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意的创生机制
从体裁上看，文学创意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一个独创的热门词（“浮云”“屌丝”等流传度极广的新词）、一句富有表现力的语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已经申请版权备案）、一个新颖的段子（笑话、寓言、微博故事）、一篇小说、一个戏剧剧本、一首诗等等都隶属于欣赏类文学创意文本，它们是文学创意产品的主体，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所在。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创意拥有各自的特征，但总的来说，所有的文学创意都遵循一定的机制，都是在形式、内容、概念三个层面上生成的。
形式创意，即通过对文本的结构、元素的组合方式、表现手法等形式上的变革与实验，而达到创意的效果。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极端的例子——成立于1960年11月的法国文学团体“乌力波”（Oulipo，潜在文学工场）。该团体致力于“系统地、正式地革新文学生产与改编的种种规则”，创造新的规则与形式。1961年，该团体的发起人格诺发表了作品《百万亿首诗》。这一作品由10首十四行诗组成，每首诗的任一诗行都可以与其他9首相应的诗行互换，因此形成了10的14次方（100万亿）的可能。即使24小时不间断读此书，也需要1.9亿年才能读完。[10]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诗歌的“结构主义”实验。在小说领域，类似的“结构拆分与重组”的实验就更多了，如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以第二人称呈现的“套盒结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马克·萨波塔创作的扑克牌小说《作品第一号》，全书100多页，却没有装订成册，没有页码，读者可以随机抽取组合，像玩扑克牌那样阅读小说。及至计算机技术普及的当代，形式创意的产生变得更为迅捷。例如，结合软件做成的“超链接小说”“文字剧情游戏”，读者可以任意选择路径阅读。
除了结构上的创意，格诺的另一作品《风格练习》则是对文学如何写这一形式问题的有益探讨。《风格练习》是格诺对一个日常生活事件的99种讲述方式的实践。这件事非常简单：我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脖子很长、戴着奇怪帽子的小伙子，他一直在抱怨。下车后，他的朋友提醒他整理一下扣子。对于这一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格诺尝试了“隐喻”“梦境”“错序”“官方信函”“喜剧体”“十四行诗”等99种风格的表述[11]，差不多可以涵盖文学形式创意的所有技法。可以说，自卡夫卡以来，无数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都对“文学形式”的创意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所尝试的“碎片化叙事”“迷宫叙事”“仿像写作”等创作方法都在尝试抵达文学形式创意的极限。当然，这种形式创意并不能脱离读者存在，否则就进入了作者“自说自话”的极端，就失去了价值。
再者，语言风格、标点使用、文字排版等细节方面的变化也能产生形式创意。例如，贾平凹的《废都》，有意采取一种“文白结合”的语调，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金宇澄的《繁花》，尝试用“沪语”写作，在排版上也大胆地突破标点的规范，采用大段叙述的方式，从而产生别致的韵味。当然，形式创意不能盲目追求“异质性”和“惊奇性”，需要为内容和主题服务。
内容创意，即文本表现了作者独特的新的人生经验，建构了奇特丰富的文学世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类型文学”的自我更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开辟了盗墓小说的先河，以奇崛的想象力构设了一个灵异恐怖的地下世界，J.K.罗琳凭借“哈利·波特”系列所创造的魔法世界，托尔金的《魔戒》与《霍比特人》所想象的精灵世界，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内容创意的主要表现形式——借助于强大的想象力、变形思维的能力，可称为“幻想式”内容创意。除此之外，真诚地表述个体经验，采取“以情动人”的方式也能产生创意效果，我们称之为“共情式”内容创意。例如，青春小说、校园小说、韩国爱情剧等类型，并没有宏大叙事，但表现出极强的“移情效果”，作家与编剧的情感经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也不失为好的创意。
概念创意，也可以称为观念创意、主题创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角度，如杜牧的诗《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一反前人赞赏项羽英雄气节的论调，指出真正的英雄应该有远见和忍辱负重的品格，在主题上采取了“逆向思维”的手法，达到了创意效果。诗歌史上的禅诗、哲理诗，小说中的哲理小说、寓言小说，都属于“概念创意”的范畴。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分三种，叙事的，描绘的，还有思索的小说。在思索的小说中，叙述者即思想的人、提出问题的人——整个叙事服从于这种思索。”好的“思索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文化观，往往能引起思想的变革。同时，概念创意还可以引发形式创意与内容创意，它是文学创意中最深刻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