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荷华的创意写作项目及对中国的影响
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启动创意写作项目，颁授硕士学位，以写作教学实践的方式将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结合起来，即在写作的实践和研究中一方面挖掘审美创造的艺术规律，另一方面在学科教育体系的带动下推动创造教学理念的推广。这就突破了文学创造是个体的天才灵感的传统观念，将其发展为在群体教学和反复实践中的技艺提升。爱荷华的创意写作教育模式和相关课程被快速推广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经过系统训练的毕业生和作家则进一步促进了创意写作的发展。1975年，北美有79个授予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而到2012年则有880个授予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平均每年训练6000多名毕业生。
对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该项目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同时开设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最初作家工作坊的教学理念和运作模式，受到诸多质疑。1942年，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接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邀请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罗比·麦考利（Robie Macauley）、库特·冯内古（Kurt Vonnegut）到爱荷华大学执教或访问，逐渐将工作坊发展为美国文学的重镇。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该工作坊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小说和翻译作品，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随之声名鹊起。安格尔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北美，他还积极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工作坊交流。1958年，中国台湾作家余光中赴爱荷华大学，次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之后，叶维廉、王文兴也在1963年取得了学位。同年，安格尔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到亚洲开展为期6个月的作家拜访活动。对中国融入世界创意写作的教育圈而言，此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在酒会上，安格尔结识了台湾作家聂华苓。聂华苓受到安格尔的邀请，克服重重困难，次年到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建议将作家工作坊进一步拓展为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该建议得到了安格尔的积极响应，1967年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受邀加入了该计划，接触到创意写作的教育理念。在1978年及以前，接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训练的中国作家有26位：台湾作家18位，其中8人获得艺术硕士学位；香港作家8位，其中1人获得硕士学位（见表1）。
表1 1959—200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中国作家[46]
续表
续表(https://www.daowen.com)
1978年5月，已经结为夫妇的安格尔和聂华苓来到中国，到广州、武汉、北京等地访问，在北京拜访了艾青等作家。[47]次年，萧乾、毕朔望等中国作家来到了爱荷华大学，安格尔和聂华苓又将中国及美国的二十几名作家聚拢一起，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周末”。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爱荷华，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跟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家进行或深或浅的交流。1978—2009年，共有46名内地作家、25名台湾作家、8名香港作家参加该计划。长达数月的广泛交流开阔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也让更多的作家接触了创意写作的理念。而安格尔和聂华苓多次到访中国，宣传推介国际写作计划，也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认识和了解了爱荷华的创意写作项目。例如与聂华苓交往颇深的丁玲，在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后，陆续创作了17篇“我看到的美国”系列文章，其中《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中国周末》等，记录了她在美国参加活动的相关情况[48]；诗人艾青详细记录了1980年9月份所参加的“中国周末”[49]；王蒙记录了在爱荷华大学的相关活动[50]；等等。
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聂华苓不仅邀请中国作家到爱荷华大学交流，还多次往返两地，跟中国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聂华苓根据其生平经历、文学创作以及与作家们的交往，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并在内地与港澳台出版。如1981年在香港出版了根据其1978年重回内地的经历所写成的作品《三十年后》[51]；1994—1995年同安格尔合写了散文《鹿园情事》，分6次刊发在《小说界》上，并于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52]；2004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个人自传《三生三世》，描述了一个一生漂泊的华裔女作家跌宕起伏的人生[53]。鉴于聂华苓对当代文坛的贡献，1990年李恺玲、谌宗恕编辑出版了《聂华苓研究专集》，收录了聂华苓的自传，茹志鹃、萧乾、丁玲等作家与严歌苓交往的文章，以及创作谈和评论文章，十分系统地介绍了聂华苓所取得的成就。聂华苓本人的作品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或零散或专门地论述了聂华苓和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所从事的创意写作项目和国际写作计划，让中国的作家和学者能够十分详细地了解相关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返回故乡武汉，这次到访对随后以武汉大学为先导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在2007年的文章《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聂华苓的祖籍是湖北应山，出生在武汉市，家人离开大陆去台湾省后，在汉口似乎还留有房产。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夫妇来中国访问，就回过武汉，还应邀到武大做过讲座，安格尔即席朗诵过他的诗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国诗人、老作家徐迟翻译，气氛十分热烈。关于他们创建的“写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们已有耳闻，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们这次来武大，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后来在商议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时，掌握这个信息的教师、领导大多想到了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国际写作计划”，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无形中也就成了我们创办作家班的一个参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认为，我们的作家班就应该办成这个样子。[54]
在作家野莽描述勾绘的作家班的蓝图中，刘道玉校长甚至提到，邀请聂华苓和安格尔下次再来武汉，让他们参观指导我们作家插班生的学习和写作，也让他们邀请我们作家插班生参加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55]在爱荷华大学的启发以及相关领导的策划下，1985年，武汉大学联合中国作家协会招收了24名青年作家，构成了中文系的第一届插班生，俗称“作家班”。1985—1989年，武汉大学连续招收了4期100名学员，对于通过考核成绩合格的学员，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批经过学术训练的学员，成为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受到武汉大学模式的启发，从1986年起，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也陆续开办了本科层次的作家班，甚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鲁迅文学院还联合举办了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给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颁发了文艺学硕士学位。唯一遗憾的是，当时的作家班大多没有结合学员的文学创作实际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准，而更多的是按照本科生或研究生常规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和考核。也就是说，作家班的培养虽然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中汲取了灵感，但未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项目进行详细调研，大多没有采取适应作家特点的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