯法则”（the intratextual coherence rule）和“语际连贯法则”（the intertextual coherence rule）。这些法则呈等级排列，原文的中心地位就被瓦解，“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在实践中，翻译目标和要求的下达通过翻译委任来实现。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1943—），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代翻译理论家。其译学专著《翻译的语篇分析：理论、方法及面向翻译的语篇分析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目的性活动——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D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1997）。诺德的理论基础为功能加忠诚（loyalty），构成了诺德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础。“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人及翻译发起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诺德认为功能派翻译理论中对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是：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和对翻译问题的分类，而这三方面也正是她的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概念。
诺德
●文化学派
时间 以1976年开始在比利时鲁汶大学（Leuven University）举办的三次会议为标志，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起）：霍尔姆斯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第二阶段（70年代，形式主义阶段），埃文佐哈和图里：提出了拓宽翻译研究领域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后），勒菲弗尔：形成了“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ideology）、“文学观念”（poetic）、“赞助人”（patronage）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纵。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
理论背景 现代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符号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
理论特点 （1）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写性研究范式。（2）文学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理论模式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3）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
意义及影响 （1）提出了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的学科名称。（2）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使翻译学摆脱了文本研究的局限，给翻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天地。（3）肯定了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学中的地位。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1924—1986），美籍学者、诗人、翻译家、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詹姆斯是早期文化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d，1972），以及在其去世后出版的重要论文集《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1988）。霍尔姆斯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建立的条件和必要性，但不适当的学科命名是学科建设的一大障碍，提出“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是最合适的学科名称。霍尔姆斯首先确定翻译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指出翻译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1）描述我们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与翻译和翻译作品有关的现象；（2）建立普遍的原则，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霍尔姆斯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两大类。而根据翻译研究的两个主要目标，其中纯翻译学又有两个分 支，即描述翻译学（descriptice translation studies，DTS）或翻译描述（translation description，TD）和理论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ThTS）或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TTh）。他进一步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是整个学科具有辩证关系的三个分支，而每个分支中都存在翻译理论史和元理论方面的研究空间。
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1939—），以色列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代表作：论文《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1976）。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佐哈吸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解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定位为既可以占中心（centre）位置，又可以占边缘（periphery）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即根据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互关系而定。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也应根据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而定，采取相应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埃文佐哈
图里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1942—）是特拉维夫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以色列当代翻译理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and Beyond）。图里认为，描写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具体翻译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归纳出对翻译实践具有示范或启示作用的理论原则来。图里在他的描写翻译理论中提出了翻译与规范（norms）关系的独到见解。他提出一个描写翻译行为的三分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规范”位于“能力”（competence）与“运用”（performance）之间，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位于规则与译者风格之间。
