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特权”
在谈及非虚构写作的品格和伦理问题时，威廉·津瑟写道：“错误的做法是在作品中杜撰引语或猜测某人可能说了什么。写作是一种公共信任。非虚构作家少有的特权是拿整个世界上的真人真事来写。当你让人们说话的时候，对待他们所说的话要像对待贵重的礼物一样。”[1]在我看来，威廉·津瑟所说的“真人真事”以及人们说的“话”，可被视作对事实的喻指，如此一来，不能“杜撰引语或猜测某人可能说了什么”就意味着：在非虚构写作中，“虚构”有着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非虚构写作者对待人物所说的话“要像对待贵重的礼物一样”则意味着事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和力量，同时它也构成了非虚构写作“少有的特权”之根源。
在此，有必要对所谓“事实”和“真实”做一个简单界定。我认为，“事实”是指已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真实”还可容纳无数尚未发生的“可能”。如果做个最直观的比对，那么“事实”就如同“实事求是”中的“实事”，而“真实”则不仅可以包括前面的“实事”，还包括后面的“是”。换句话说，真实非必是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真实可以超越事实，如陶渊明笔下之“桃花源”，其存在虽非事实，却直指人内心深处的某种真实。[2]因此，相对于真实而言，事实显然离非虚构写作更近。
尽管被限定于“已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虚构写作所朝向的事实依然无限广阔，而在这无限广阔的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一种事实，人常谓之“现实”。无限广阔的事实包蕴着无限丰富的力量和内涵，现实也是如此。人对事实或现实最为敏感的时刻，往往是人对事实或现实产生极大爱意与兴趣，以及事实或现实给人以极大逼压与苦恼的时刻。前一时刻，可称之为“爱恋时刻”；后一时刻，可称之为“危机时刻”。颇为不幸的是，在今天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遭遇后者的感觉似乎比拥抱前者的感觉更加猛烈，而这对当下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既微妙又深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女工记》和《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贵州毕节留守儿童之殇》等作品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且成为大家持续讨论的焦点话题，与此有着极大关联。借此，我更愿意将当下诸多优秀的非虚构写作命名为一种“危机叙事”，即写作者在遭遇事实或现实给人以极大逼压与苦恼的各种“危机时刻”的写作。[3]其实数十年前，在非虚构写作猛然走向勃兴并改写后来文学史的美国，情况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不同时空的写作者所要面对的具体危机不同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七百万美国人送往海外，开阔了他们对于现实的视野：新地方、新问题、新事件。战后，这个趋势又由于电视的出现得到加强。……每天晚上在自家客厅目睹现实的人们对小说家的慢节奏和随意幻想失去了耐心。一夜之间，美国变成了一个只注重事实的国家。”[4]不用问，现代环保运动肇始之作《寂静的春天》（1962）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危机叙事”，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称赞它“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5]而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非虚构作品”的《冷血》（1966），则是在奋力勘探和深度解析当时美国青少年乃至全体美国人精神危机层面达到了令人叹服的成就。(https://www.daowen.com)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以上历史和现实的情形同时还暗示了另一种危机的存在：一种写作上的危机，一种虚构写作者及其作品无法有效回应现实和时代需要的危机。这样说尽管有些片面和不太动听，但事实恰恰就是：在今天的语境中，非虚构写作的分量和力量，首先呈现为种种现实危机的分量和逼压，而非虚构写作的“特权”，也就首先呈现为直面现实和直呈危机的“特权”，呈现为非虚构写作者必须背负的“话语政治”和“写作伦理”。不过，也正因为非虚构写作背负着直面现实和直呈危机的“特权”，背负着“用事实说话”和优先取得“公共信任”的“特权”，因此随之而来的是，非虚构写作还拥有另外两项很容易被轻视，甚至是被反对的“特权”：其一，非虚构作品可以“不好看”；其二，非虚构作品可以“不久远”。
非虚构作品可以“不好看”是说，非虚构写作完全可以卸去一些来自形式审美层面的负担，甚至有意识去抵制和反抗某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的暴政”[6]，从而敢于允许自己的文字不那么迷人，修辞不那么高妙，气韵不那么婉转动人……在这方面，《寂静的春天》和《中国在梁庄》就是很好的榜样，作为非虚构作品，尽管它们在形式审美层面无法同《瓦尔登湖》《冷血》相提并论，但它们在思想认知和情感实践层面，特别是在现代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和当代中国农村状况考察呈递领域的出色表现，使它们一样成为千百万读者争相阅读的对象。
非虚构作品可以“不久远”是说，非虚构写作可以卸去一些经典化、殿堂化、上史册的包袱。1935年底，鲁迅在为他的《且介亭杂文》作序时曾这样写道：“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7]先生之意在于：他这些杂文首先只希望能对革命者现时有用，而不刻意追求泽被后世、芳华永驻。“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8]我想，今天许多读者对于《出梁庄记》和《女工记》等非虚构作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给予特别的尊重和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