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断裂是否成为必然
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相遇，似乎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问题并不在于相遇，而在于二者相遇后产生的碰撞与断裂。碰撞显然导致了论争双方在一些基本理念方面的冲突，如报告文学类作品反映现实的姿态、方式和途径是否已经脱离了现实语境？非虚构写作是否能更好地表现当下读者需要的、更贴近个体本身的“现实感”？更具体一点地说，含有新闻因素的“Reportage”式写作是否已经彻底脱离了“人民”和“土地”的支撑而成为主旋律的伴舞者？这种脱离是否因为报告类的文体本身而不可避免？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梳理和辨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非虚构写作之于报告文学的断裂是否成为必然。
首先，报告文学是否因为报告类的文体本身而丧失了与当下复杂社会对接的“现实感”，从而走向必然的衰竭之途。当下报告文学面临的乱象，固然给了非虚构写作倡导者们以非议的理由，但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报告文学写作中存在的这些乱象，是写作者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是文体本身的问题？如前所述，报告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辉煌，《包身工》（夏衍）、《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哥德巴赫猜想》（徐迟）等各阶段的经典之作支撑起报告文学的发展框架。我们首先需要确认，这些作品都切合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发展主流，甚至充当了潮流的急先锋。即使以今天非虚构写作提出的“行动”“在场”“现实感”“接地气”以及“较高的文学品质”等写作标准来看，它们也堪称典范。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特别需要坚持历史的标准，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和现实语境中来指摘过去这些作品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能以今天我们认为更具有迫切性的“底层叙事”来否定当时的“宏大叙事”，因为回到那些年代的语境里，不难发现，这些今天所谓“宏大叙事”同样具有迫切性。仅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歌颂知识分子的主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潮，是基于“文革”的“反知识、反文化、反文明”造成历史脚步错乱的现实。陈景润作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弱者，知识分子叙事在当时本身就是具有迫切性的“底层叙事”，只不过因为切合了时代主流的需要而具备了“宏大性”。我们不能因为所谓“宏大叙事”来指责当时的报告文学脱离现实、脱离底层的写作姿态和方式，毕竟对于某个时代来说，还是存在相对迫切、相对凸显的主题的，报告文学的“现实感”及作家的主体责任感由此而来。这里牵涉一个对所谓“现实感”的具体理解的问题。诚然，今天为底层民众而写作的“底层叙事”是具有“现实感”的，甚至能成为当下叙事的主流，但我们不能断定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叙事仅仅就是为当时改革派的意识形态造势，是“媚上”。我们不能强求作家的写作脱离这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时代主潮。这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创作主体基于特定时代精神对“现实感”如何理解的问题。因此，当下报告文学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复杂的社会干扰了作家对“现实感”的判断，削弱了一些作家直面现实真相的主体责任，问题意识缺乏，甚至企图把报告文学这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转变成有利可图的写作手段。但如果断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已经脱离了当下这个时代和底层民众的生活而走向衰竭，甚至从媒体是否关注的角度来判断报告文学已经死亡，[10]从理论上说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那种有意识地把报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来对待的观点，罔顾了报告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事实。
其次，非虚构写作能否克服报告文学面临的写作难题并展现当下读者更需要的、更贴近个体生活本身的“现实感”？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言，代表中国当下文学的方向？尽管前者方兴未艾，但这个话题目前也不可能有结论。其实，在很多提倡者那里，两者的区别与界限并不明显：
非虚构的写作当然需要更多的东西，首先要有调查、还原真相的能力，这里的调查不仅仅是采访，而是要能够在纷繁的世象中找到真相。其次，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能够真实而顺畅地描述出事件的原貌。其三，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非虚构的写作往往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这些领域的基本知识。……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和报告文学不同，必然要站在公众的立场、真实的立场上，反映这个社会真实的状态。而且，一个作家写作，必然会关注那些别人忽略的、受伤害的、被人们遗忘的一面，而这样的真实写作又往往和主流的价值有差距，难以出版，缺少资助者，所以好的作品难出现。[11]
叶匡政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主要支持者，他的这段话传达的信息并不够准确，从专业角度看模糊而含混。他所列举的“调查、还原真相的能力”“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三项要求，在他看来是非虚构写作区别于报告文学的更高标准。而在专业研究者看来，这三项标准实在是报告文学写作者同样应该具有的素养（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严格做到），并不能作为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之间的界限，而是共同的要求，因为不具备这些标准的写作难以称得上真正的报告文学。此外，叶匡政认为真正的非虚构写作是站在公众的、真实的立场上来反映社会的真实状态，是“关注那些别人忽略的、受伤害的、被人们遗忘的一面”的写作。时间较远的作品姑且不论，难道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高考报告》（何建明）、《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黄传会）、《蚁族》（康思）、《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陈庆港）、《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毛乌素绿色传奇》（肖亦农）等等产生良好社会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不符合叶匡政的这些标准？可见，非虚构写作诚如一些人所言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的话，那么，拥趸者们尚没有找到精准的边界，对之进行精确的界定。只是在贬斥报告文学过于靠近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同时，以强调“行动”“在场”及“田野调查”为标志，为非虚构写作争取取材于底层和民间的个人化写作空间。以《中国在梁庄》等为代表的《人民文学》杂志刊登的诸多作品皆属于此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报告文学的软肋，但并不意味着只有非虚构写作能拥有这些写作空间，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比报告文学做得更好，认为其代表文学发展方向就更是愿景了。(https://www.daowen.com)
就非虚构写作在当下的实际展开来看，还存在着几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一是非虚构写作概念的边界问题。如果它的外延无限扩大，把各种类型的纪实类写作都包括进去，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新的文体，而是一个文类。但在时下的文学界，对非虚构写作做这种宽泛理解的并不少见。除去阿来的《瞻对》外，2013年8月，中国首个“非虚构写作大奖”在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上颁出，《出梁庄记》（梁鸿）、《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和《梁启超传》（解玺璋）分获文学、历史和传记类大奖；获得公共关怀奖的《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就是一部典型的报告文学；而获得时代表情奖的《中国制造：欲望年代的干露露们》（李宗陶）则难免让人从中窥见报告文学通俗化的面影。仅从该评奖活动的运作方式看，传媒介入的痕迹过于明显。如此一来，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无限膨胀，和一般的纪实文学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名称的替换而已。
二是当前非虚构写作倡导者极度强调作家的“行动”“在场”以及“田野调查”等在写作中的重要性，但如何在个人化的叙述中体现“现实感”，则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学的因素，“较高的文学品质”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施战军说：“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我们对‘非虚构’更热切的希求是：人性意味、结构、语言等经典性文学要素，能够更自然从容地渗透在写作意识中。”[12]但是，假如没有想象和虚构，这些经典性文学要素能否在写作中呈现？就已经发表的非虚构作品看，结论并不乐观。那么，非虚构写作是否会面临李敬泽等所质疑的报告文学的叙事伦理问题呢？
三是非虚构写作的评价标准问题。写作边界与写作要素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紊乱。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倡导者们尚热衷于概念的推广，并没有做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但在非虚构作家那里，理解是不一致的。梁鸿认为“真实不是‘非虚构’的唯一品质”，丁燕主张“写艺术的真实而非客观真实”，乔叶推崇“有温度和色彩的‘非虚构’”，等等。[13]这起码说明，如何评价写作边界与要素都尚不确定的非虚构写作，文学界眼下还缺乏相对一致的看法。
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相互碰撞与断裂，非虚构写作作为后来居上者取代报告文学在文学界的位置，其必然性与必要性在目前显然还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