勒菲弗尔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6—1996），美国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翻译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翻译文学：比较文学中的实践与理论》（Translating LiteratureD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1992）、与苏珊·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勒菲弗尔是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他研究翻译问题的重点没有放在语言翻译技巧和翻译的策略上，而是放在翻译对于文化的影响上，注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他在《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中的文本、系统和折射》（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D Text，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一文阐述了关于折射（refraction）和改写（rewriting）的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了原文的权威性，将译本由从属地位提升到了与文本创作的同等地位。他提到了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他强调从语言本身的框架中跳出来，将翻译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学科框架中。
巴斯奈特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女，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化翻译论者、诗人、文化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翻译理论主要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与勒菲弗尔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D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巴斯奈特将翻译研究领域分为四类：（1）翻译史的研究；（2）翻译与译语文化关系的研究；（3）翻译与语言学的研究；（4）翻译与诗学的研究。并界定了翻译的四类功能：（1）促进文学发展，因此翻译史也是文学发展史的组成部分；（2）影响译入文化对外来文化规范的吸收；（3）促进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4）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促进整个文学翻译的形成。巴斯奈特非常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主张只要能做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译者便可予以必要的增删。她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实现文化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倾向朝着合作方法的方向发展，并应该提出新的术语和观念来替代基于形式主义的研究系统。
赫曼斯
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1948—），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论文集《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D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1985）、《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Translation in SystemsD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赫曼斯最先把“操纵”（Manipulation）观用于翻译理论研究，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奠定了操纵学派的基础。赫曼斯提出了文学翻译新的研究模式：（1）文学是复杂的、动态的系统；（2）理论模式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3）都认同描述性的、以译文为中的、功能性以及系统性的文学翻译旧方法；（4）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过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感兴趣，对翻译和其他类型的文本加工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对翻译作品在特定文学和文学间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兴趣。虽然这种翻译新模式没有提出新的翻译策略，但把超文本的因素——目标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对译者的影响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弥补了语言学派的缺陷，这是对翻译理论建构的一大贡献。
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1946—），英国人，当代知名翻译理论家。切斯特曼的主要贡献有：（1）补充和发展了翻译规范理论；（2）创立翻译模因论；（3）阐释了翻译方法论和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切斯特曼对翻译研究采用的方法是描述性规范和规范法则。与图里不同，切斯特曼的研究涉及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和技术规范。规范分为：（1）产品或期待规范，即看译文是否符合读者期待值；（2）职业规范或过程规范，调节翻译过程本身。①责任规范（伦理规范）主要之人格操守和人格品质。②交际规范（社会规范）译者最大限度地保持交际的顺利进行。③关系规范（语言规范）译者要协调好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关系。——仅限于翻译领域。
切斯特曼
翻译的目的：谋求最佳相似性在翻译研究中，“规范”不等于“规定”，规范也有描述的含义。
切斯特曼提出建立在米姆基础上的翻译定义是：翻译是米姆的延续机。米姆来源希腊词汇，表示出自相同基因而导致相似的意思。它是一种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全新理论，其目的在于说明文化演进带来的文化变革。一种米姆，是个人学习或模仿他人的思想或行为。它是一种文化转换单位、模仿单位或文化基因。翻译米姆能够反映翻译概念、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本身的米姆。米姆库五种超级米姆：原语——目的语超级米姆；等值超级米姆；不可译性超级米姆；意义与直译超级米姆；“写作即是翻译”的超级米姆。
米姆存在于三个世界中，有三大类型：竞争性米姆；选择性米姆；解释性米姆。语言米姆：（1）教育和知识传授使得米姆得以复制和传播；（2）语言本身的运用促成米姆复制和传播。（3）通过交际而形成的语言米姆，是指根据当时语境即时产生，后来广泛流传的词汇。
切斯特曼的翻译米姆论解释了翻译理论和语言活动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现象，通过采用描述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发现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的规范和规律。
●解构学派
