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学科史反思与建设
在中国，创意写作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历史语境是什么？它和传统的写作学有何关系？如何实现从现代写作学向创意写作学的过渡？这些是本土创意写作理论率先要解决的问题。谢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和郑周明的硕士学位论文《一个文学生产机制时代的微景——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做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首先，建设本土创意写作学科的可能与问题。从现有文献检索来看，谢彩的《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1]是我国第一篇以创意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鉴于中国悠久的文章学传统和现代写作的巨大成就，该论文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从对比的视角，着重梳理美国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与中国现代写作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对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论”的层面，则探索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篇“本体论”和下篇“教学论”。上篇“本体论”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针对创意写作学科的“虚构写作”能力训练环节而言，当今，我们急需的文学史教材（创意写作的基础前提），不应当是传统那种“研究型”（以专家、教授、文学专业的师生为目标读者群）的文学史教材，而是“研究型”兼“教材型”的。在创意写作学科思路中，文学史的研究格外重要的是对小说类型史的研究。近年来创意产品根据不同受众需求而“量身定做”，导致类型化趋势日益明显，那种传统的由一部文学史试图将所有小说一网打尽的教材写作套路，已经越发不适应这种趋势。在梳理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过程中，作者指出：这个学科在美国草创阶段，因为对原创的重视，过分强调学生动手创作的能力，曾经导致了一种弊端——师生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创意不受他人思维定式的干扰与左右，甚至有意去回避文学经典、文学理论，宣扬一种变相的“读书无用论”，该培养思路所导致的弊端，已经引起了西方批评理论界的重视。
下篇“教学论”则实现了从“写作学”向“创意学”的突破。在对美国高校从事一线创意写作教学的教师们所撰写的教学心得做了梳理以后，作者指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美国“二战”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的“行为科学”（心理学）。“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击败他们“意识形态的敌人”（指苏联），大力扶植心理学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可以量化、可以运用于各个学科教学的具体教学法，在高校的所有学科中进行教学实验，探索尽最大可能激发学生创意和潜能的教学模式。而美国创意写作学科的教学探索，对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的运用，则率先进行。美国的行为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它对人的创造性思维做出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则运用于创意写作的具体教学之中。在美国，许多高校都纷纷开设“潜能激发”一类的课程。某些高校还重视“灵性课”的训练，参考印度瑜伽、灵性课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式。近些年来，源于中国本土的禅宗在美国也开始流行。
除了禅宗以外，我们东方的古老智慧中，是否还有别的可能路径？作者指出，中国大乘佛教的唯识宗逻辑圆满，有着“科学化”面目的完备体例，如它将人的意识分成“八识”，并以各种概念，去对人的思维特质做出精确把握与描述。这些理论资源同样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香港学者罗时宪，一生致力于研究唯识宗。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厘清其理论含义层面上进行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没有运用于创意潜能激发的具体教学环节。美国的一批心理学家，最初也是从中国唯识宗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研究的灵感与突破口的，但鉴于语言的障碍，他们对唯识宗的理论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至于如何将中国本土的唯识宗理论资源，做出现代改造、简化，以便运用于创意激发的课程中，目前罕有学者涉足。论文认为，在“创意潜能激发”这一环节，中国化创意写作学还有很大理论空间和实践可能。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当代学者对我们传统的儒、道、佛等高级智慧进行“语码转换”（解码），像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正在做的这样，去摸索古老智慧的现代运用，将古老的儒、释、道智慧“去神秘化”。(https://www.daowen.com)
