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理论的具体应用

在葛红兵的理论指导下撰写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很多。例如张永禄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谢彩的《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许道军的《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杜建的《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和赵牧的《“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以下我们将对这些著作一一做简单的叙述与评价。

张永禄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系统地整理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类型角度的批评史，讨论了重要理论家的小说类型研究思路。他将古今的类型学研究囊括进来并总结了现代小说类型的“中国经验”，为类型研究提供了借鉴思路——流派类型构想、审美类型想象、类型检视和结构类型尝试。通过对经验的辩证对待，以期将小说理论、批评、小说史的研究与创作、阅读结合起来，增强小说批评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谢彩《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的题目足以让人眼前一亮，选题大胆、视角新颖。她拒绝传统的历史描述道路，而是运用类型学理论进行了理论透析。形式上，作者采用了“行动元”理论，将侦探小说的对立行动主体——侦探、罪犯和他们的关键行动——侦查、罪行一一细化。在内容上，她没有停留在侦探小说表面反映的现象上，而是升华至民族志、地方志的高度，打通了作品内外的世界。但是文章在理论层面上的创新不多，可以说是葛红兵的理论在“中国侦探小说”这一新对象上的应用，而且限于精力，这种应用缺少全面性。总之，它作为本土类型研究的新尝试，是比较成功的。不过，可能限于某些客观因素，在类型成型后的繁衍和变异方面，作者少有谈及。

许道军《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的特点在研究对象上，不只兼收今古，而且考虑到网络小说的物质存在形态。他强调三级分类理念：小说—小说类型—子类型（类型小说）。他同等重视类型间的区分和类型内的演替，不偏废一方。他抓住了中国历史小说不同的文体特征，以文体作为分类的依据也成为历史小说特有的标准。他对叙事模式的考察，没有从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着眼，而是从创作者、叙述者和“历史”的不同互动关系着手，这一着力点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行途径。内容上，没有满足于泛谈民族志，而是深入到民族的历史知识、思维和智慧的探讨。(https://www.daowen.com)

杜建的相关著作是《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杜建和许道军一样，将涉及的网络小说纳入研究范围。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的社会学和美学批评法的弊端——没有揭示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的本质特征。他引用了葛红兵的话来说明类型学方法的绝对优势：“把小说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把内容的形式化与形式的内容化统一，把类型的共同风貌和典型文本的个案性统一。”^[1]所以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对四个典型案例做了深度描述，给读者展现了具体的、实在的操作过程。最后，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官场小说进行了价值反思，探讨了作家的精神气质与类型作品叙事成规的某种内在联系，指出了官场小说创作遇到的瓶颈难题——民族文化认同焦虑。

赵牧的《“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也有新颖之处。同以上诸位的研究对象略有不同，赵牧的类型学工具要实践的对象是“类型叙事”。这个对象的提出似乎有利于解决一些不足以被称为“类型”的小说，启示我们关注一些文学作品在某一局域呈现出未成型的一致审美趋向。“革命”的历史叙述、“革命”观念的再生产、“后革命”中“后”的双层内涵，为我们展示了“革命”的生长历程。本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西方某些方法的恰当采用，作者借鉴“德国悲剧起源”的“象征”“寓言”来解释革命叙事和后革命叙事对革命的态度；借助杜赞奇“复线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去革命化”叙事的“主观加工”方式。在描写中国革命叙事的发展和转化历程后，进一步探讨了这个转化折射出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集体意识。

理论的生命体现在实际使用上，我们期待在实践中发现更多问题，进一步完善、优化理论体系，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作品创作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