时间 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对传统翻译思想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翻译向文化转向概念提出后，将盛行于60年代的德里达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Derrida）引入译学研究。于90年代形成了较完整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理论背景 德里达解构主义、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现象学（Phenomenogogy）等。
理论特点 （1）强调存异而非求同。（2）打破言语优于书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主张研究的多元视角，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3）在译文和原文关系上，打破原文的权威地位，主张译作与原作是延续和创生关系，原文借助译文获得生机。
意义及影响 （1）强调多元视角，使翻译研究处于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中。（2）打破原文权威地位，将译作从次第、屈从地位解放出来。（3）其多元视角和译本、原文权力关系的研究极具启发性，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20世纪上半叶德国思想家、哲学家、文艺理论评论家。翻译理论代表作：《译者的任务》。译文原是1923年本雅明为所译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塑像》（Tableaux Parisiens）写的序。本雅明在文中首先提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译者以及原作本质是否有翻译的需求。此外，本雅明还指出不同语言间存在亲缘关系，并引入了“纯语言”概念，即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念（intention），翻译则是指向通往这种难以企及的意念最高境界的途径。他将纯语言比作花瓶，而原作与译作均为该花瓶碎裂时掉落的、需要重新组合的碎片。这一独特的比喻使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由传统的“模式/复制”关系变为平等互补的关系，译本成为原文的来世（afterlife）。在翻译策略上，本雅明认为，如果翻译是意译，那么任何翻译都不可能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因此，翻译中的“信”不是对原意义的忠实，而是对原文意指方式的忠实，即各种不同语言的意指方式达到和谐。
本雅明
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代表作：《论文字学》和《写作与差异》《言语与现象》等。德里达的翻译理论首先批评了言语优于书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研究的多元视角，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其次，他通过圣经中巴别塔（Babel Tower）的故事来说明语言间的混乱和语言中的混乱，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和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他在《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Philosophy）中创造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表现存在与意义之间的某种原始差异。并以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勾勒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指出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因为不存在“中心”，即原文确定不变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播撒、印迹、错位、偏离，原文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文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德曼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比利时翻译理论家。代表作：《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等。保罗·德曼的解构方法深受德里达的影响，但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他将研究重点放在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当代批评理论的状况、传统美学意识形态与修辞学上，从关注主体转为关注语言的修辞。保罗·德曼的修辞语言观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化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的本性是修辞性即不稳定性，它从根本上悬置了逻辑并对语法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从而使构成语言科学的语法、逻辑和修辞三者一直处于矛盾的张力关系之中。保罗·德曼所说的“阅读”也就是惯常所说的“阐释”。任何阅读所获得的洞见同时也是盲点，因为它总是从某种预设出发，从而必然忽略了其他视点。保罗·德曼的功绩在于把解构思想引入文学理论。
韦努蒂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美籍意大利学者，专职翻译。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D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韦努蒂提出了翻译作品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即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译者隐身起来使译文呈现出“透明”（transparency）的幻想。译本的透明和译者的隐身使原文意义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在翻译实践上，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在目的语中重新创作原文中相类似的特设表达方式，采用抵抗式（resistance）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了陌生感和疏远感，从而解放译者和读者，让他们从原来的文化束缚中解脱。
●哲学学派
时间 19世纪至20世纪。
理论背景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哲人们就开始关注有关人、语言、符号和世界的关系。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的再现论、奥古斯丁的符号论、洛克的指称论给翻译理论提供了无尽的理论源泉。直到现代，随着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与翻译的关系联系得更紧密了。
理论特点 把哲学原则运用到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表现为方法论。
意义及影响 哲学的世界观与翻译学的方法论之间存在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哲学的世界观使翻译理论工作者成为自觉的主体，使经验性的方法形成理论，从而使译者在具备普遍性的哲学观指导下，自觉地认识翻译的本质，进行翻译活动或从事理论研究。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19世纪德国哲学家、语文学家、诗人和散文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行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有力的代表作之一。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统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另一个是“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想。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理想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的翻译理论参见于《快乐的哲学》和《超越善恶》，主要有：