论文在历史的比较中，对刚刚兴起的中国创意写作学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构想和构架，有一定的创见性，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作者只宽泛谈了创意写作学科的人才定位，包括他们未来可能就业的方向，但缺乏建立于大数据基础上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未对创意写作人才评估体系（如培养指标）做出深入探讨。其二，没有在“创意潜能激发”这一环节取得突破。只挖到了一个点，指出中国佛教唯识宗有可能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但作者未能对唯识宗的理论资源做出现代化的改造和教学实践。其三，创意写作其实如今广泛存在于新媒体中，作者指出创意写作学科要培养的基础能力是写作（包括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能力，尤其是书写“中国梦”的能力，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那么文字文本（文学文本）如何实现与新媒体的“媒介融合”或者说无缝对接？在新媒体时代是否需要建设创意写作人才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对于这些，作者的讨论还流于表面。
其次，撩开欧美创意写作神秘的面纱。郑周明的硕士学位论文《一个文学生产机制时代的微景——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2]是在其翻译美国著名创意写作者马克的《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一书的基础上，对美国创意写作发展的机制性研究。学科发展史研究有两大趋势，一是内部发展的逻辑，一是外部价值的体现。郑周明的研究以前者为主体，也融入一部分后者现象。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态势是以国族认同—文化产业—国家战略为内在逻辑而展开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开放态度，欢迎社会各界对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体系的批评与争论，诸如众多的批评集中在大量的高校创意写作系统是否伤害了多民族移民社会的多元化等等。正是这些尖锐的批评与质疑，让创意写作学科系统一直保持回应的姿态与自我修改的动力，因而不断发展。在此整体观念支撑下，郑周明主要研究如下问题：
1.战后是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个契机触发了美国高校改革，也埋下诸多可供开拓的空间，同时后工业时代的国民追求有了变化，也孕育出文化消费新产业的需求和空间，它成了群体彰显其现代性个体的一个宣泄出口，庞大的新文化观念此起彼伏，为之代言的附属品便是文艺作品。高校把握了这个契机并着手组建这样的需求体系，它让新加入的写作者有机会感受创造体验与实现自我身份的建立，也让教学者有机会展现更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让作家驻校日常化。而工作坊的建立及其运行机制真正提供了两者相遇的空间与土壤，激励的行为与书写的情绪在众多著名工作坊那里获得不凡的成果。
2.来自教学内部（包括工作坊）的声音。如何让学生理解创意写作，真正深入系统内部吸收它，同时也让学生清楚高校学科与社会机构如出版代理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让学生准备进入学科内部成为专业作者的前奏。同样地，教学的主要方向是促进文学写作市场的繁荣，不同工作坊有其不同的叙事追求，例如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戏剧工作坊以老牌工作坊代表享誉世界，工作坊以类型化的方式与学生互相选择成熟的未来，如此也持续促使了类型写作在市场获得多元的声音与成就。
3.外部机制的参与。高校学科的发展必然需要众多社会机制参与建设，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进行结合让这门学科体现出独特魅力。例如爱荷华大学的全球写作计划，这不仅是几代倡导者对全球文化交流的某种建设，也是对知名高校的最佳形象打造；又如创意写作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结合，互相需求的关系让美国电影形象产生一种极强而技巧化的内部凝聚力，也就是价值观的统一；此外，由出版社或公益机构或政府倡导建立的文学奖，为寻找文学新星、促进文学写作与鼓励潜在加入者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4.美国创意写作系统对海外高校体系的影响，或者说，全球共享文化传播。在这点上，欧洲突出了学科与产业经济的关系，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新加坡、中国港台等让写作与创意设计都得到发展。对于中国内地而言，反思文科教育，研讨文创产业、文化发展的未来已然兴起，对此的尝试与实践性建立也在进行中。此处需要发现的是，不同地区进行的学科尝试的文化逻辑是否一致，哪些细节变化体现了区域的限制或独特考虑，这也是新兴学科发展的重要观察点。
应该说，西方高校创意写作学科体系对于内地高校与学界而言，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区域。作为一种学科体系的完成与完善，对于创意写作学科的研究需要首先进行学科史的梳理和整理，将完整学科情况介绍入内地，给高校文科师生以及相关研究者一个基础性的底本参考。鉴于学科发展逻辑，我们认为郑周明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至少在内地学术界，具有弥补空白的价值。不仅如此，他的研究方法，即对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关注其学科发展本身的主体，而且涉及教学改革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并注意到整个社会机制对高校学科后续发展提供了多大程度上的推动。特别是最后延伸到其他区域的此学科发展，更是表明了其研究目的的一个边界，即文化发展不能单一考量，需要根据本土文化历史资源与未来目标给予必要的选择和重心，同时在多边参与尝试的互动下，形成完善丰富的社会文化系统，为内部文化发展需求与外部文化形象品质提供可持续支持。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需要研究者有比较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