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四运动”之后的翻译理论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前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突破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文学流派争论频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译论的极大发展上；（2）译论对翻译的“主义”，即目的和社会功能的讨论越来越多；（3）对译名、方法问题的讨论；（4）译诗的探讨也有较大的发展。
胡适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提出的译学理论是：其一，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其二，全用白话，散文和戏曲也都译为白话。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以字行，江苏江阴人。涉及的译学问题：（1）关于“用笔措辞”，即翻译用词、文笔问题；（2）所谓“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即涉及译名问题；（3）论述了散文翻译中的声调问题等。
刘半农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提出译书人对于作者和读者要负责任，还提出了译书的八条原则：（1）先译门径书；（2）先译通论书；（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5）先译最近的书；（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5），常用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福建长乐人。他提出关于直译和意译问题的看法：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下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此外，他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是完全可以翻译的，其中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可以转换的，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思想”是“完全”能译，“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其中，在此书中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并且评述了英国翻译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在翻译的目的、功能等基本问题上，他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认为只有通过翻译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步方能见其基础。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为其最常用的笔名，浙江桐乡人。茅盾的译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翻译工作的目的与功能的论述。茅盾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最早有力提倡者。第二，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翻译工作者本身的条件和修养也做了重要的论述。他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1921）中对译者明确指出三个条件：“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第三，是对于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茅盾更从20年代起就做了精彩独到的论述。他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同时，更强调了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另外，在翻译理论研究上，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1921）一文中提出了“神韵”问题，要求译文充分利用“神器句调”，统一采用“直译”手段，这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去“神气句调”。此外，茅盾还主张复译。
茅盾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实秋，浙江绍兴人。他提到两个翻译问题：第一，如何选择原著的“译材问题”；第二，如何不失原意的“译法问题”，而这问题中又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译笔问题”，二是“译名问题”，而且他认为“译名问题更重要些”。因而朱自清将历来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1）音译分译，即一半译音，一半译义，如“帝释”、“忏悔”等，佛经翻译理论中叫“华梵双举”；（2）音义兼译，如“图腾”、“幺匿”等；（3）选择，即造新字、造新义，如许多化学元素名称等；（4）音译，如“逻辑”等；（5）意译，如“端词”等。
朱自清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沫若为笔名，四川乐山人。他曾将翻译理论比喻为媒婆，译了很多雪莱的诗歌，还对当时译界的弊端提出了“救济之方”。在译者方面：（1）应该唤醒艺术家的责任心；（2）望真有学识者出而为完整的翻译。在读者方面：（1）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定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2）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养成直读外籍的人才；（3）望国内各大书场多采办海外的名著。另外，郭沫若还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这是对翻译美学的一个贡献。另一个重要的译论贡献，或者说重要的译论特色，是他十分强调译者主观感情投入。他还就重复译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自由选择”。
郭沫若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创造社”作家代表之一。1.郁氏提出了三个字作为翻译之前的译者本身的“内在条件”。（1）“学”，他认为这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学，当然就不知，无知当然不能翻译。我们所谓“学者”，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研究，并不单指懂外文的程度而言。（2）“思”，他认为这种“思”的精神是创作和翻译都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对原著设身处地思索一番。（3）“得”，他认为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对原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办到的。可见，郁氏所说的“学”、“思”是“得”的前提，而“得”则是“学”和“思”的结果与目的。他的这一理论是对严复“信、达、雅”的补充。2.郁氏还论述过自己对翻译材料的选择标准：（1）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2）务取直接译而不取重译，在不得已的时候，当以德译本为最后的凭借，因为德国人的译本，实在比英、法、日本的译本为最高明；（3）译本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我自己写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当然也是顾到的，可是译文文字必使像我自己做的一样。