尼采
（1）翻译是一种征服
尼采提倡翻译是一种语言融合的策略，是某种形式的征服。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的历史风貌从它的翻译风格中可以得到反映。尼采对古罗马人征服希腊文化的做法甚为赞同。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又译成“强力意志”），它应该创作高于自己的职务，感受生活的快乐。过去意味着丑恶，如同旧的文本，翻译时应当被更新、替换。旧的传统、旧的文化和旧的文本就应“重估一切价值”，这种重估在翻译上体现的就是征服。
尼采的翻译既是征服也意味着把翻译看成女性。尼采对历史、真理和女性采取怀疑和征服的态度，他认为，翻译和女性一样需要被征服。权力意志不仅仅体现在对生活的超越，还体现在对女性、对文本的征服上。这种征服反应在后民族、后现代理论中，是一种对历史和传统的不信任和反抗。在翻译理论上，体现为“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strategy），方法是用新词替代古词，用现代替代过去，用差异替代同一。
尼采用全新的语言谱系代替旧的客观性和目的论。这种客观性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黑格尔以来一直追求的一致性和必然性。在尼采看来，历史的起源和文本的权威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翻译是一种颠覆和反叛原语文本和原作者的行为，译者通过翻译征服的不仅是原文文本，更重要的是重新评价它的价值。
（2）风格的翻译
尼采认为翻译的风格不可译，因为原文的风格体现了民族的种族、地理、习俗习惯，甚至生命的新陈代谢机制（metabolism）也不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表达的方式，这些造成了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语言上的不可通约，必然导致翻译的不可译。所谓忠实的翻译，在尼采看来，完全是原文的伪造，原文庄重或愉快的风格尤其不可译。这种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翻译的不可译性的观点，对20世纪的翻译理论影响巨大。
（3）翻译主体性的觉醒
在尼采的哲学以前，人是理性的工具，是宗教的臣服者。自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以后，人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超人”在翻译理论中的引申含义是，作为译者的人，从奴仆变成了主人，以至成为征服者或“超人”。认识论上，尼采是彻底的反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启蒙价值是，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即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为此，要对传统道德进行清算。尼采鼓吹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权利意志，夸张自我，成为驾驭一切的超人。
在这种理论的关照下，翻译的原文的权威性被消解了。在翻译理论中，这种消解是对原文作者权威的消解，对文本意义的解构，也把译者的地位等同于解放者和创造者。译者的主体性也体现在译者作为阐释者，“主体”在尼采看来并非现成的，而是被附加、被构造、被推断的事物。翻译中的“主动阐释”而非被动阐释，是译者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性体现。尼采提倡的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带来的是译者主体性的觉醒，翻译的原则也必须重新评估。尼采的观点是，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应该是非理性的、审美的、非伦理的，因此它是征服性的。过分的理性对文本的翻译是一种摧残，它捆住了译者的手脚。译者作为“超人”，应该永远创造、超越、进取和征服。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现象学、解释学的主要代表。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Being and Time）。其翻译理论有：
（1）前理解与翻译
“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我们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结构分为三层：“前有”（fore⁃having），“前见”（foresight），“前设”（Vogriff）。
海德格尔
推及翻译理论就是：①译者的“前有”，任何译者都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有其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②译者的“前见”，任何在前有中已被理解的东西，译者都会事先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见解加在上面；③译者的“前设”，当译者理解一个文本时，总是对它预先有一个假设，任何理解其实都含有某种假设。翻译的理解或“前理解”，就是一种作为“此在”的译者的一种存在方式。
（2）语言是存在的寓所
语言是人的主妇，不是人讲语言，而是语言讲人。翻译被看成是行为、思想的行动，把我们自己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不是一次性地把过去翻译成现在语言的转换。一切语言包括翻译，应该回到它的本真状态，类似于本雅明的“纯语言”状态。
（3）“人诗意地栖居”与诗兴翻译
真理和意义掩蔽在诗和意义之中，通过翻译回到最本真、最原始的含义。
奎因
威拉德·冯·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之一，提出“本体论承诺”。其翻译理论有：（1）指称的不确定性，即指称不等于意义，同一意义可有多种指称；（2）彻底翻译，即“整体论”，科学理论的各个陈述必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揭示翻译中语言、文化、概念带来的不可通约性，尤其是翻译等值相对性；（3）翻译的不可通约性，即语言决定论的假设——语言决定思维。人的思维依赖于母语，语言结构是多元的。
●女性主义学派
时间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起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并于1968年分为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两派。法国新女性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鉴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发展出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理论。
理论背景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权力话语秩序论、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复调和对话理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原作者死了”概念等。
理论特点 （1）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2）否定对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等级观念，提出原文—译文的共生关系。（3）否定单一和绝对的意义，强调翻译中的差异性。
