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创作热，理论冷
“非虚构作品”一词在文学领域中出现，较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为代表的非虚构创作盛行一时，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在美国高校的“创意写作”这一学科的教学当中，通常的做法是，把文学文体分为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本文所要讨论的非虚构文学，其内涵采用的是国内研究非虚构文学的专家王晖所做的界定：
相对于“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其实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既包含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也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非虚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即是它的非虚构性，或者说是“写实性”。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应该成为非虚构文学的基本内核。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内涵，目前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但非本文关注重点，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在“重新阐释中国”这一语境下，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可能性。
从非虚构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西方的非虚构文学研究是被放置到传播学里的。尤其是生产和消费领域，非虚构文学可谓非常发达，比如在美国，大概80%以上的畅销书是非虚构作品。
事实上，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虚构文学例如小说、戏剧，渐渐转向非虚构，是有其原因的。目前被学者们广泛认可的一个理由是：“二战”以后，随着科技发展和传播手段的飞速更新，现实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而现实生活中诸多事件所呈现出的奇观特质及其戏剧性，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们虚构的能力和想象力。越来越多的读者不再轻易满足于阅读虚构文学所带来的乐趣。而非虚构文学所能够描摹的现实世界，堪称光怪陆离，充满戏剧性，在某种意义上，比虚构文学更具吸引力。
近年来，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上非虚构文学越来越受欢迎。例如，2011年1月，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1]书写中国的第三部作品《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推出简体中文版。这样一本在中国并无知名度、貌似小众、最初在许多书店是和旅游类图书、地图类印刷品摆放在一起的作品，在没有主流媒体强势宣传的前提下，竟然意外畅销，出现大量盗版。至2012年4月，其正版已印刷了11次。何伟夫人张彤禾女士写的《打工女孩》简体中文版在2013年3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面世仅仅3个月已印刷3次，正版印数接近5万册。这样的数据，在传统纸质印刷品日益式微、一本书能够累计发行超过2万册即已被出版商认为是畅销书的时代，确实堪称奇迹。
与此销售、阅读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学界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学观念方面，一些文学研究者观念中的狭隘文学观和由此带来的陈旧的文体等级观导致他们的目光倾向于投向虚构文学（包括小说、戏剧等）；而在创作领域，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文学近年来出现的一批作品良莠不齐，呈现出史料化、商业化与粗糙化等特征，导致学界对报告文学的非议、质疑、批判之声不绝于耳。
从2010年2月开始，《人民文学》陆续刊登了一批非虚构作品，以创作实践呼唤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在这些作品当中，梁鸿的《梁庄》（后以《中国在梁庄》为书名出版单行本）、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及李娟的“羊道·牧场”系列作品均引起了较大反响。(https://www.daowen.com)
2011年，学者张文东针对当时《人民文学》已经开设了一年多的“非虚构”栏目提出，非虚构这种模糊的“中性”叙述，在带给文学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的“自觉”。同时，他还指出，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仅仅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样子，还在于它要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才是它更大的“可能性”。
这样的观点背后隐含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作者对非虚构文学的定位很明确：在兼顾“真实性”的同时，应该兼顾“思想性”，往前更进一步，使非虚构文学作品具有“反思”“自省”乃至“启蒙”式的情怀与思想力度。
而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写作状态与水准，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已经做得较为成功的作家、作品范例呢？我们以创刊于1925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为例[2]。除了新闻、评论等常见的体裁以外，《纽约客》也刊登非虚构作品，如何伟、张彤禾等美国作家用英文书写中国的一批非虚构作品，最初都刊登于该杂志上。
《纽约客》对国内、国际政治、社会重大事件的深度报道是其特色之一。其高质量的写作团队和严谨的编辑作风，令《纽约客》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大批忠实读者，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专栏作家，他们都是各个时期该领域的领军人物。而长期为该杂志供稿的何伟，已经在上面陆续发表了和中国有关的若干作品（《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因为反响不俗，最后再结集出版单行本。
可以说，如果没有《纽约客》在经济上的资助，何伟不可能毫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而在中国“卧底”7年。作为外国作家，何伟也不必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判断（然后寻找案例去佐证自己预先的判断），也不用背负沉重的启蒙包袱，思考中国应该往何处去。他的任务是抛开一切成见，触角张开，去观察、记录、思考、写作，然后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作品。《华尔街日报》因此称他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何伟在中国意外走红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乘胜追击，接连译介、出版了一批外国作家撰写的非虚构文学，包括《再会，老北京》《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与荒原同行》《最后的熊猫》。和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取得的热烈呼应相比，学界的反应显得较为冷淡。
事实上，上述这几位作家堪称学者型作家，目前已经译介过来的作品，都有着“反思”“自省”乃至“启蒙”式的情怀与思想力度，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原来非虚构文学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可以不止步于描摹现实，还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性，加入作家独特的冷眼旁观、自省意识。这些外国作家进入中国、观察中国的视角也非常独特，作品有着很强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同时作家又没有沉溺于还原历史、复制细节的琐碎之中，能够以出色的逻辑性和判断力提炼出所要表达的文化反思，使得他们的作品与中国传统的本土纪实文学相比，呈现出强烈的“辨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