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湖南新化人，“创造社”的另一位骁将。成仿吾20世纪20年代翻译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在译诗理论方面。他强调译诗要保持原作的“生命”、“全体的情绪”和“美点”，以及要尽力保存“音乐效果”；等等。这不仅是我国最早讨论歌与俳句的翻译问题，而且涉及整个译诗问题。1.首先，提出“译诗应当也是诗”的观点；其次，他提出“译诗应当忠于原作”。他把诗歌大致分为“内容”、“情绪”、“诗形”三部分。2.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译诗的两种方法：（1）表现的翻译法（Expressive method）；（2）构成的翻译法（Compositive method）。前一种“表现的翻译法”，是“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第二种“构成的翻译法”是“保持原诗的内容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的意思。他认为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不能妄定高下。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新月社”的主要作家。闻氏不仅以写诗、译诗见长，而且他关于翻译的论述也涵盖在译诗理论方面。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他提出了翻译的程序问题，即了解原文的意义和将这意义形之于第二种（即将要译到的）文字。而译诗的第二个步骤则更有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把握住了它的精神”。他认为如果只强调“忠实”而变成了“笨拙”，那么就成了“只有翻译而没有诗了”。他还提出，对于非常紧凑的中国古诗，在译时应该“能够不增减原诗的字数，便不增减，能够不移动原诗字句的次序，便不移动”，译者不能“太滥用它的自由”，以至“损失了原作的意味”。
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6），原名恩润，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邹氏的译论：（1）关于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认为“直译和意译各有长短”；（2）关于重译（复译）问题，他认为重译于精力上太不讲经济之道；（3）关于人名、地名的音译问题，他认为地名、人名不可把音译出来。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学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做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宗旨。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他主张“直译”，但不赞成拘泥；而对经过“潜心研究”的“意译”，他是求之不得的。对于硬译，他的看法是：“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翻译必须力求易解，又必须保持原姿，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为的是“输入新的表现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第四，关于重译（转译）的问题。他的一贯看法是，理想的翻译应该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译有其存在的必要；他反对不加分析地鄙薄重译的做法。第五，关于翻译批评的问题。鲁迅指出翻译批评包括三点：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比较好的也可以。鲁迅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
鲁迅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我国最早直接翻译俄国文学的译者之一。1930年10月5日，瞿秋白为其译作《现代经济政策之趋势》一书撰写序言中提到“不漏不溢，必清必明”八字，可视作翻译的必要要求。首先，他强调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此，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第二，他提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著名论点。第三，坚持“绝对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地翻译一切东西”的立场。他批评严复、赵景深、鲁迅的翻译理论，而主张以“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作为标准。总之，瞿秋白的这些议论，有为人称赞的地方，也有偏激之处，但总的说来是基本正确的。
瞿秋白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在20世纪30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语堂。从译者角度，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而且“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得规范”。他在1932年写的《论翻译》中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非字义，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通顺的标准须做到两点：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关于翻译的“美的标准”，林氏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需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这样一个三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正相符。
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文森，浙江嘉兴人。他是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是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的。他将翻译标准定为两种，一是力求做到的，二是必须做到的，而不赞成“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
朱文振是朱生豪小两岁的弟弟。在1942年《学生之友》第4卷第4期上他发表的《略论翻译》中指出，翻译的“基本技能”或“先决条件”是要做到四个“通”，即“一通外国文，二通本国文，三通中外文字的文法习惯之比较，四通常识”。在文中他还论述了翻译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学问的道理，还论述了对直译、意译、译名等问题的看法。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1）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他坚持要准确的直译。（2）关于“信、达、雅”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艾思奇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1944年12月25日在重庆出版的《华声》半月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谈翻译》一文，代表了他的译学观点。（1）文中指出，严复说的“译事三难”，“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2）除了文字方面的困难外，他又详细地论述了因中西方文法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翻译上的困难。（3）他的翻译方法：翻译书要起稿两次，第一次全照原文直译，第二次誊清，丢开原文，顺中文的习惯把文字略改的顺畅一点儿。他的目标是：第一不违作者的意思，第二要使读者在肯用心了解时能够了解。
●中国翻译理论转型期
时间 中国翻译理论转型期是指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及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
理论背景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
理论特点 这个时期我国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及外文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锻炼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前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
