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翻译

1.古代翻译

西方古代翻译,自公元前3世纪共和国中期即罗马鼎盛时期起,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覆灭止。

1早期翻译

公元前6世纪,罗马从原始公社进入了奴隶社会,对外进行扩张,占领了希腊。当时罗马势力刚兴起,希腊文化高出一筹,罗马文化开始进入模仿希腊文化的阶段。希腊作品被罗马译者奉为至宝,在翻译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唯一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公元前204年),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也是罗马最早的翻译家。公元250年,他选择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翻译采用意大利粗俗的萨图尼乌斯诗体(Saturnius numerus)。这是第一首拉丁诗,也是第一篇译成了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这部译作最大特点是在翻译希腊神学的名字时,不采用音译,而是用类似罗马神的名字取代原名。这种文化移植促进了罗马神与希腊神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丰富罗马神的性格以至丰富罗马文化的积极作用。他是第一个把古代希腊史诗和戏剧介绍给罗马社会并使希腊的诗体、韵律适合于拉丁语言的人。

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公元前270—公元前200?),以古罗马历史剧作家著称,翻译了6部悲剧,30部喜剧。使用了两出希腊剧合成一出罗马剧的手法,创作出新型的“混合喜剧”言简意赅的译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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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维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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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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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

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公元前169),古代最有影响的拉丁诗人,被誉为罗马文学之父。主要著作《编年史》,通过翻译把希腊的六步韵律法移植到罗马,改革了拉丁语诗的创作法,为罗马的诗作开辟了前景。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是名多产的译者。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Oratorum)中提出“解释员”式翻译和“演说家”式翻译,即直译与意译。关于解释员式与演说家式的翻译区分,成为西方翻译史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在《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中,强调译作必须采用灵活方法。他传播希腊人哲学思想,给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引入了不少哲学词汇,为西方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自他的观点发表以来,翻译开始被看作是文艺创作。他的翻译理论还有:(1)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习惯的语言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2)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词死译,保留词语最内层东西(genus omne vimque,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3)翻译也是文学创作;(4)声音和意思自然相连,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翻译可做到风格对等。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在《诗艺》(Ars Poetica)中表明“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词死译”,主张翻译必须坚持活译,摒弃直译。本族语可通过译借外来语加以丰富。

昆体良(Marcus Fabius Auintilianus,35?—95?),在《演说术原理》(De Institutione Oratoria)中对翻译有重要见解: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即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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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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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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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犹达欧斯

2早期《圣经》翻译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旧约》成书于纪元前,原系犹太教经典,原文希伯来文。《新约》成书于1至2世纪下半叶,原文希腊文。

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公元前20?—公元50?),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必须得到上帝感召。该理论首次提出了只有神学者才有权翻译《圣经》,其实说就是翻译专门材料必须具有专门知识。

哲罗姆(St.Jerome,347?—420),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早期西方基督教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通俗拉丁文本圣经》(Editio Vulgata),即Vulgate,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混乱现象,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圣经》译本,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他认为:(1)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2)应区分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前者意译,后者直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3)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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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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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和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论极度教育》是一本从神学角度论述语言学的著作,还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作品。他的理论有:(1)译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校勘能力;(2)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其选用取决于读者的要求(并非他创);(3)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4)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5)《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