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工作坊教育的基本特点
作为教学单位，创意写作工作坊有别于传统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一个写作又是一个教学写作的综合课程。作为教育教学方法，创意写作工作坊也发展出一种现代教学模式，我们在约定俗成中称之为工坊式教学模式。一些创意写作工作坊在写作教学探索中成就斐然，在某些时候，这个教学模式会以该工作坊直接命名，表示向它们所做的特别贡献致敬，比如“克拉里恩方法”（The Clarion Method）和上文谈到的“故事工作坊方法”（The Story Workshop Method）等。
美国创意写作工作坊作家Tom Kealey指出，创意写作工作坊就是一个关于学生作品的编辑会议。在这里，你既是作家，又是读者；你既与工作坊伙伴一起研讨经典作品，也与大家一起，像研究经典作品一样，研究你自己的作品，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发展优势。通常情况，每个讲习班工作坊由10—15人组成，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故事工作坊只有7—12个学生，以保证每个学期每个学生能够有3次展示作品的机会。参加工作坊必须先经过考试，只有作品经过老师的审阅，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学习的资格，成员间对彼此的作品进行讨论。工坊教学的实践性、合作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极大提高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与技巧。作为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写作工坊的神奇之处已被人精彩描述了，《纽约客》作者露易丝·曼南德把创意写作的教学理念概括为：“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能被发表的诗歌。”[12]
创意写作工作坊如何教学，我们将另行探讨，本文想指出的是，凡事有利有弊，作家工作坊并非魔术箱——“菜鸟”走进去，作家走出来，它同样存在着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普遍性，所有的创意写作工作坊在活动中都会面临，也具有具体性，存在于现今中国教育教学体制之中。具体来说，存在如下4组矛盾。
首先，作家个性形成与作家批量生产的矛盾。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个性比技巧重要得多。但在工作坊训练当中，为了保证程序的连贯、合作的顺畅，学生经常被暗示要压抑自己的个性，以适应工作坊的节奏。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W.Aldridge）曾批评爱荷华大学写作工作坊是对现代个体的伤害，是把个体扔进流水线当中，生产某一类作家，甚至是“批量复制的作家”，只能写出“小而圆滑的批量复制的文学作品”。[13]其次，无限创意与程序控制的矛盾。工作坊运转原理之一为程序控制法。所谓程序控制法即是对经常性重复出现的活动按照标准化程序来加以监测、控制，以保证结果质量达到控制目标和要求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工作坊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向娴熟精致。有人曾这样描述工作坊：整个课堂就像一台演出，教师角色是多面的，扮演着编剧、导演、演员等不同角色。[14]这不是特意描述创意写作工作坊活动现场，但是这种描述完全适合创意写作工作坊。既然有“编”有“演”，工作坊的创意尽在“掌控之中”，但也因此与创意写作所要求的无限创意形成矛盾。再次，写作规律与教学方法的矛盾。写作之所以可以教学，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原理、普遍形式、原型，写作教学遵循了写作的普遍规律，写作就是可以教学的。然而创意写作工作坊并没有统一标准的要求，具体实施因人而异，“多数情况下，工坊模式的运作取决于课程的层析和写作教师自己的决定”，“一些教师开始工作坊时开有一个繁重的阅读书单”，“也有教师视工作坊为关于技巧的课程”，“许多教师支持自由写作（Free-writing）实践”，“另一些教师则研发一些策略比如练习、写作激励”，如此等等。[15]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出现“写作有时候可以教有时候又不可以教”的现象。最后，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写作产业化的矛盾。在传统的写作中，纵使有些作家深谙作品畅销的神髓，他也会心领神会、秘而不宣，整体上作家们仍旧把写作当作一件十分高级的精神活动，多问耕耘，少问收获。但在现在的创意写作工作坊中，如何投稿、出售、销售作品，如何迎合出版商，如何迎合市场堂而皇之地作为写作的一部分，甚至被当作课程加以教授。由于作家亲眼见到了作品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巨大作用，在维护作家权益、提高作家福利的同时，他们会不会由此高估自己的写作成果，或者重估写作活动，造成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写作产业化的矛盾呢？让人担忧的是，这不是担忧，已经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