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生态与专业批评

法国学者蒂博代在其《六说文学批评》中曾将批评分为三类：自发的批评（媒介批评）、教授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他认为三种批评各有特色，三者共存，互通有无，共同构成了合理的批评生态。蒂博代的批评生态的构成自然有其当时的现状为基础，未必可以作为普适性的批评生态结构，但是对照这一结构却可以发现特定地域特定时间中批评生态构成的变化。就中国批评生态变化来看，从20世纪初期开始，批评结构已经发生了多次转变。20世纪前40年间，批评者的身份相对丰富驳杂。作家的批评、政治家的批评、教授的批评等大量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家的批评相对突出，而现在，则处于作家的批评萎缩，媒介的批评不甚发达，教授的批评一家独大的格局。

这里所谓“教授的批评”当然直接借用了蒂博代的命名，实际上也可称之为“专业批评”或“职业的批评”，主要指受过专业训练同时又在高校、研究院所从事文艺批评和研究者所做的批评。从总体上看，这类批评带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批评的职业化是在20世纪批评理论蓬勃发展和批评范式演进、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确切地说，批评的职业化始自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原型批评强调文学研究对系统文学知识体系的依赖，结构主义则创造了一批只有结构主义者才明了的术语和方法。这些共同导致了批评的职业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批评的职业化大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批评中，有影响的批评家身份构成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批评者同时又是作家，比如周作人、李健吾、沈从文、茅盾等。而到了当代，作家、诗人同时又是批评家的就少了，多的是科班出身专门从事文艺批评的职业批评者。(https://www.daowen.com)

显然，从批评生态构成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批评生态是不健全的，批评生态过于单一。受大众文化的冲击，自20世纪90年代起，精英文化逐渐让出主导地位，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强势发展。到了新世纪，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发展，精英文化受到更为强劲的挑战。而从整体艺术格局来看，批评生态的单一使得批评在丰富的创作形式和艺术类型面前极为尴尬：“电视、电影、网络新媒体不断挤压传统文学的空间，现实被大众媒体劫持。新媒体在反映社会、讲述故事方面的能量远大于小说；现实生活的戏剧性远大于文学虚构的戏剧性；影像的信息传递效果远大于文字的信息传递效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