意义及影响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堪称是中国翻译史迄今为止的第五次高潮。这个高潮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帮助当代中国公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1990年，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代之以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斯等，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在1950年7月1日《翻译通报》上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中指出翻译工作者的四项缺点：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以及工作不认真。同年8月1日的《翻译通报》上发表《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对于翻译批评要：分清对象，找到重点，掌握原则，推荐成功的经验，注意作风问题，建立正确的理论以及要讲求说话态度。10月15日发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指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致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董氏最早明确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
董秋斯
焦菊隐
焦菊隐（1905—1975），原名焦承志，天津人。他提出要具体地建立一个翻译批评的共同纲领。为此，他谈了这样几点：（1）在做翻译批评前必须估计到各种客观条件；（2）必须分辨译文的种类；（3）应当分清哪些要公开批评，哪些则不必；（4）对老翻译工作者和年青的译者的批评态度应有区别。他著有《论直译》，提出了字和词的“相对的价值”说，进而提出了“含意的联立”，最后提出了“思想的过程”的问题。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翻译界享有盛誉。他精通中国传统美学，又受到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其翻译作品具有明显的艺术特色，“神似”便是代表。在1951年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他把翻译比作临画，“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formal conformity）而在神似（spiritual conformity）”。此外，在《翻译经验点滴》中，他一再强调翻译工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并认为翻译工作者必须认真了解对方（指原作及原作者等）和自己，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修养。“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道出了他还反复强调译者的人生经验、全面的学识修养对于文学翻译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多次指出中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从而强调翻译决不可按词面硬搬，而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傅雷十分重视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并且就此做了许多的探索与实践，是继鲁迅之后对翻译语言研究贡献最大者。
傅雷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常州人，生于天津。他强调“信”是翻译中最基本的条件，但是要做到“信”必须考虑到许许多多彼此相关的问题。例如：语言与非语言（音质、语调、手势等）的关系，音位问题，语言单位的层次问题，等。
赵元任
钱歌川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另有笔名味橄，湖南湘潭人。他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中提出：从事翻译的人，必须通晓两种文学，不过通法有所不同，他对外国文的知识，必须是批评的（critical），而对本国人的知识，就必须是实用的（practical）。
思果（1918—2004），原名蔡濯堂，1918年出生，思果为其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笔名拙堂等，江苏镇江人。他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思想”，所谓“思想”，就是细心研究外文的原意，细读自己译文以看出毛病之所在，还要细听中国人讲的话。认为严复的“雅”不如改为“贴”，贴切，就是译什么像什么。在他的《翻译研究》一书“翻译要点”中指出：（1）翻译切不可不守纪律，没有尺寸，乱添乱减；（2）切不可译字，要译意、译情、译气势、译作者用心处；（3）切不可抱定一个英文词只有一个中文译文解释，以不变应万变；（4）切不可死抱一两本英汉词典做翻译工作；（5）不要以为译好就已十全十美；（6）不懂的题材，千万不要率尔翻译；（7）没有绝对把握的中文字词或成语不要用。
思果
钱钟书
王佐良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主要作品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他的“化境说”（sublimedadaptation）在翻译理论研究界备受重视。“化境说”是钱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来的：“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化境说”被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此外，钱钟书撰写的翻译研究文章还有：《译事三难》（见《管锥编》，1979）、《翻译术开宗明义》和《译音字望文穿凿》等。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英诗为主，兼及散文和戏剧。他翻译的作品有《彭斯诗选》、雪莱的诗、麦克迪儿米德的诗、培根的散文、科贝特的散文以及曹禺的《雷雨》等。他对翻译有以下几点认识。（1）对翻译工作的认识。王佐良说：“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的努力。”（2）他认为虽直译与意译之争仍将继续，但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仍是译文本身的质量。（3）关于风格，他说适合就是一切。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雅之可言？（4）关于诗是否可译，他认为是可译的，不可翻译的是原作的气氛，或者说是力量。（5）关于怎样译诗，他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译诗要像诗，要忠实于原作，但又不必追求每行字数的一律，要把握整篇诗的精神、情调、风格，然后才确定细节的处理。（6）关于比喻，他说：“如果在原诗里有某个比喻，应该把它直译过来，保持它原有的新鲜和气势。”（7）关于比较，他认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者必须是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8）关于怎样提高，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深入观察，不断地深入实践。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
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笔名马耳，湖北红安人。叶君健的翻译“精品论”如下。（1）“译者介入”——“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译文要做到绝对的‘信’很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与原文近似罢了。翻译不能说是‘复制’，而确实有‘再创造’的一面，因而也是一种文学‘创作’。这种‘再创造’须基于原作，基于‘信’，而‘信’的程度又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这种理解由译者客观存在的介入行为而决定。“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2）创造“精品”——“‘翻译’与‘原著’的界限模糊了”。叶君健认为，把一部外国作品移植到本国文中来，如果功夫到家，就是其转化成为本国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原著”的界限就很模糊了。翻译洋人的作品，译文中总还是该表现出一点儿“洋味”、一点儿“外国味”，这是一切“精品”所要求的整体效果。
罗新璋
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出生于上海，法语文学翻译家。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大系统中回顾性地总结评说了前辈翻译家的翻译理论，揭示了这些译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及其共同的历史渊源，梳理归纳出由“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为主线的理论系统。