意义及影响 （1）将个体视为特定文化政治的产物，以文化现象为出发点研究翻译问题，并在强调保持女性价值的同时，反对以所谓平等的借口将女性变为男性的做法，避免理论陷入新的二元对立逻辑之中。（2）通过彰显女性话语权方式，体现提升译者、译作地位的诉求。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女，加拿大当代翻译理论家、文化专家、著名学者。代表作：《绘制文学地图：翻译的艺术和政治》（Mapping LiteratureD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88）、《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Gender in Translatio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1996）等。西蒙认为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的意义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她描述翻译的语言援引主宰与低贱、忠实与不忠的形象，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这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西蒙提出拓宽对翻译主体的界定，对忠实的理解必须结合对翻译主体的身份和其作为具有“双重作者”的文献签署者所承担的更大责任的重新认识。
西蒙
钱伯伦
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女，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性别与翻译的隐喻》（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1988）。钱伯伦通过对西方翻译史上关于性别化隐喻的梳理，深入研究隐喻中隐含的性别政治。她认为翻译和女性两种文化结构在权利差异上的相似性是性别隐喻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所有这些隐喻都隐含了作者和译者、原作与译作、原语与译语之间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她对不公正的两性权力关系提出质疑，并挑战了男性中心和二元对立观念。通过研究，她提出了译者的角色是如何同社会价值观融为一体，社会等级地位又是如何在文学领域中反映出来的。她的观点反映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质——坚持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并通过翻译构建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
戈达尔德
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1942—2010），女，加拿大最早从事女性主义文学翻译，也是最负盛名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翻译与性别差异》（Transla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1994）、《作为她的译者：作者和译者的关系》（Translating as 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 and Translator，1985）、《女性主义话语/翻译的理论化》（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1990）等，戈达尔德大胆地提出了女性操纵（womanhandling）、多元话语（pluralism）等概念。她认为翻译可以包括两个层面，即意义上的翻译和词面上的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广义和狭隘意义的翻译理论，宣称女性的话语即是翻译。她提出女性通过对文本的操纵，实现在译文中对在男权文化中失声话语权的重建。
弗罗托
路易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女，加拿大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代表作：《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1997）。弗罗托强烈质疑忠实论，认为译者的政治倾向、社会地位、所受教育等等因素都会导致译者对原作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因此同一原作可能会有多个译本，而所有这些译作都不可能完全忠实，都只能是对原作的部分翻译，甚至是误译。她在翻译策略上提出三种做法：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footnoting and prefacing）、劫持（highjacking）。她充分肯定了译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在她的研究中，翻译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不再是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原作、译作所体现出来的性别，以及这一特定意识形态在不同语言、文化、历史时期的差别和交流。
●后殖民主义学派
时间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术语是在斯皮尔瓦克（Gayatri Spivak）于1990年出版的访谈回忆录中提出的。
理论背景 结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
理论特点 （1）将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工具，也是解放殖民枷锁的工具。探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影响。（2）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3）后殖民主义作家们通过使用语言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将读者置于与差异面对面的境遇中，并质疑标准语言的霸权行径。
意义及影响 （1）超越语言局限，将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中，给传统翻译学带来极大冲击。（2）反对话语霸权，使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文化有机会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力量。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1954—），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教授，翻译理论学者，代表作：《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1991）、《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D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1997）等。罗宾逊在《译者登场》中提出了由翻译身体学、翻译修辞和翻译伦理三部分组成的翻译对话理论（The Dialogics of Translation），前者反映了译者自身对话性的存在，而后两者分别体现了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对话。他认为“人”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于是从实际翻译活动出发进行研究，把翻译看作是在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展开的一场穿越时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一种“双声”的对话。翻译就是用译文语言传达的原文作者的声音，翻译就是原文作者意图的再现，但是要受制于译者，受制于译者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声音；翻译就是个人身体行为，翻译就是要把译者的身体反应完全彻底地表现出来；译者由此从幼稚走向成熟。
尼南贾纳
