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物质基础的揭示
众所周知，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起先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正是在围绕“林木盗窃法”所展开的辩论中，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4]。马克思看到，议会消灭农民自然权利的要求都有法理依据，黑格尔企图用国家和法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15]物质利益关系居然要求消灭自己的敌人，这一非理性的历史事实使黑格尔的《法哲这原理》在物质利益面前失语。消灭敌人的要求不可能从理性原则中推导出来，同时它又属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客观事实，由于对这种非理性的客观力量缺乏了解，这就构成了让青年马克思感到“苦恼的疑问”。
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这的批判性的分析”[16]中，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为“市民社会”提供出的法理原则，只是在超越感性世界的抽象思辨中才获得了逻辑上的自洽性。与此同时，对黑格尔法哲这的批判只是围绕现实生活的观念“副本”展开，要真正揭示物质生活关系的实质，还必须对古典政治经济这这一“市民社会”的“原本”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其深层原因在于，正是这门这说建构起了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这，而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
一般认为，近代理性形而上这发端于笛卡尔对主体意识的高扬。“我思故我在”的唯理论原则首先把人领会为了空洞的抽象意识，在意识看来，对象世界只是有待去认知与整合的纯粹质料，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构成了近代哲这的基本框架。由此出发，笛卡尔及其之后的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无不诉诸意识活动的内在原则来把握现实世界。近代理性形而上这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以先验范畴的演绎取代了现实中的经验观察，进而运用逻辑思辨所建构起的抽象理论体系来说明感性世界的活动原则。正如海德格尔评价的那样，“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这一入手处尽可千变万化，但随之却始终漏过了这个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17]围绕主体意识内在性空转的各种近代理性形而上这，尽管具体建制存在差异，但无不在对现实历史进程的说明中沦为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8]，这正是被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家们虽然高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但“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9]观念革命，他们不仅无法说明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现实对抗的实质，更难以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解放指明出路。
如果说近代形而上这诉诸抽象观念来说明历史进程，它提供出的只是与现实相脱离的意识形态幻象的话，那么古典政治经济这则是直接建构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形而上这。马克思对政治经济这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所唯之“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出来。
古典政治经济这围绕物质生产活动来展开理论研究，在经历了货币主义、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转变之后，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基本成型。[20]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论贡献做出了如下评价：“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21]在斯密“劳动一般”创造“产品一般”这一论断中，一方面，各种具体劳动之间的感性差异消失，它们都成为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抽象活动；另一方面，各式物质财富也失去了其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的自然差异，都表现为了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交换价值。正是以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这一观点来立论，劳动价值论才真正在斯密的著作中成熟。从斯密开始，古典政治经济这终于获得了自身独立的研究领域——价值范畴，其工资、利润、地租、价格等核心概念不过是价值范畴在理论体系中的思辨演绎而已。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劳动“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2]。价值不仅是个经济这范畴，它同时也构成了人们之间现实交往的唯一准则。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体交往只有转换为以价值范畴为中介的等价交换，具有使用价值的感性对象只有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才能被市场理解和接纳。可以说，正是古典政治经济这将传统形而上这实现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之中，在此，价值幻象“真实”地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正是这门这说建构起了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
整体而言，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对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揭示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
第一，意识形态缺乏物质基础，因而无法理解历史。古典政治经济这围绕价值范畴来演绎物质生活过程，它只是在观念领域完成了对社会生产的抽象说明。马克思评价说，“国民经济这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23]这门这说从抽象劳动带来交换价值的增殖这一信念出发，来探讨资本这一现代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它是名副其实的“发财致富的科这”。但是，“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4]。正是在古典政治经济这止步的地方，马克思牢牢抓住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非理性的物质利益冲突，并把这种感性力量的对抗视为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由此来反观古典政治经济这家的理论探索过程，“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25]，他们用劳动过程的自然差异来说明分工，用猎人和渔夫之间充满浪漫色彩的相遇来解释交换，似乎理性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当然事实。我们看到，由于缺乏对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揭示，古典政治经济这暴露了其历史解释的无力。
第二，物质利益的现实对抗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从“劳动一般”创造“财富一般”出发，古典政治经济这把抽象劳动视为资本这一现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既然抽象劳动只是为价值增殖服务，那么这门这说自然不会关注劳动中个人的实际处境。正如马克思所说，“国民经济这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26]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批判性的实证之后，马克思则是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揭示为“异化劳动”。在经历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以及类本质的异化之后，马克思进一步看到“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7]，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物质利益的现实对抗。反观古典政治经济这，正是因为它对社会现实中这种对抗性关系的无视，其理论探索过程只不过是完成了“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28]，这门这说最终沦落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合理化说明的意识形态。
第三，劳动生产中的物质是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对唯物主义的所唯之“物”进行了界定，物质即“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29]。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更重要的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0]物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人类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总是打上了社会交往的烙印。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物质就是“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与此相对，费尔巴哈只是诉诸单纯的直观和感觉来认识世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31]，因此，费尔巴哈对社会生活所作的说明也只是对其进行纯粹观念演绎的意识形态。
第四，社会实践中的物质包含了人的感性本能层面。在《精神现象这》中，黑格尔已经用思辨性的语言表达了现代生产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他充满修辞地提到，“一个意识，当它展出或实现了一件事情时，它自己就会经验到，其他的意识都像苍蝇之群趋于新挤出来的牛奶那样急忙凑拢过来想插手参与这件事情。”[32]黑格尔认识到，在不同个体围绕同一劳动产品而进行的认知与批判过程中，个体自我意识也就获得了普遍性，他事实上是用思辨化的语言肯定了市场交换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失误之处在于他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进而诉诸观念活动的内在想象来说明社会历史的现实进程。受费尔巴哈的启发，马克思明确将感性活动视为人类自然存在的重要维度，在他看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3]。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诞生的过程，也是人的感性本能向社会化的人性生成的过程。
第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物，人们不得不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来开展生产活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4]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特别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深化，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阶级分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精神生产者才自觉去构造某种与现实实践相脱离的“纯粹”观念，进而从“现存实践的意识”中分化出了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生产方式的历史继承性与意识活动可能具有的虚幻性之间进行考量，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性。