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诗人与诗意地栖居
追问诗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诗，在这样一个诗意贫瘠的年代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正如荷尔德林的诗歌所言说的，“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1]。在聆听着诗意的拯救之召唤时，作为怀揣着诗意地栖居之伟大梦想的诗人们，就不能不动容于这种召唤来自何方，并且希望能够跟随这种召唤踏上诗意地栖居之永恒而又艰辛的路程，去开始幸福人生的寻美之旅。那么，掉过头来，追问诗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诗，在诗意贫瘠的年代里又显得尤为必要，因为正是诗意贫瘠的年代才是生出拯救之召唤的呼声的来源和方向。毕竟，“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而且，“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2]在聆听到诗意贫瘠时代里对诗意的迫切召唤之后，重新追问诗是什么，就使得诗具有了拯救的意味，具有了出于神圣性而来的对于生命存在的关切、安抚与慰藉之达成。
然而历来论诗者和说诗者对诗的本质的道说又总被淹没，尤其是在诗意贫瘠的年代里，诗意匮乏者对诗的无知、愚昧和误解加深了对诗及其本质的遗忘，于是诗就仿佛成为一种附属品，寄托在生活之外而与生活了无相关。因此，重新聆听伟大的论诗者和说诗者对诗的本质的道说，就成为追问诗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诗的合理起始点。论诗者和说诗者关于诗的显白或隐微的教诲，一如历史长河的奔流，淘洗着诗的经典和尘沙，使真正能够给生活以诗的教诲的作品留存下来，这些作品也就构成了重读文化经典必不可少的地基。作为诗人们所聆听的方向，书写诗的生活与创意地书写诗本身，就成为重新思考创意写作学的合理的起点与终点。
那么论诗者和说诗者究竟是如何对诗及其本质进行道说的呢？这一追问已然踏上了追问诗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诗的路途之上了，循着论诗者和说诗者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之痕迹，诗及其本质也就逐渐彰显了。当我们聆听先行者们之伟大召唤的时候，当我们重新踏上追问之途的时候，海德格尔关于诗的伟大思考就首先清晰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作为“词语性建构”的诗是取向于“存在”的。不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从来不是某个存在者”[3]，而是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从众多的存在者/诗人中抽象出来的“存在”。那么海德格尔的“创建性”的词语，便不再是某一个进行文学书写的诗人的情志、言语与文字，而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存在之本质与生命的生活之本质。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话语来解释，“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4]。那么存在就是存在之真理，就是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存在/存在性。不唯此，就是对创建的解释，海德格尔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论述。“诗人的道说不仅是在自由捐赠意义上的创建，而且同时也是建基意义上的创建，即把人类此在牢固地建立在其基础上。”[5]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6]。同时，“创建是一种充溢，一种赠予”[7]。创建就在别具一格的意义上，成了存在之于存在者的馈赠，成了存在者之成为存在者的建基与开端，如此，则诗就同样被置于存在者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了。通过诗，存在者能够通达自身的存在，能够向着存在之真理大踏步前行，能够更加切近地依靠着存在之真理，并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的诗之梦想。正因为如此，“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地，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8]。(https://www.daowen.com)
那么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真理”到底为何呢？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进行一个近乎圆形的论证踪迹的。通过对诗及其本质进行界定，海德格尔将诗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使之具有鲜明的形而上特性，然后再通过诗的形而上性下潜到诗的形而下的意味上，论证诗的形而下性。循着海德格尔强调诗是存在之真理的词语性建构而来，考察真理的概念就成了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整体之无蔽状态亦即真理”[9]，也就是说，真理乃是“存在者整体”的“无蔽状态”，是存在的无蔽状态，无蔽就成了真理的本质。虽然存在之无蔽乃是真理，但是如何开敞存在的无蔽状态，如何表达、描述和提供这种无蔽状态，就成了考量的一个标准。最合适不过的是诗，因为诗在表达、描述和提供存在的无蔽状态上，有着独特的优势。毕竟，“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10]。由此，诗与世界和大地就产生了不解之缘，因为作品乃是艺术之作品，而“艺术的本质是诗”[11]。诗作为世界的构建者与大地的制造者，开敞着真理的无蔽状态，在诗之中，存在以无蔽的形式而呈现为一种澄明的状态，于是诗就是存在者入于存在之无蔽的澄明之境的路径，存在者就皈依于自身的存在，安居于存在的真理之中。于是诗就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依赖于词语性的创建，并且通过词语来言说自己，甚至可以说，是真理，也就是存在的无蔽状态借助词语来言说自己，描绘存在之无蔽的澄明之境。事实上，“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的……诗歌仅只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的一种方式”[12]。诗之本质显然正是对存在之无蔽的澄明之境的词语性言说，唯独通过诗意的言说方式，真理才得以发生。正因如此，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而言，“筹划着的说道就是诗：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的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die Sage）”[13]。而海德格尔在论述诗是如何对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进行道说的时候，引入了“世界”和“大地”两个关键概念。也正是这两个概念成了海德格尔将诗从形而上地位下潜到形而下地位的论述节点。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而“大地是那永远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的庇护者的无所促迫的涌现”。作为敞开者与闭锁者，“世界和大地本质上彼此有别，但却相依为命。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因此，“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种争执”。[14]诗作为建立世界与制造大地的作品，就体现了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然而世界与大地又是如此完美地统一于诗本身。诗的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然而诗最终的“回归之处”，却是大地。“作品回归之处，作品在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曾称之为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庇护着的东西。大地是无所促迫的无碍无累和不屈不挠的东西。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15]诗于是就成了存在者在大地之上栖居的表征，甚至可以说，诗本身就是存在者所栖居于其上的大地。诗最终成了栖居之所，诗的本质就是栖居。作为栖居之所的诗，营造着存在者的存在之无蔽状态的澄明之境，从而“人在其中达乎安宁；当然不是达乎无所作为、空无心思的假宁静，而是达乎那种无限的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16]。诗从它的形而上学的神坛走下，贴地前行，拥有了形而下的属性。可以说，诗无他，贴地的生活之呈露而已。诗便是存在者安居于其中的生活，生活奠基于大地，依赖着大地提供的一切丰饶的馈赠与献礼，诗就是存在者与大地处于一种宁静状态中的赠予者与受赠者的融洽状态。一言以蔽之，诗便是诗意地栖居之所。由此，更为本真地，我们可以看到，诗是一次生命存在的居持事件。然而，“灵魂之漫游迄今尚未能通达的那个地方，恰恰就是大地。灵魂首先寻找大地，并没有躲避大地。在漫游之际寻找大地，以便它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并且因而才得以拯救大地之为大地——这就是灵魂之本质的实现”[17]。
正是因为诗呈露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形而下的生活属性，诗便吁请存在者与大地达成和谐融洽的相处之道，而存在者却总是威胁着拒绝这种和谐融洽的处境之到来，存在者与大地处于对峙与敌视的状态中。诗作为存在者栖居于其中的处所，聆听来自诗意地栖居的处所之召唤，便是写诗者、读诗者与解诗者本真的使命。诗人作为书写者，是将诗情泼洒于生活之中，让诗成为一种生活的居所，甚至让诗径直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生命存在安居于其中，自洽而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