许渊冲
许渊冲（1921—），江西南昌人。许渊冲的“新译论”如下。（1）译论研究要从“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许氏的翻译观”。他在1997年北京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曾简要地用三句话论述了他的翻译观：关于理论与实践，二者如有矛盾，应以实践为主；关于科学与艺术，翻译理论不是客观的科学规律；关于创作与翻译，21世纪是世界文学时代，文学翻译应该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重实践、重创造、重艺术是他翻译思想的核心，那么，忠实于创造的统一应该是他整个翻译理论的灵魂。（2）许氏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理论的贡献——“美化之艺术”五字经。许渊冲是“以诗译诗”的“格律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说：“美”指意美、音美、形美（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指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指有形美的次序）；“化”指等化、浅化、深化（化为作者用译语的创作）；“之”指知之、好之、乐之（对读者有吸引力）；“艺术”指“从心所欲而不逾矩”。（3）“译学要敢为天下先”——“优势竞赛论”（“竞争说”）。“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所以要谈新世纪的新译论，只谈‘忠实’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我翻译文学名著的经验我才提出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以便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这就是优势论和竞赛论。”此论中提出了“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等论点。
刘宓庆
刘宓庆（1937—），翻译理论家。“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语系、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语际转换的翻译理论模式。”他在《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其基本理论原则是：重描写，而不是重规则（或规定）；重对策研究，强调理论的实践性；重汉外对比研究；重论证，扬弃唯心主义的影响；重综合，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张柏然（1943—），他和他的博士生孙会军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诉求》（《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一对矛盾中，前者是特殊性（或曰差异性），后者是普遍性。二者既对立，又统一。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
张柏然
谭载喜
谭载喜（1953—），他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他说：“翻译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着眼于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方面的研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翻译理论，使翻译学真正成为一个有关翻译的科学体系。”
张南峰（1957—2000），在《特征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一文中，他说：“纯翻译学是应用翻译学的基础，中国既然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就首先必须从西方引进作为研究中国翻译现象的框架，然后验证、改良这些西方译论从而参与世界翻译学的建设。”
谢天振
谢天振（1944—），浙江萧山人。谢天振重申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本体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还比较文学以天然的、准确的定位。同时认为“探索、建设和发展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完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涵，应该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首要任务”。在比较文学复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基本上都没有把目光投向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而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去考问文学翻译，从而为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带来了别有洞天的新视野。
（1）“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本质。谢天振认为，文学翻译除却语言转换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即“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是不可能不按照译入语文化的审美价值观对源语进行审美再加工的，而加工的过程就是译者自己解读、认知和表述的过程，其文化形态发生了异化；而翻译的主体——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的审美心理和文学气质，以及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就这样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期待读者和实际读者接受的影响也是各有不同。此外，译者刻意或者不刻意的“误译”就是“再创造”的集中表现。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体现了译者凭借自己的艺术才能向原作无限接近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则反映了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当这些创造性叛逆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化、政治、文学和语言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的时候，无疑便获得了其学术价值。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是对文学翻译的价值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的肯定。
（2）“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翻译主体的译者关照还体现在谢天振的这个关乎翻译文学的归属的命题及其结论上。作为国内第一个在理论上论证这一问题的学者，谢天振在厘清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关系以后，进而提出“翻译文学史”的理念。他提出了“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译作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一种形式”“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而使得翻译文学得以有所依傍，成为民族文学的一个卓然独立的组成部分。
（3）翻译学的纯理论。站在建构翻译学的理论高度上，谢天振敏锐地提出“译学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强调“从目前我国译学界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有独立的译学理论意识、能全身心献身于中国译学学科建设的人才队伍”。针对先后出现的“翻译无理论”论和“纯理论无用”论，以及现在的“翻译理论山穷水尽”论等一系列实用主义的负面论点，谢天振明确地表示，学科的建立需要理论的提升和总结，翻译地位的提升需要翻译理论，翻译文学地位的提升也需要翻译理论，这个翻译理论就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纯理论，退一步说，即便说纯理论没有指导作用，也有自给自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