特佳斯维妮·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1958—），女，印度裔美国学者。著有《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D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1992）等。尼南贾纳认为，翻译不仅是为了表达一种跨语际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为了命名一个完整的问题系或磁场（magnetic field）。翻译是指与某些经典的再现和实在观念互证的翻译问题系，是一种“增加”或“增补”（supplement）。翻译在她看来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传输霸权机器（hegemonic apparatuses）的话语之一，并一直就被用来维护各种民族、各种人种和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她提出对后殖民主义的民族翻译重新进行定位，将翻译界定为翻译是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过程，并把翻译作为抵抗（resistance）和转换（transform）的场所。
斯皮瓦克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女，印度学者，当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潮的主要代表。代表作：《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2）、《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s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8）等。她在1993年的《在教学机器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政治）的命题，对其内涵、外延及产生的语境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其中蕴含的权力问题做了深刻的讨论。斯皮瓦克认为翻译是构建殖民主体的话语场所，并通过实例展示不平等的话语关系。她认为翻译通过一系列话语参与了被殖民文化的定型工作。因此，斯皮瓦克提出“翻译就是阅读，阅读就是翻译”。如果译者没有成为亲密的读者，她是不可能服从原文，也不可能对文本独特的召唤做出回应的。这样，翻译所表现的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彼此间的对等，而是踪迹的延异。斯皮瓦克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
埃尔斯·维埃拉（Else Ribeiro Pires Vieira），巴西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代表作：《解放卡利班们——论食人说与哈罗德·德·埃波斯的超越/越界性的创作诗学》（Liberating CalibansD Readings of Antropofagin and Haroldo de Campos’Poetics of Transcreation）一文收录于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哈利什·特里韦蒂（Harish Trivedi）主编的翻译理论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D Theroy and Practice，1999）。维埃拉指出，“食人论已发展成为阐发巴西与外来影响的一种批评话语。这一批评话语越来越从本质主义的对抗走向双边对本原的挪用和对殖民/霸权单一性的质疑。它还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实验论，一种翻译诗学，一种思想运作方法”。食人隐喻使翻译超越了源语与目的语的二元对立，将原作与译作关系界定为具有双向性的给予者和接受者。维埃拉认为，在食人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扰乱了话语的线性流动和权力的等级秩序，颠覆了原作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赛义德
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文化学者、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巴勒斯坦权利的护卫者。1951年移居美国。他的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以边缘话语挑战主流权力话语。他的西方文论力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及《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给西文翻译界带来了巨大冲击。赛义德认为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再现与缺席都可以颠覆和消解。赛义德深受福柯话语理论思想的影响，但他更关注第三世界的民族、社会和命运。他认为文学批评及翻译批评应该立足于文化与体制之间。赛义德给文化翻译带来的启示是，翻译活动是跨语言的，也是跨民族的和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
巴巴
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在印度长大的波斯后裔，世界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与赛义德、斯皮瓦克被称为后殖民的“三巨子”，其代表作有：《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1990）、《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大都会主义》（Cosmopolitanism，2000）等。前两部作品成为西方后殖民研究的必读书目，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其中《文化的定位》是文化批评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理论上进入成熟的标志。巴巴对翻译理论研究带来的崭新视角有以下几点：（1）翻译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复制，而是传递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话语实践活动是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一种角逐；（2）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可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证明了意识形态强大的操纵能力，也说明了话语实践的行为性，翻译可以构造民族身份和认同；（3）翻译是一种文化间性行为，这种文化间性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文化相加，其混杂性的内容比文化简单地结合要丰富得多；（4）翻译是代表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立场之间的一种谈判、调停和阐释。
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Fleming Tymoczko），女，美国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方面享有国际声望的翻译理论家，而且为中世纪凯尔特文学及爱尔兰研究领域做出了特殊贡献。代表作有：《爱尔兰的“尤利西斯”》《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拓展翻译：译者的权力》。
铁木志科认为，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学术翻译，没有哪一种翻译策略是自足的，译者通过不同的语境采用不同的灵活方法，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都可以对文本进行操纵，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和尼南贾纳一样，铁木志科的思想深受解构主义观点的影响，即翻译像文学作品一样，取决于先前的文本或互文文本，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改写。铁木志科认为，换喻翻译法可以引导后殖民时期的爱尔兰翻译理论和实践。对爱尔兰文化的寻根、重建和重释使爱尔兰文学译者能操纵和撰写某些材料，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铁木志科十分强调后殖民语境中翻译和权力的关系，在她看来，翻译研究必须涉及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变迁，权力运作意味着文化生产，而翻译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